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在儿童文学研究上的学术思考，也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学校的行远书院从事核心通识课程《大学之道》的教学工作，2021年我持续思考的就是人文学者科学修养的重要性以及人文与科学的融通这一问题。

在我撰写《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一文时，作为关键词的“范式”一语就取自托马斯·库恩的影响力巨大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而言，“范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虽然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提出来的，但是，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学科研究具有相通之处，比如两者都有学科，有研究方法，有合理的问题，需要建构理论体系，因此，库恩的“范式”无疑是一个可以移植到人文学科的概念。

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在发生之初，就存在着以周作人的研究为代表的潜在的“范式”。在对这一潜在的范式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提炼和显现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人文科学中的“自然科学”，并将“科学性”论述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的一个重要内涵。我指出：第一，在周作人的与儿童文学研究相关的知识系统中，有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还有具有自然科学内涵的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儿童学等学科的知识；第二，周作人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创造性地转化为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思想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领域的“思想革命”，提出了成为发生期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基石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第三，周作人有意识地将科学作为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认为“科学常识”使人立于正确地看待事物、思考解决问题的立场上。

被称为划时代的科学家的霭理士对周作人的思想影响甚大。周作人有数十篇文章提到霭理士对自己的思想、学术乃至人生观的影响。他对霭理士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的好处，在能贯通艺术与科学两者而融合之，所以理解一切，没有偏倚之弊。”要“理解一切”，科学是极为重要的维度，缺失这一维度，就会产生“偏倚之弊”。“贯通艺术与科学两者而融合之”，周作人的这句话值得人文学者认真记取。

2、值得关注的图书

因为我研究儿童文学，再加上我上的通识课《大学之道》里有两讲是在讨论“传统与现代”这一问题，所以我非常重视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世界这一新体系的生成，也是科学革命的结果。科学是一种文化，科学是一种世界观。真正的人文科学是不能将自己置身于科学文化之外，老死不相往来的。个体的人文学者当然也是如此。

在2021年，我继续阅读与人文科学相关的一些科学著作，其中数学哲学家M·克莱因所著《数学与知识的探求》一书，我觉得特别值得认真阅读。该著作描述了探索物理世界的最有力的工具数学的发展，论述数学与知识探求之间的关系。

《数学与知识的探求》，M・克莱因 著，刘志勇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我们了解到，伽利略背离了亚里士多德对现象的发生作物理的解释这一看似正确的范式，对物理现象进行量化描述并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牛顿继承、发扬伽利略的这一现代物理科学的重要范式，写成了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因为牛顿运用数学原理来研究物理学，所以作出了“最著名的贡献”，那就是“将天上和地下的现象统一起来”，改变了以往的“混沌”的世界观，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物理世界。对我本人而言，在克莱因的引导下，自己是在通过理解数学这一知识工具，学习洞察事物本质的方法。

在2021年，我作为评委，参与了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秦文君儿童文学创新奖等奖项的评审。在我重点关注的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我既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也发现了未来发展的症结。

我认为，“成长”书写是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命脉”，我期待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在“成长”书写方面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取得整体性的突破和进步，因为在叙事文学这一维度，无论是作家个体，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家群体，“成长”书写的能力，都是其核心的艺术能力，甚至是终极的艺术检验标准。

具体一点说，我希望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在结构上能少写一些“并列型”故事和“松散型”故事，而要在“发展型”故事的写作上建功立业。“成长”书写对故事的结构有着规定性。虽然“发展型”故事未必就带来“成长”的书写，但是，书写“成长”却必然要采用“发展型”故事。

作者 | 朱自强

编辑 | 吕婉婷、李永博、罗东

校对 |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