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气候学家、瑞典哥德堡大学讲席教授陈德亮。图/受访者供图


2021年是极端灾害频繁发生的一年。


从1月到12月,从亚洲,到美洲,再到欧洲,不少地方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极端天气灾害。比如12月10日至11日凌晨(当地时间),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区,总共发生了45场龙卷风,上百人死亡。


仅仅几天后,台风“雷伊”在菲律宾南部锡亚高岛登陆,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并引发洪水,受灾人数超过118万。菲律宾国家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雷伊”在该国已造成375人死亡、500人受伤,另有56人失踪(截至12月21日晚数据)。


国际著名气候学家、瑞典哥德堡大学讲席教授陈德亮告诉新京智库,就全球而言,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许多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出现了诸如异常龙卷风、更多的和路径不一样的强台风等现象,而且有些干旱的地方更干旱,多雨区域出现更多强降雨等迹象。


陈德亮是地球系统科学的倡导和践行者,也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科学家,他拥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6个院士头衔。


在全球气候变化越发受关注的当下,2022年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气候环境?哪些国家和地区的极端天气事件或将更严重?我们能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点什么?新京智库为此采访了陈德亮。


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和强度在加强


新京智库:回首2021年,你认为全球极端天气是否有增加趋势?


陈德亮:从全球角度讲,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确实都在加强。比如,2021年12月份发生在美国的龙卷风,在北半球冬季以前都没见过,而且连续发生这么多次,出现的路径跟以前也不太一样。还有2021年12月中旬发生在菲律宾的强台风。在欧洲,比如瑞典,有气象记录以来从来没有遇过的洪水在2021年夏季发生了。中欧一些国家因洪灾死亡上百人。


新京智库:极端天气的发生有没有呈现出什么新特征或趋势?


陈德亮:现在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些地区变得又干,温度又高。这种类型的复杂极端事件可能导致野火等。2021年夏天世界上出现很多这样的事件,例如意大利出现4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谷最高温达到54.4摄氏度、加拿大也出现了4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在加拿大一些地方,夏季平常温度也就是20多摄氏度。瑞典过去几乎不缺水,这几年开始出现了干旱现象。同样,在欧洲南部,地中海地区,2021年干旱更厉害了。


与此相反,有些地区尤其是气候湿润区更容易出现强降雨、洪涝现象。


新京智库:在中国这个情况正好反过来:北方降雨多了,南方降雨少了。


陈德亮:对,中国降雨的区域分布上是有一点反过来,但它不是极端天气。“7·21”郑州暴雨,这类事件将来可能更容易发生。


▲2021年7月20日,郑州市民涉水骑行。图/新华社 


新京智库:美国总统拜登对于2021年12月的龙卷风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认为其与气候变化有必然关系。换句话说,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政府首脑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足够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你认为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


陈德亮:拜登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气候科学家。不过在谈到气候变化时,与他的前任相比,他更以事实为基础,表述也相对严谨。他不说龙卷风跟气候变化有必然联系,是科学的说法。龙卷风是一种短期的天气现象, 而气候是天气的长期统计结果。如果是前些年,科学界也没办法将某一次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因为天气是一个混沌、复杂的系统, 极端天气也可以在没有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发生。天气与长期的气候变化有时有联系,有时也没有确切的关系。


最近几年,我们有办法把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找出来,但也不能说是“一对一”的关系。只能说,如果没有人类温室气体的排放引起了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比如说只有5%,但因为有了人类温室气体的排放,发生的概率增加至95%。也就是说,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还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关系。


所以,我不认为拜登的这个表述证明现任美国总统不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


气候合作不是中美合作的“绿洲”


新京智库:有观点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上达成一致。你怎么看两国目前在气候变化合作上的进展?


陈德亮: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美目前是全球第一、二排放大国,如果中美两国不减排或减排的量不够,那么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基本无解,所以很多人都希望中美两国合作。中国外长王毅说的一句话很实在,美方希望气候变化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果“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这话的意思就是,中美合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美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态度是,该跟中国合作的要合作,但是在政治策略上,他们的目的其实是要以此来让中国减排,让中国做更多的承诺。但两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工业转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也比较好,而中国还没有,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排放量大而且还在增加,这是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当然,现在有条件和能力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如果中美真想合作,一定是要有更多领域的相互开放,比如贸易、技术。事实上,中美不仅没能合作,美国最近又出了一些制裁中国的措施。从目前美国政府的行动来看,看不到有合作的迹象。


新京智库:这对全球气候合作是不是将带来影响?


