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年度反腐大片《零容忍》热播。

专题片披露的典型案例中，落马官员利用职权为家族牟利成为腐败的显著特征。其中，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之子王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之子云磊，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之子云凯晨，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之子张岩，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的儿子，违纪违法细节首次曝光。

王富玉利用权力为儿子王斌获取茅台专卖店经营资格

王富玉任省部级领导干部长达20余年。1998年，他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2002年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口市委书记。2004年，王富玉调任贵州省委副书记，2012年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出任贵州省政协主席，至2018年卸任，2021年2月被查。

专题片第二集《打虎拍蝇》介绍，茅台酒是贵州独有的稀缺资源，王富玉自然也不会放过利用这个资源的机会。他利用权力为儿子王斌获取茅台专卖店经营资格，又违规获取大量茅台精品酒指标，赚取巨额利润。2014年，茅台集团在三亚投资开发一家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请托王富玉帮忙承揽项目建设，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与沈某以“合作”为名在前台办事，自己藏身幕后运作。

王富玉还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也是打着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就以这种方式向王斌输送利益6000多万，王富玉则帮助他承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

涉案商人姚幸福说，“跟王斌是合作办企业，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如果没有一个省委副书记的父亲，你能跟他合作吗？不认识王斌的话，像这种项目，我们这种小公司肯定是接不到的。”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34亿元。2019至2020年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735万余元。王富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王富玉出镜忏悔说。

在专题片第二集《打虎拍蝇》播出次日，王富玉被判死缓。

云光中之子云磊和云公民之子云凯晨，合伙做煤炭“生意”，坐收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

云光中曾任鄂尔多斯市市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被审查调查；202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受贿所得的近亿元财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业的就达到3700余万元。

云公民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2019年10月被审查调查；2021年经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将择期宣判。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4个多亿中，绝大多数都与内蒙古相关。

专题片第四集《系统施治》披露，不少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涉足煤炭领域，是涉煤腐败案件中的突出现象之一。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就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实质上就是坐收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

云公民之子云凯晨说，“为了讨好我父亲也好，输送利益也好，就通过煤炭的形式，让我们低价买高价卖。”

云光中之子云磊说，“实际上他们这种大型煤炭企业，首先跟我父亲很熟，包括跟凯晨父亲，他们实际上都很熟。没有这个资源的话，你对接不上，人家批发价为啥给你？”

一家内蒙古煤炭私企，以低价将煤炭“批发”给云磊和云凯晨，再由他们高价卖出去，买家实际也是这家企业联系好的，全流程一手操办。云磊和云凯晨开的所谓公司，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只需要签签合同，走个手续，就能拿到所谓的倒煤差价款，毫不费力就坐地收钱。

“想把这事情做巧妙一些，尽量看着跟我爸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肯定要操作一下。”云磊说。

专题片指出，领导干部为企业在煤炭资源配置、项目审批等方面大开方便之门，企业为相关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牟利大开方便之门，表面看似合法合规，实际上利益交换通过这“两扇门”在暗中完成。这家企业多年通过这种方式向云磊输送利益数千万元。云光中则利用职权，在企业煤制油转化、灭火煤等多个项目审批推进过程中，鼎力支持。

专题片披露，煤炭领域腐败问题还扩散蔓延到交通、土地、房产等其它领域，一些煤老板发家后，进而参与修路、炒地、炒房，权钱交易也被带入其中。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就在内蒙古涉足房地产、道路工程建设，云公民一方面给地方官员打招呼帮助儿子拿地，一方面指示华电集团下属煤业公司在儿子公司团购住房，让儿子迅速积累巨额财富。

云凯晨直言，“其实我没做过生意，我也根本不会，鄂尔多斯的很多官员都是我爸的老部下，所以就很方便，我们进行土地开发什么的，就给我们开绿灯，做了很多违规的事儿。”

“在内蒙古有好多我认识的人，所以正好能帮他。他需要我给他打个招呼，疏通一下关系，我就帮他说说话。”云公民说。

云公民还直接利用央企领导的职权为家族牟利。比如乌兰察布市运煤公路项目，云凯晨名义上与另一家公司合作建设，实际只是通过父亲的权力，从华电集团下属的信托公司获取3个亿的贷款，就分得了项目一半的利润。

