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马瑾倩）近年来，外卖配送等新业态发展迅猛，尤其新冠疫情以来，居民对于送餐、买菜、寄送快递等服务需求逐渐增加。为了追求更多订单、更快送达，新业态从业人员自身劳动权益和交通安全等多方面问题激生，使得“外卖骑手困于系统”。

大街上忙于送餐的外卖员大军。图/IC photo

今年北京“两会”上，外卖、快递等新业态从业者权益和安全保障问题仍旧是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委员们建议，从平台的管理运营核心“算法”入手，同时在交通安全和劳动保障方面予以支持。

给“算法”设底线

所谓“系统”，是一套提高生产效率的平台算法，也是平台企业获得更高利润的重要手段。

根据某平台公司公开资料显示，其对配送时间有“历史数据模型估算时间”“城市通行状态特性下估算时间”“出餐到店取餐等配送各场景累加估算时间”和“配送距离估算时间”四种评估算法。平台企业通过实时智能配送系统分析配送员大数据，利用算法进行派单，给出建议路线，压缩配送员数量及其配送时间，提高单位时间内送餐数量，从而获得更高利润。

“对安全生产‘红线’和劳动者身心健康底线，这些算法均没有明确的考量。”来自工会界别的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服务工会主席孙宇说。

来自科技界别的市政协委员黄轶同样认为，企业管理平台将外卖配送人员绩效与配送时间、配送单数量挂钩，通过利益驱动外卖配送人员完成更多配送任务，激励结构中缺少安全激励部分，导致大部分外卖配送人员在绩效与安全的博弈中牺牲了安全利益。

来自科技界别的市政协委员黄轶。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

孙宇提示，“算法”实际上助长了法定节假日加班制度化、带病上岗常态化、极端恶劣环境里抢单等情况，牺牲劳动者安全健康来换取局部收入增长，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多位委员认为，应当从“算法”底线上给予约束。

2021年7月，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明确，网络餐饮平台要进一步完善订单分派机制，优化外卖送餐员往返路线，降低劳动强度。科学确定订单饱和度，向外卖送餐员分派订单时，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合理管控在线工作时长，对于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的，系统发出疲劳提示，20分钟内不再派单。

就北京市而言，孙宇建议，由市行业主管部门牵头，从保障外卖送餐员的劳动安全出发，指导平台企业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科学合理确定配送时间。

来自工会界别的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服务工会主席孙宇。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

“外卖管理平台企业作为运营主体，有责任预防和减少外卖配送人员交通事故。”黄轶建议，除了延长配送时间、限制接单数量外，平台还可以通过路线导航系统监控外卖配送人员车速，对于超速、逆行行驶的人员给予一定的限制，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配送资格。

来自科技界别的市政协委员、掌阅科技创始人张凌云认为，平台、骑手和用户之间还可以做更多平衡。他建议平台给用户和骑手更多选择。“比如有人需要时效性更强的服务，那他应该付出更多报酬，机制上应当提供类似一对一专送等服务。”张凌云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营造一个更公平、更利于健康发展的生态。

来自科技界别的市政协委员、掌阅科技创始人张凌云。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

安全上路有待落实

外卖骑手超速、闯红灯、逆行、疲劳驾驶、占用机动车道等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

用户点外卖时间一般也集中在交通晚高峰时段，而出行区域也主要集中在临近繁华餐饮街区和住宅小区之间，危险系数极高。

对此黄轶建议，开展外卖配送人员非机动车交通安全专项治理。建议交通管理部门加强重点街区、高峰时段非机动车安全行政执法力度，晚高峰时段，在餐饮商业街区增派执法力量，重点查处外卖配送人员无证上路、“一盔一带”不齐、超速行驶、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有条件的道路，可增设拍照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非现场执法设备。

超速骑行的电动车，是另一个安全隐患。记者注意到，由于电动自行车配速有限，很多骑手会进行非法改装。对此黄轶也提出建议，加大对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行为的打击力度。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小企业、小作坊、小门面的监管力度，对违法主体实现动态清零。在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工作基础上，充分运用信用监管机制，将违法行为与个人信用相结合，对于改装限速装置的电动自行车改装人和所有人进行信用登记，一定程度上限制失信人行为。