陈德亮:肯定会有影响。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减排“不是人家让我减,而是我自己要减”。所以,我想中国政府会持续做好减排工作。至于要跟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作,做多少事,这要看中美两个国家的共同努力。


在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中美联合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大家对此有点惊讶,双方竟然发布了这样一份联合声明。这份声明让大家看到了一丝合作的希望,但仅有希望不够。


▲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新京智库:不管是二氧化碳,还是甲烷或一氧化氮减排都需要技术。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短板,需要跟国际开展合作。你觉得跟哪些国家可能建立比较好的合作关系?


陈德亮:确实,发达国家在减排技术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可能让中国比较尴尬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处于发展早期阶段,这些国家给予了技术方面的援助。如今,在中美竞争大背景下,发达国家都开始提防着中国,甚至围堵中国,所以接下来在技术交流方面,中国想跟发达国家合作可能会比较困难。


新京智库:德国是否会是一个例外?


陈德亮:德国应该是不会轻易地搞僵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因为德国最大的出口国是中国,这是它的最大利益。但最近,德国产生了一个新政府,其对华政策仍有待观察。


2022年极端天气可能发生更多


新京智库:2016年《巴黎协定》设定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必须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内(才能防止气候进一步恶化),但现实是“数十年来全球气候危机应对乏力”。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2022年是否可能有所改变?


陈德亮: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公共资源的悲剧”。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一种公共资源是不收费,而且不加以限制地供所有人使用,比如说是一片草地,大家就都会去草地上玩耍、野炊,草地很快就会被破坏掉。因为如果你不去草地上玩一下都觉得亏了。干净的空气也是公共资源,如果没有限制、规矩,大家就会很快把它破坏掉。


如果想改变这个现状,必须要做几件事。首先,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中美(累加起来占全球一半以上)必须做好减排工作。两个国家都有一定的话语权、影响力。如果中美两国都不做或者做得不够好,怎么指望其他国家做好?中美经济发展还相对可以,尤其是美国,全球还有很多国家经济还没中美的好。印度就是例子,经济正处于发展阶段,排放增加也很快,要让印度率先承诺做好碳减排,他们肯定不乐意。


其次,全球治理还得建立一套有效的合作模式。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要做好碳减排有法律制度,有监督,做不好还有惩罚,但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这样的机制。现在是采取自主原则,就是你愿意怎么做自愿(向联合国)报备,比如要在什么时间实现减排20%的目标,但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理模式,更没有惩罚措施。这就很难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最后,可能让气候变化发生改变的是,大家对于气候这个公共资源继续破坏,直到有一天发生一起特别大的灾害,比如说一下死了几千万人,大家一下醒悟了:地球不能再这样被“玩”下去了,再“玩”下去我们就全完蛋了。现在全球每年因空气污染死去的人数有几百万,但这还没能引起人类的醒悟。


这是个比较悲观的观点。我们都希望前两种情况会出现:有人带头,有一套好的全球合作治理模式。所以,这也就是回答你的问题2022年能不能转好,我现在看不出来会有重大变化的迹象。


新京智库:那2022年全球气候会不会变得更糟?比如极端天气会不会更加严重,哪些国家或地区将更加严重?


陈德亮:我们知道排放会影响气候,但是对某一年影响有多大这个很难说。气候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自然变化,就是说即使没有人类排放,天气和气候也会变化,并且短期变化还有一些随机性。所以,你说2022年会怎么样,我的回答是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但是因为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2022年的气候变化是否更严重,我告诉你大概率是更严重。但一年还是太短,一般我们预估10年以上的气候变化。


具体哪些国家、地区会更严重?从降雨与洪涝这对关系来说,中高纬度地区,比如北欧、中欧下暴雨的频率会增加。在南欧、地中海附近和北美洲西海岸(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会变得更严重,森林大火也会更多。这几年,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土耳其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森林大火就很严重。高温热浪、龙卷风和强台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生也会更加频繁。


甲烷减排是温控短期见效的措施


新京智库:2021年年末,在中国出现了一股氢能新闻热,你如何看待氢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能否有效缓解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陈德亮:因为氢能燃烧后变成了水,所以氢能是公认的好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氢能的生产成本比较高。要想大规模地使用还是要先解决成本问题,这也取决于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10多年前,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也是很高,很多人唱衰太阳能,认为这没有前途,但是现在太阳能光伏电价比火力发电价格还便宜;风能也一样,现在上网电价也很便宜了。所以不能一棍子打死,最起码氢能是好东西,是有潜力的。


▲太阳能光伏发电。图/unsplash


但是,也不要指望氢能可以大规模取代其他(化石)能源,因为氢能市场和使用需要满足很多条件,但可以作为将来的一个能源选项。真正大规模解决用电问题,一些国家开始重启核能发电站,这就说明核电可能还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解决方案。


新京智库:你参与主编的《2021年十大气候科学新见解》中提出,除了大幅削减二氧化碳,还必须解决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现实中我们对甲烷和一氧化碳氮的关注很少。为什么要关注这两种气体呢?


