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利刻刀划过坚硬的杜梨木,一条完整的线条被刻意划出了一个缺口。“这样就和古版一样了,”辛艳君放下了手里的刻刀。

 

整整一个星期,她才完成了这块“下山虎”古版复原的第一步,刻出了最基础的线条。

 

还有四块套色的版没刻,她想着在虎年春节之前,把这幅传统的下山虎木版年画刻出来,印成年画,让人有机会把这幅几百年前的老虎贴在家里,虎虎生威。

 

武强虎年年画。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武强年画的前世今生

 

1月5日,河北衡水武强县。

 

过了新年,春节就越来越近了。只是城市里的年味儿越来越淡,包括这个木版年画的发源地之一。大街小巷里,几乎见不到年画的影子。走在县城的街道上,很难想象,在木版年画鼎盛的年代,这里曾经每年生产1亿张年画,全靠人工刻版和印刷。

 

辛艳君是武强仅剩不多的木版年画制作者之一,她的小店,深藏在一条小街道边上,门脸上没有太多木版年画的元素,反倒是字画装裱等大号的广告语更加显眼。

 

辛艳君在她的年画店铺里。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这是武强县仅有的五六家经营木版年画的店铺之一,其他的几家,都集中在县里“武强年画博物馆”周边。

 

不管在哪里,生意都不算好。当初让许许多多手艺人们养家糊口的木版年画,能养活的人越来越少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

 

2005年武强年画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武强木版年画最早出现于宋代,那个创造出《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的时代。和艺术创作不同,从诞生之初,木版年画天生就带着平民特质,接地气,是典型的民间艺术。

 

在武强年画博物馆里,从事木版年画研究的陈贺芝,对木版年画的特质,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点儿。

 

陈贺芝在武强年画博物馆里。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木版年画从一块雕版开始,选用本地的野生梨树——杜梨树做材料,杜梨树木质细密、坚硬、没有横竖纹,适宜雕刻,也适宜反复印刷。

 

纸张最初是草纸,价格便宜,一般人家都买得起。

 

颜料是各种植物的萃取物,槐米制成黄色、石榴花榨出红色,靛蓝草萃取蓝色,锅底灰混成黑色,三原色加上黑色,可以配成所有的颜色。

 

武强年画博物馆里的各色颜料。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年画的题材,取自农耕生活中的一切所见所闻,二十四节气、十二生肖、数九、山水花鸟、戏曲神话……无所不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和杨柳青的精妙、桃花坞的婉约不同,诞生于华北腹地的武强木版年画,更多了一些北方广袤平原上的粗犷和豪放。

 

清代中期,武强县的木版年画发展到巅峰。在武强县旧址,原名南关的地方,仅可考证的画店就有144家,周围从事木版年画的村庄有60多个,上千户人以此为生。

 

武强年画博物馆里,各式各样的年画。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那是武强木版年画的黄金时代,太多手艺人会集在此,用刻刀、木头、颜料和草纸,创造出璀璨的年画,送到天南海北,给那些辛劳了一年的人家,带去一点儿色彩,以为慰藉,也充作庆贺。

 

消失的年画集散地

 

当年的盛景已经不复存在了。曾经的木版年画集散地周边,城墙消失了,画店消失了,制作年画的手艺人,也快要消失了,还能刻版的人寥寥无几。

 

韩金刚是少数还在村里刻版的人。韩金刚从小喜欢画画,从10多岁开始学,学到初中毕业,却发现,画画养不活自己,他选择了学刻版。

 

韩金刚向记者讲述武强年画。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如同武强木版年画千百年中一代代的传承一样,那些一脚踏入木版年画中的人们,最初学的是手艺,一门可以养家糊口的技术。

 

“那时候学这个,能养活人,”韩金刚的师父、武强年画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63岁的马习钦是这样入行的,还有他唯一一个可以刻版印刷养活自己的女弟子辛艳君,以及更多的木版年画学徒,都是这样入行的。

 

每天早晨起来,吃完早饭,韩金刚就会穿上围裙,坐上工作台。那是一个简陋的桌子,上面架着一座台灯,一张陈旧的电脑椅。椅子上还有一个按摩器,可以按摩腰椎和颈椎,刻版的人,常年伏案,大多颈椎不好,有个按摩器,可以让工作时间延长许多。

 

