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舞蹈队正在排练。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新京报讯（记者 肖隆平） 11月30日，2021年“舞动北京”活动刚落下帷幕、北京冬奥举办在即之际，由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新京报社、千龙网、北京舞蹈学院、北京市文化馆、北京舞蹈家协会联合主办，新京智库承办的“健康中国·舞动文明——2021首届中国广场舞发展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
在主题为“组织的力量：从建设到治理的迈进”的分论坛上，来自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和北京朝阳区的社区负责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城市空间叠用起来
论坛期间，北京市朝阳区富成花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恔表示，社区是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一个社区会有这样那样很多的队伍，占比最大的是文体类队伍，各个社区基本上都有。不管是南方、北方，社区基本有合唱团、舞蹈队，各种操、球、棋牌或书画类群体组织，但无论是老旧小区还是新建小区都存在着空间不足问题。
王恔表示，在小区有限的公共空间内，各种组织、队伍之间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摆在社区党委面前的一个治理难题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社区不可能把楼拆了建活动室，那么就只能想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广场舞研究”团队的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米莉认为，“广场舞大妈”不见得一定要在户外场所进行，其实还有很多空间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比如老年活动中心，或者小区商铺门前的空场地——平时是没有人，那可不可以把广场舞大妈、商铺经营者叫一起协商一下，怎么更好地把商铺前的空地利用起来。
米莉还表示，在城市里，尤其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些空间可能需要叠用、套用，只是需要有关部门去安排好使用的顺序。他们实地调研发现，有些商家其实很乐意把他们商铺前的空地用起来，因为老人家来跳舞有帮助他们引流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商铺人气。
对于广场舞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被称为“研究广场舞第一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勇军表示，从学者的研究角度来说，首先是需要各方面努力，不管是政府参与、党建引领，还是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等，都需要满足大爷大妈们对跳舞，对幸福生活向往的诉求。同时，有关组织也可以通过做工作、家访，甚至其他各种手段，让大妈们更好遵守城市的运转规则，不轻易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权利。
黄勇军建议，解决广场舞所衍生的问题，能不能把大爷大妈们往城市周边乃至乡村去引。这几年国家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探索了“一村一社”的一些具体模式。那么，在把农村的“村”和城市的“社”之间做一个连接，他们探索建立了归与书院，在湖南已经落地。就是通过书院志愿者把生活在城里的大爷大妈们吸引到乡村去。
“大妈们”在公园跳舞。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到乡村更广阔的空间去，他们想喊麦就喊麦，想跳舞就跳舞，想干农活就干农活”，黄勇军表示，这是他们想到的一个相对容易实现的解决方案，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利用好不同社区组织的“动能”
米莉认为，“广场舞大妈”跳广场舞，其实更多是有交友、情绪宣泄和重新建立熟人社会网络的需要。那能不能把一些替代性的文化活动放进来，比如安排织毛衣活动，让她们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聊天，交换她们的生产产品，还可以形成紧密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社群文化也在这个过程慢慢建立了起来，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在安排这些文化活动时，“有一支力量其实可以好好地借用，那就是社会工作者的力量”，米莉介绍，社会工作者一般比较年轻，他们有专业的素养和培训机制，那不妨让他们来给广场舞大妈和其他居民之间做好协调、处理。
王恔介绍，在社区建设和治理过程中，无论是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度，还是从社区引入第三方资源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在加强社区治理专业上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王恔表示，实际上，这些民间社团组织的成员们，比如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最后成为小红帽志愿者，也可能参与到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他们这几年在社区动员这块就一直在推进品牌树立工作，通过组织培育、转型以及形成社区文化，最后形成社区品牌。
这个社区品牌的建立其实就是基于居民们各自的兴趣喜好，因为他们的兴趣喜好多种多样，所以参与的形式也是丰富多彩。“我曾经想过退休后，一定要带一支能走出中国，迈向国际的广场舞队伍。作为基层工作者，一定要通过表象去关注社区居民的心理，关注他们更多真实的需求，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了，不管什么问题、矛盾都不会永久存在”王恔说。
米莉表示，人们关注广场舞问题的时候，还是要跳出问题本身，要看到问题中的人真正需求是什么，然后再来决定该怎么做。作为政府基层管理者也好、社区工作者也罢，还是作为参与者本身都需要跳出现有的治理框框来想：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我们的行为，如何使我们的行为更符合多方的利益。“这也提醒我们，要更多地以人为本，真正考虑到广场舞大妈们需求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和心理诉求，然后对工作做出相应调整。这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编辑 | 张笑缘
校对 |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