陈德亮:为什么没关注甲烷?这主要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是人类活动引起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人类对二氧化碳的关注比较多,减排力度也大,所以甲烷的相对重要性有所提高。虽然大气中甲烷的浓度比二氧化碳低很多,但甲烷吸收热量的能力是二氧化碳的28倍。到现在为止,甲烷已经达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升温作用。这样在温室气体里,就不得不关注甲烷了。一氧化二氮的作用跟甲烷差不多。


新京智库:甲烷和一氧化二氮主要来自什么地方?


陈德亮:甲烷主要来源有两个:农业和畜牧业,工业生产。农业主要来源于水稻田。种水稻时因为需要水,水隔绝了氧气和土壤,土壤里就没有了氧气。无氧环境下很容易滋生出一种甲烷菌,进而产生很多甲烷。还有湿地,也容易产生甲烷。在北极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有时可能打一个洞就冒出很多甲烷,点个火就能着。


更重要的是畜牧业,比如,牛是反刍动物。草料被牛吃进去在胃里面反复咀嚼,其实也是一个发酵消化的过程——产生出甲烷。因此,牛放屁、打嗝都会排放很多甲烷。据统计,全球饲养的牛排放的甲烷占人类排放甲烷总量的三分之一。


而且,人口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吃牛肉的热情比以前也更高,这带动了肉牛饲养数量的增加。有机构预测,大概到2050年左右,肉牛需求将增加70%。


新京智库:那相比二氧化碳,控制甲烷排放难度是否更大?


陈德亮:甲烷的生命周期比较短,排放到大气里后大概20年就会消失,二氧化碳需要几百年,所以甲烷比较容易化解。这说明,一旦甲烷排放量减少,地球空气里的甲烷量也很快会减少;而二氧化碳就算现在开始减排,空气中的总量还是会继续增加,因为以前排放的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失。


如果说有什么好策略能够快速减少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减少甲烷排放就是个很好的方法,比二氧化碳减排的效果更快、更显著。你一减少,20年以内它就没了。从这次新冠疫情来看,控制甲烷排放也是必要的。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约7%,但甲烷排放量却猛增:2020 年大气甲烷的年增长率为14.7PPB(容量单位),而2000年以来才增加了119PPB。


“拿你的钱去投资环境友好公司”


新京智库:因为新冠疫情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约7%,你是否觉得这给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启示?


陈德亮:我觉得是有启示的。因为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减排约7%,但我们还活得不错,这说明二氧化碳是可以减排的。碳减排可能让人类过得稍微痛苦点,但最起码没让人类痛苦得不能忍受。另一个启示是,2021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劲反弹说明我们在减排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


▲冰川正在融化。图/unspalsh


按照《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温控目标,接下去10年-20年时间每年要减少7%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与2020年因疫情而减少的排放量正好相当。


新京智库:所以,还是要通过科技手段来实现减排?


陈德亮:那是肯定的,正如前面介绍的,二氧化碳的寿命比较长,还有很多国家在继续排放,如果不改变策略,那么短期内全球的二氧化碳总量就难以减少。


怎么办?除了继续努力减排,比如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量,不用那些二氧化碳排放多的能源, 还需要通过人工手段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比如采用碳捕集技术,捕捉到后把二氧化碳埋到废弃的矿井里、深海里。在挪威、冰岛研究者正试着把捕捉到的二氧化碳渗入到岩石中,让二氧化碳也变成岩石。这种事情我们还要做得再快,再多一点。


新京智库:2022年了,你对应对气候变化有什么期望或者建议?


陈德亮:我的期望是,如果想做得更有效果,还是得从国家层面甚至全球联手,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与能源结构和消费有关. 大家都应该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在“地球村”生存的人类,每个人都要有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感。


很多人认为,作为个体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的事有限,其实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来做出我们的贡献,比如尽量不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同时可以减少浪费,比如食品浪费。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全球还有很多人吃不饱,另一方面却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规划署统计,全球粮食总产量的约14%损失发生在收获与零售环节之间,另有17%遭到浪费,包括家庭、餐饮服务和零售方面出现的浪费。此外,还可以少吃点牛肉。


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是,有些人有闲钱,会拿去炒股票做投资,那投资时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对环境比较友好的公司。可能一时投资收益率会低点,但当大家都投资这类公司时,(这类公司的效益)自然也会好转,到时收益也会高。资本的走向,也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很大贡献。


新京智库访谈员 | 肖隆平

编辑 | 张笑缘

校对 |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