近年来，电动车电池爆炸等事故频发，“充电难、充电慢、充电不安全”等问题在骑手这一行业显得尤为明显。通过建设“换电柜”等设施，可以安全、便捷、快速实现电动自行车换电。

而针对换电网络建设选址难，换电网络引电难、电费贵，运营成本高等问题，来自科技界别的市政协委员张志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他提出，建议将用于电动自行车的“换电柜”等设施列入北京市“新基建”范畴，纳入城镇规划，开放市政、绿化、街道等公共空间，加强统筹规划，优化网络布局。

在降低换电企业运营成本方面，建议“四免除”或降低换电基础设施的场租费用，将引电纳入直供电范畴，比照5G基站的电价进行收取，鼓励换电运营企业加大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骑手权益应由谁负责？

目前，外卖配送团队的构成主要包括平台自营、商户自营、众包配送、物流供应商及代理商提供物流配送等四种模式，不同的模式也意味着配送员所属的单位不尽相同。

这其中众包骑手，与平台企业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在权利与责任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对称，进而造成平台责任不明确、平台与劳动者关系模糊、劳动者权益缺乏保障等问题。

孙宇调研了解到，众包骑手准入门槛低，一人、一车、一个App，注册通过后可以立刻上岗，没有底薪、社保，可以自由抢单，可以拒绝系统派单，但多次拒绝会被限制抢单，不受差评和投诉影响，但超时会面临严重的惩罚，超时1秒钟，配送费扣50%。

国家层面出台的《意见》对这一机制提出了整改要求。要求指导企业完善考核机制，遏制“以罚代管”，加强对恶意投诉的甄别处置，拓宽快递员困难救济渠道。

针对各平台算法之间缺乏统筹管理和规范，孙宇建议探索跨平台统筹管理。由市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探索跨不同用工平台的第四方平台管理模式，对外卖平台和送餐员进行统筹备案、规范管理，合理确定订单饱和度，降低劳动强度，防止出现日夜接单、超负荷劳动现象，确保外卖送餐员休息休假权益的落实。

北京市去年9月印发《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推动平台企业建立健全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和调整机制，按时足额向提供正常劳动的“平台网约劳动者”支付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但同时孙宇也指出，在现行《劳动法》框架下，劳动权益保障和社会保险是跟劳动关系深度绑定的，平台企业与劳动者、劳务派遣企业、个体工商户之间的关系也会最终反映到劳动权益的保障落实中。“平台企业利用现行劳动法律体系对安全生产和劳动保障的相关责任进行规避，势必会损害劳动者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个人职业发展等长远利益。”

“双方不构成管理与支配的劳动关系，导致灵活就业群体无法纳入现有的强制性工伤保险体系。”市政协委员陈晓海注意到，目前，各平台企业主要通过意外事故商业保险来应对职业伤害风险。“这种商业保险的缴费主体是劳动者，且覆盖面窄、理赔率低、保障水平不足。”因此他建议，应当着眼新的制度保障方式，建立由政府主导、不与传统劳动关系挂钩的职业伤害险。

市政协委员陈晓海。受访者供图

维权路径保障方面，陈晓海建议为从业者提供法律援助，并简化申请流程或对劳动争议频发的某些行业提供专门帮助，推动建立新业态大数据分析监测系统，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

“政府推动成立交通运输行业工会联合会、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外卖行业工会联合会等，织密组织覆盖网，使新业态从业者可就近入会，便捷维权。”陈晓海建议。北京市服务工会主席孙宇向新京报记者透露，目前平台头部企业的建会入会工作正在推进，一些头部企业已经建立了工会组织。

同时，孙宇建议建立多方协商协调机制，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头部企业）、工会定期召开会议，就行业劳动定额、报酬支付办法、劳动保护、奖惩制度等涉及平台企业与外卖送餐员权益的重大事项进行协商协调。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见习编辑 陈静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