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中国宣布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包括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等5个。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闵庆文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实地调研，连续针对国家公园建设提出提案。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闵庆文特别强调要重视国家公园内当地居民的利益，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闵庆文。受访者供图
当地人是国家公园中的一部分
“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人在那里生活。正是当地居民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而且也长期维持了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和生物多样性。”闵庆文说，当地人应当被视为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2021年10月，中国宣布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为第一批国家公园。第一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了中国陆域近3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自2017年开始，闵庆文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聚焦自然保护地生态经济功能协同提升问题，并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和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进行应用示范。
经过多年理论研究与实地调研，闵庆文说，国际上关于国家公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和管理。其中有一些国家的国家公园管理和运营模式，值得中国学习借鉴。像法国、加拿大等，都是将国家公园视为社会-生态系统，当地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在国家公园发展中具有保护与发展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他们既是国家公园的建设者，也是自然保护的受益者。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当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出现了雪灾而影响到野生动物生存时，是当地人积极参与运送草料和野生动物救助。”闵庆文介绍，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居住着6万多名当地居民，即使是面积最小的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区内也有近1万人。“将这么多人全部迁出，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正确的做法是将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国家公园建设、自然生态保护有机结合在一起，让他们成为生态管护员，实施生态补偿措施，根据生态承载力，鼓励发展生态友好型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当地居民已经与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相处，形成了具有显著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具有重要生态保护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而这些既是生态保护的基础，也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
他说，即使是很多人都影响生态保护的农业生产，其本身就是国家公园内的客观存在。举个具体的例子，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区内，有耕地35.27平方公里，粮食种植以水稻、玉米、番薯为主，经济作物种植以橡胶、槟榔、茶叶、南药、热带水果为主，养殖业则以桑蚕、养蜂等为主。
“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些适度的农业生产，大多采取生态友好型生产方式，并没有对当地生态产生破坏，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既发挥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传承了农耕文化。”闵庆文说，所以，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应重视协调人与生态关系，将人的发展利益与生态保护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还应通过生态补偿等调控手段，提高他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当地居民是国家公园的建设者和受益者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面积19.07万平方公里，比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大21倍；平均海拔在4000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对任何职业化管理团队来说，要对这样的公园实现全覆盖的精细化管理，都会付出巨大的精力与资源成本。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对园区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1.7万牧户，建立起生态公益“一户一岗”机制。17200名本地牧民，成为这座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最熟悉的，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给他们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就是在让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事业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他们应当是国家公园保护和发展的参与者，也应当是生态保护最主要的受益者。”闵庆文说。
值得一提的是，闵庆文还提及了国家公园建设应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化利用。他说，“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包含着丰富的传统物种、生态技术、地方文化，其保护和利用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将这些生态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国家公园的建设路径有机地结合起来，会实现当地居民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关于国家公园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议，闵庆文提到要对当地居民利益予以足够重视。与此同时，一个切身关乎当地居民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应当对当地居民给予生态保护补偿，但目前这方面还很不够。
“在一些容易泥石流、山体滑坡的地区，国家会花费大量资金修建加固山体的防范工程。但是，在一些地区，农民自己所种的梯田，就已经起到了预防地质灾害的功能，这相当于给国家省下了一笔开支，所以，农民们应该相应得到一定补偿。”闵庆文介绍，位于云南省红河南岸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就是以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复合生态景观结构、多样化的种植养殖方式，在1300多年时间里，梯田在生态脆弱、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广阔山区，发挥着维持生态平衡、改善农田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粮食安全、传承民族文化等不可小觑的作用。在2021年10月于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COP15）上，哈尼梯田就因为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受到与会者的关注。
“如果不对这些地区进行生态补偿，那么农民可能就会为了追求产量和效益而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从而破坏土壤结构，也可能会为了去城市里谋取更高收益的工作，而将传统梯田撂荒。这些情况，都是对当地生态平衡不利的。”闵庆文建议，国家应该设定一个科学的补偿政策体系，来激励农户采用生态友好型耕种方式，鼓励有序开展文化和旅游等活动，从而充分发挥出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和文化景观的积极性。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尝试生态补偿制度，通过调整生态环境保护者和破坏者的利益关系，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但是在补偿主体确定、补偿标准、补偿方法、资金来源、监管措施等方面，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操作化体系与方法。
中国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建设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起步，闵庆文认为，这是一项需要着眼长期的系统性工程，目前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但随着国家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也在积极推进中，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在生态保护中的获益也会不断提高，最终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局面。”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编辑 唐峥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