韩金刚正在刻版。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刻累了,他会走到院子里,让眼睛、脖子和手指也歇一会儿,韩金刚的院子里,摆满了收购来的杜梨木,院子里有电锯,他会自己改成木板,随时备用。

 

如今,杜梨木也不好收了,这种野生的梨树,只能结花生大小的果子,没有人吃,而且,树长得很慢,一尺左右的直径,得百年左右才能长成,坚硬而细腻,可以在上面刻出精密的花纹。

 

韩金刚展示刻版的杜梨木。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就好像刻版的手艺一样,至少要两三年工夫,才能刻出一块能用的版。一开始学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但印出来之后,线条、转折、角度,许许多多细节,都会暴露出刻版的问题,要么线条断了,要么深度不够,要么不够流畅,像一幅小学生的涂鸦。

 

院子外面,这个名叫乔疃的村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华北村庄,村庄外是广袤苍凉的田野,冬天的寒风在光秃秃的平原上呼啸而过,完全看不出来当年家家户户生产木版年画的盛景。

 

“以前多,现在很少了,我们这个村子,就剩我一家了。周边的村子里,也几乎找不到了。”

 

艺术都在日用之中

 

“年画要满”,在马习钦的院子里,这位老手艺人说。

 

和国画讲究留白的传统不同,年画要喜庆,要圆满。整个画面,不能留太多的空白,所以设计年画的绘画者们,总要想办法让线条结构均匀地分布在画幅的各个部分。

 

喜庆的武强年画。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中国人过年,讲究圆满丰裕,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辛苦一年的人们,在年终岁尾,更愿意用丰富的食物犒赏家人,用浓烈的色彩装点节日。

 

年画完美地满足传统居民对春节的想象和期待,构图丰满,色彩鲜艳,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素材,足以成为寄托愿望的载体。

 

和生活一样,每一幅年画的制成,都需要经历漫长的工序和打磨。完整的杜梨木,改成木板,用刨子推平,再用砂纸仔细地打磨光滑,还要上一层香油。这可以让表面变得更细腻,也让坚硬的木头稍稍软化,适宜雕刻。香油干了以后,将画好的画,用糨糊粘在版上,再等待糨糊干透,用清水沾湿抹布,轻轻地把纸擦掉,画上的线条就留在版上了。

 

雕刻好的木版。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雕刻木版,讲究“陡刀立线”,刻刀有很多种,有鹰嘴刀、剔刀等,鹰嘴刀的前端并非普通的刀尖,而是类似鹰嘴的弯月形,适宜刻画线条,剔刀则用来剔除空白部分,让线条凸显。

 

刻完的线条并非直上直下,而是梯形的,这样有利于印刷。一块版刻成后,可以印1万到2万张。如果线条直上直下,很容易磨损断裂。

 

木版上雕刻的线条是梯形的,这样便于印刷。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其实,不光是线条,在拓印之前,所有的步骤,都要为最后的印刷服务。比如图案设计,要利于雕刻,普通的绘画可以极其细腻和复杂,但如果用于雕版,则很难表现出来,或者刻出来后,用不了几次就坏了。

 

在木版年画的制作中,雕刻是最麻烦也是最累的工序,但并不是一次性的,事实上,一块雕版,通常要经历多至十多天的雕刻,如果刻坏了一块,也不意味着一块版废了,手艺人们有自己的方法,把坏的部分剔除,补上一块新的木材,续上线条继续刻。手艺精湛的人,可以做到毫无痕迹。就如生活一般,在修修补补中,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年画并不总是古老

 

木版年画的出现,是开风气之先的产物。

 

雕版印刷刚刚成熟的年代,它就进入了寻常人家的生活之中。在过去的时代,木版年画几乎占据了寻常人家所有可以张贴的空间,门画、中堂、对联、条屏、窗画、灶画、斗方、灯方……陈贺芝总结了30多种武强木版年画的形式,构成了北方农村最浓厚的年味儿。

 

年画博物馆里各式各样的年画。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近千年的演变发展,木版年画积累了无数题材,比如十二生肖,每一种都有许多不同的样子,还有常销的九九消寒图、打春牛、灶王龛等。在这些题材中,老虎、狮子、花瓶最受欢迎,武强俗语说“老虎狮子大花瓶,吃遍天下不怕穷”,正是市场留下的记忆。

 

除了这些传统的经典样式,在不同的时代,手艺人们也在不断创造新的题材。陈贺芝介绍,在1946年,武强年画艺人带头成立了“冀中年画研究社”,创作了很多新的史诗题材。改革开放后,手艺人们也在不断创作新题材。


韩金刚就是一位喜欢创作新题材的木版年画创作者。最让韩金刚得意的,是他几年前创作的赵州桥图,也是他做过最大的一块,长两米多。为了那块版,他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构图,然后又用了8个多月刻成了版。如今,这套版已经被人收藏,他手里留下的,只有少数印出来的画卷。

 

韩金刚在制作木版版画。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题材在更新,技术也不断迭代,比如多色套印的技术。年画上的颜色是丰富多样的,最少也有三四种,如何用固定的雕版,印出丰富的色彩?