2020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专项整治，对2000年以来全区所有煤矿的规划立项、投资审核、资源配置、环境审核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要素清查，摸清违规违法问题底数。同时，全面核查2000年以来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和退休的所有公职人员，组织139万多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申报参与煤炭企业投资入股情况，再运用大数据比对，发现并查处谎报瞒报的人员。清查发现，有煤的地区、管煤的部门、涉煤的企业、配煤的项目，大多数存在违规乃至违法问题，腐败存量之大、牵涉范围之广、涉案人数之多都令人触目惊心。

截至2021年10月，专项整治共查处涉煤腐败案件736件1023人，其中厅局级69人、县处级243人，查处涉煤经济案件57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39人，追缴挽回经济损失523.88亿元，以空前的力度，宣示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张琦喊话儿子张岩：尽快地回国投案自首

张琦生于1961年3月，曾任儋州市市长、儋州市委书记，2014年9月任海南省委常委，次月转任三亚市委书记。2016年11月，他调任海口市委书记。2019年9月，张琦在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任上落马，2020年12月因贪腐1.07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专题片第五集《永远在路上》指出，在权钱交易途径上，张琦受贿的1亿余元中，本人直接收受的不到200万元，其余都是通过妻子儿子来收受的，而且拿“经营投资”当幌子。

张琦的儿子叫张岩，早年留学加拿大，2012年，张琦出国参加了儿子大学毕业典礼，并让儿子首次收受了陪同前往的一名老板送上的“生活费”。

张琦回忆，“我对家里管得也很少，特别是对我那孩子有愧疚心理，我就说要帮他一下，跟我一块出访的一个老板就主动提出来说给他10万加元，我当时还自欺欺人地跟儿子说，你将来还给他。”

张琦儿子张岩，被红色通缉

在儿子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的十字路口，张琦用自己的“示范”，给儿子上了人生第一堂贪腐课，也由此将儿子带上了一条违纪违法的不归路。张岩回国后提出想做生意，张琦就介绍各路老板给他认识，并再次向老板“借款”给儿子作为本钱。海南建丰旅业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海强就“借”给了张岩3000万元，作为回报，张琦为罗海强的企业在推进征地拆迁上提供帮助，这些所谓的“借款”，自然都没有还。张岩很快就习惯了倚仗父亲不劳而获，也开始主动向老板索要。他往返于中国、加拿大之间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

“妻子也好，儿子也好，始作俑者都是我，管家治家的失败，也是失教。”张琦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刘立锋介绍，“他儿子也是有样学样，在加拿大生活期间，跟老板索要钱财，要几十万加币购买豪车，没几天这个车撞了，又去跟人家要十几万加币修车。”

张琦还让海南恒瑞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板陈学辉出资，在海口和深圳为儿子购买了两套房产，深圳的这套海景房购买价格就达到3500万元。张琦则利用职权，帮陈学辉的公司在承揽项目、解决土地纠纷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了掩人耳目，房产一直放在陈学辉公司名下不办理过户，2019年，张琦感到组织在调查自己，又安排陈学辉多方进行掩盖。

这个房产钥匙掌握在张琦儿子手里面，他为躲避调查，就把这个门锁让陈学辉换掉，另一方面要求陈学辉把这个房子重新装修，安排陈学辉的下属住进去，这样的话就证实这个房子不是他的。

据介绍，张琦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板的第二代谋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实际上是为他儿子将来的发展铺路搭桥，更好地密切他儿子和这些老板、和老板的第二代之间的关系，他的目的是为了权力和财富继续在二代之间传承。

2019年，和张琦关系密切的一名老板被留置，张琦预感到可能会牵出自己，开始想方设法对抗组织调查。他得知情况以后，第二天就安排他的儿子、儿媳出逃加拿大，还企图切割他和妻子钱玲之间的关系，就是保自己。给多名与他有不正当经济往来的私营企业主联系，要求这些人出境躲避。

2019年9月，张琦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由于他儿子涉案金额巨大，中国向全球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张琦这才深感后悔。

张琦儿子张岩，被红色通缉

专题片中，张琦忏悔说，“我特别后悔这件事，也希望对我儿子说，现在还年轻，不要自暴自弃，能尽快地回国投案自首。”

工作人员介绍，张琦后期实际上非常后悔让儿子出逃，他希望在接受审查期间，能够把儿子劝回来，他给儿子发了几十条微信，但儿子始终没回，他感到比较伤心。

张岩至今背负红通在海外东躲西藏，在张琦授意下外逃的多名老板却很快认清了形势，纷纷主动回国配合调查。当权钱交易一笔笔被查清，张琦才反思自己给妻子儿子带来的究竟是什么，自己的父母又是如何要求自己的。

