一猴难求，“克隆猴之父”孙强开始考虑自己养猴子。
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实验室里，前后使用了超过1000只实验猕猴，现在，实验用猴子成为难题。
一位医学研究专家说，因为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在进化上与人类更为接近，现在最前沿的医学研究，必须使用猴子进行药物实验，才能得出更准确的研究结果，而猕猴更因与人类更高的进化接近性，让实验猕猴具有了不可替代性。“大约有8成左右的实验猕猴，被用于此类医学研究。”
多位受访科研人员表示，近两年来，药物临床前研究对实验猴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新冠疫情暴发后，疫苗以及各类相关药物的研发也进一步消减实验猕猴现有存量。因素叠加下，实验猕猴的价格在两年内暴涨，2019年不到万元一只，到2021年初，已经达到两三万元。今年以来，实验猕猴的价格基本是“每月涨价一万元”，现在已经达到六七万元甚至十万元一只。
比价格昂贵更让人头疼的是，“抱着钱也买不到猴子”。记者了解到，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先款后货预订猴子，却都不能及时拿到，三五个月的等待期稀松平常，还要四处通关系、“刷脸”才能抢到猕猴。
根据中国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行业协会近期数据，我国实验猕猴的现有存栏量大约20多万只，其中85%为食蟹猴，15%为恒河猴。根据我国《野保法》规定，食蟹猴和恒河猴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无论捕猎、繁育、交易都受到法律限制，需要拿到相关批文。当猕猴成为实验动物，还需要从科技管理部门申请《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和《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在取得这些资质的前提下，每一次实验猕猴交易，还需要额外办理《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审批》。
高额利润的背景下，有人开始铤而走险。业内知名“猴王”、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竖生物)董事长王正武，因涉嫌“非法收购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于今年2月被警方刑拘，3月被逮捕。其涉嫌非法收购的野生猕猴数量超过200只。
“抢猴子成为竞赛”
“现在市场上的实验猕猴，六七万元的都是一般价格，如果要挑各项指标更好的，可达到10万一只。”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高级兽医师耿祥飞从事实验猕猴行业已超过20年，最近有一个实验项目需要用到猕猴。为了找猴子，国内40多家猴场他打遍电话，几无所获，“以前还能挑挑拣拣，现在买要找关系，还要等三五个月猴子才送过来。我最后找了个小猴场协调了一下，买了20只，大猴场想都不敢想。五六月份的时候我订了猴子交了钱，现在猴子还没到呢。”
国家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作为全中国“使用实验猕猴最多”的科研机构之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前后已用了1000多只猴子。平台主任孙强说：“我去年买的猴子今年才到，去年买的时候4.5万一只，今年已经8万了。”
广州华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水林说，实验猕猴的价格在2020年底就涨到了2万，后来几乎每个月涨接近一万块钱。
比飞涨的价格更让人心慌的，是抱着钱也买不到猴子。
等待实验的恒河猴。受访者供图
“钱交出去了，猴子不能及时到手里，据我所知现在很多科研项目是在等着动物到位。”
前四川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主任尹海宁称，目前，和新冠病毒有关的研究项目还能被优先考虑，但其他的项目“可能就得放一放”，“我们机构这几年猴子的用量一直在增长，从整个市场看，用量也在涨。主要是生物医药，尤其是大分子药物，用猴子用得多一些。加上2020年的疫情，用猴就更多了。因为做疫苗和药物开发、研究，都要用到猴子。”
新京报记者采访中发现，有不止一名受访者表示，目前，全国多个省市“抢猴子成为竞赛”。有关动物实验的项目，在每个省份都非常受欢迎，颇受招商部门青睐。
“头部企业已开始收购猴场、囤积猴子。”广州华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水林说，大型医药科技公司的竞争已经成为生物资源的竞争，有些巨头公司已规划到三五年以后，“实验猕猴这一资源正在被逐渐垄断。绝对垄断不可能，但有向头部靠拢的趋势。”
谢水林最近做药品器械方面的项目，找来找去一猴难求，最后辗转买到10只老年猴，每只六七万块。“3-6岁之间的壮年猴几乎绝迹。”他一声叹息，“两三年内不会好转。”
根据苏州西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不完全统计，2017年国内主要使用单位的实验猴使用量为18140只，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为28026只，涨幅达54.5%。
杀鸡取卵
孙强认为，实验猴生产能力有限是导致市场供不应求的原因之一。
“最开始都没有实验用猴，主要是大小鼠，兔。后来扩展到小型猪、猕猴。猴子一直管得比较严，当时办很多手续很不容易。”在前四川省实验动物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刘孝福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审批实验用猴的发证单位涉及包括卫生在内的多个部门， 2000年左右，实验猕猴的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审批实现了多证合一。
“多证合一开始让市场化养殖实验用猴变得可操作。”一名猕猴研究专家称，彼时，第一批市场化养猴场的猴子来源，一部分是改制后的林场抓捕所得，“比如安徽，林场改制后有很多业务就开展不了，随后利用当地资源，开始做猕猴的养殖繁育中心。”