 

一代代的手艺人们,创造了套色印刷的技术。一幅完整的画,在刻版人的手里,被分解成不同的颜色,每一种颜色单独刻一块版,最终分解成多块不同的版,拓印时,同一张纸,在不同版上拓印,一幅多彩的年画,就会逐渐成型。

 

韩金刚创作版画的工具。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马习钦的工作室里,层层叠叠摞着数百块刻好的版,这些版或者三个一套,或者五六个一套,每一套,都是一幅独特的年画。


即便如此,他的大部分时间,也还在雕刻新版,有些老版用久了不能用了,有些被收藏家买走了。刻版40多年,他留下的只有极少的一部分。

 

越走越远也越卖越少

 

年画装点了中国人的年味儿,但在工业时代,传统的木版年画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

 

事实上,马习钦在刚刚入行的时候,木版年画面临的挑战就开始了。马习钦16岁入行,为了学一门吃饭的手艺,进入一家公私合营时成立的画厂,学习木版年画的制作,也是在那时,厂里引进了第一台油印机,木版年画的活儿一下子就少了。

 

马习钦正在制作木版,他16岁就入行了。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木版年画越来越多地被印刷品替代,几乎面临传承中断的局面。一直到1985年,武强县成立年画博物馆,那些老木版才被保留下来,少部分老艺人,也有了生存之地。

 

马习钦还记得,他师父那一辈,会刻版的还有十多个人,但到了他这一辈,只剩下他自己了。以前这门技术,养活了武强县许许多多的手艺人,后来,能养活的人越来越少了。

 

幸好,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传统的木版年画得到了支持,马习钦的19个弟子中,也有不少依然留在了这个行业。

 

年画博物馆里,正在制作木版的手工艺人。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比如辛艳君,辛艳君是马习钦的弟子中,唯一以制作木版年画为生的女性。她喜欢复原古代的技艺,曾经花费巨大的精力,复原了古代的植物颜料。很多材料都是从中药铺买的,非常贵,还有的北方已经不再生长,要到南方买。

 

现在的木版年画拓印,基本上都在使用更便宜、也更方便的广告色、水彩颜料等,辛艳君复原了植物颜料,但也仅仅是保存一份更详细的资料而已。

 

辛艳君正在制作老虎年画。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她还在尝试复原老版的年画,就在前不久,她想起一幅虎的年画,却找不到相应的木版和图案了,最终在年画博物馆找到了一幅旧版。照着旧版,一点点复原。甚至连旧版磨损的地方,也原样保留了下来。

 

“有些东西没了,就再也找不到了,所以趁着还能复原,就多复原一点儿。” 辛艳君说。

 

武强木版年画。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其实这些年里,武强木版年画已经走过了很多地方,甚至在国外展览、获奖。但不可否认的是,年画的销量并没有太大的起色,马习钦现在每年只能卖出两三万张木版年画,以前一年可以卖出20万张。辛艳君的网店里,每个月也只有很少的成交量。

 

曾经辉煌的木版年画和手艺人们,在渐渐地远离人们的生活,更像一个被陈列起来的古董。

 

事实上,比起年画,拓印年画的木版,更有可能被人们陈列起来。如今,像马习钦、韩金刚、辛艳君这样的手艺人,刻完一套木版之后,直接把版卖出去,要比卖画更有市场,许多收藏家们,会收藏那些没有沾过颜料的新版。

 

那些版卖出去后,被陈列在各种各样的收藏室、展览馆中,永远都不会沾上颜料、印在纸上,也永远没有装点人家的机会了。

 

制作木版年画的手艺人。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不过,对传承木版年画的手艺人们来说,这未必全是坏事,至少,在大工业的时代,可以让他们有一碗饭吃,让他们依旧有一笔一画雕刻的力量,把千百年来的手艺传承下去。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颖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