“对不起我93岁的老父亲和87岁的老母亲，我妈妈特别讲，不能拿人家钱，不能要人家钱，不能要人家东西。有一次我老婆去商场买东西，拿着购物卡，她陪我妈妈一块购物，我妈妈看到以后就问她这购物卡哪里来的，我老婆说人家送的，我妈妈当时拧头就走，让退回去。”张琦忏悔说，“是我毁了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美满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现在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男人，要忠孝吧，我现在不仅不能为国家尽忠，而且成了国家的罪人，尽孝也尽不了。”

刘川生退休前趁着还有权力，为儿子彻底铺好路

此外，专题片第三集《惩前毖后》还披露，2021年7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动投案，向组织主动交代了她任职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为其儿子在合作办学方面谋取私利的事情。

刘川生出生于1950年12月，2005年6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2016年11月卸任。

2011年，刘川生的儿子留学归来，想在学前教育领域创业，但是既没有资金、场地，也没有经验、基础。刘川生就利用职权，违规让儿子在外使用北师大招牌开拓业务。当时，和北师大合作办学需经专门的合作办公室办理，有规定的程序，也需要向北师大缴纳一定费用。但刘川生却绕过了程序，安排下属违规帮儿子开办了第一所幼儿园。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介绍，“（刘川生）通过下属联系到了北京市的一个区，约定开办一个公办性质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分园，把这个幼儿园私下交给了她的儿子去运营管理，其实和北师大实验幼儿园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员是自己聘用的，财务也是独立的。”

“是北师大我的下属去签的协议，但实质上就是我孩子经营的。”刘川生说，到2015年，感到快退休了，决定趁着还有权力，为儿子彻底铺好路。她要求下属，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这么一个品牌，相当于一次性授权给她儿子的公司使用。“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战略协议，他可以去挂牌，可以挂北师大幼儿园的牌，他就变成了代理商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专题片指出，这个所谓的“战略协议”，完全是违规私下签订的，并未经北师大认可。随后，刘川生儿子在全国多个地方开办了“北师大附属幼儿园”。挂上北师大的牌子，就意味着这个幼儿园不论是从招生上、从后期发展上，都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保障。

“一把手”的孩子滥用北师大品牌，教职工自然十分反感。2017年，中央巡视组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进行巡视时，就收到了相关反映，巡视组明确指出合作办学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要求立即整改。刘川生让儿子的机构摘掉了北师大品牌，认为就算“过关”了。2021年，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再次巡视北师大，也再次指出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刘川生看到消息后，思来想去，终于决定主动投案。

刘川生说，“第一次巡视的时候，实际上指出了这个问题，我实际上是很害怕的，因为这件事就是违纪违法的。2021年再次巡视的时候，又有这个反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很大了，我觉得不能有侥幸了。”

刘川生的决定是明智的。当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收到了中央巡视组移交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的有关刘川生纵容儿子违规合作办学的问题线索，并开展初步核实。刘川生主动投案交代了这一问题，但她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对自身错误又如何认识，都是专案组需要深入审查调查的内容。

刘川生主动投案后，专案组制订针对性方案，和刘川生系统性地展开谈话。刘川生很快又交代了自己长期违规占用北师大专家楼一间近80平米的套间、违规以低价购买北师大开发的京师园小区住房、违规办理和干预人事录用等问题。她初期对错误的反思，停留在过不了物质关、亲情关层面上，专案组安排她对照中央两次巡视发现的问题，反思自身错误行为对学校的深层次影响。例如两次巡视都严厉批评的合作办学乱象，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成了北师大的一种创收手段。刘川生作为“一把手”，自己帮儿子从中分一杯羹，自然也致使这一乱象愈演愈烈。

刘川生投案后，她儿子对其所属的教育机构严格整改，主动上缴违纪违法所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违纪违法情节、危害程度、认错态度等，经报请党中央批准，2021年12月给予刘川生开除党籍处分，按六级职员调整其退休待遇。

“从严治党抓得越来越紧，对反腐的决心也越来越大，这是大形势，一定要认清这个形势，早投案、早交代，真的要相信组织。到这以后，你才能感受到组织是真心救你的。”刘川生忏悔说。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