“我国现在有超过40家企业养实验猕猴，但规模化的养殖企业所占比重并不高。“孙强说，部分小企业“有猴就卖”，难以进行科学、长远的种群繁育，“这也导致绝大多数猴饲养企业的繁殖种群动物老龄化严重，繁殖率显著下降。”由于食蟹猴和恒河猴的性成熟时间都在4年以上，因此，即便一些养殖企业看到了这个问题，也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转型。
实验室里的恒河猴。受访者供图
根据新《野保法》相关规定，科研机构因物种保护目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使用人工繁育子代种源，“意思就是野生猴子进入猴场后的第三代，才能成为实验猕猴。”行业资深人士耿祥飞说。
“可以预见在未来3-5年内，市场的需求还会不断增加。”孙强认为，随着繁殖种群中动物年龄的进一步老化，年出栏动物数很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
广州华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水林认为，新冠疫情也是造成实验猕猴紧缺的原因之一。“因为新冠疫苗必须用猴子。现有新冠病毒疫苗尚有提升的空间，所以还有很多公司在开发新的疫苗。目前涉及生物的、核酸的东西，几乎都要用到猴子。”
在孙强看来，新冠疫情并不是导致实验猕猴短缺的主因，药物临床前研究对实验猴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才是核心因素。“90%的实验猕猴，都被药物临床前研究用掉。我估算全国缺口至少是现有产出量的1.5-2倍。”
数据统计，到2020年，我国大分子候选药物申报已经突破三位数。这也导致国内新药研发临床前研究中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在近几年急剧上升。
“近年来大分子生物制药市场发展势头可以用迅猛来形容，全球几乎所有最尖端、最先进的重大疾病治疗方法如艾滋病、肿瘤等均与生物大分子药物有关。欧、美、日等国家均认同生物大分子药物将是21世纪药物研发中最有前景的领域之一。但是，这些药品在成为新药前都需要进行临床前研究，以证明有效性和安全性。”孙强说。
多位受访人员称，实验猕猴身价暴涨和一猴难求，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正在对科研造成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成本大幅上升。“以前实验猕猴在一个项目里大概耗费成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现在的话已经超过二分之一了。”前四川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主任尹海宁说，作为实验资源，猕猴的繁育速度较慢，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虽然其他动物也都在涨价，但就这个涨得最厉害。”
另一方面，因为猴子越来越贵，许多猴场开始杀鸡取卵。“有一句俗语，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孙强说，有的猴场已经在猴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会选择“不留种，有猴子就卖，所以用于留种繁殖的猴子也越来越少。中国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行业协会统计，现在实验猕猴的存栏是20多万只，其中母猴大约在5万只左右，一年大约产出两三万只。事实上，去年存量就已经卖光了，1岁的猕猴也在被出售。”
猕猴买卖的非法途径
耿祥飞说，从2000年中国有实验猕猴市场开始，国内非法买卖和国际走私交易就一直存在。2019年，南宁海关破获一起特大走私食蟹猴案，查证走私食蟹猴达2735只。
2021年，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正武因涉嫌“非法收购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被逮捕的消息，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
实验室里的食蟹猴。受访者供图
2003年，王正武成立了四川横竖生物，主要从事实验动物生产、销售。据当地媒体报道，2015年，横竖生物的实验猕猴养殖规模和出口量已位居全国第一。到2017年，横竖生物实验猕猴存栏量7700只。其三年共出口试验猕猴2000多只，90%出口美国，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在此期间，王正武也成为四川省人大代表。2017年初，横竖生物在新三板正式挂牌。
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案子目前查到的相关猕猴已经超过200只，涉及的交易上家不止一个。”4月8日，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发布公告表示，“发现王正武收购猕猴的行为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
“最早三四千一只猴子，现在几万块一只，利益太大了。”一位熟悉王正武的人说。
但在专家看来，非法途径的猕猴进入实验猴市场存在隐患。“野外的猴子大多带有结核，不知道病源。如果流向市场，不仅会给整个动物种群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也存在着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
2020年1月26日，中国发布《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为严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断可能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全面禁止了包括猴子在内的所有野生动物的进出口和“任何形式”交易。据《观察者网》报道，中国叫停实验猕猴进出口后，美国等国家的疫苗研发亦受影响，《纽约时报》曾报道称世界需要猴子来开发新冠疫苗，但“中国颁布的野生动物禁售法案，进一步加剧了实验猴供应短缺问题。”有网友戏称此为“闭关锁猴”。
现在，孙强开始考虑用自己使用过的“退休猴”进行繁殖，但这是否是长远之计，尚未可知。
新京报记者 杨雪 编辑 胡杰 校对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