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我在2021年持续思考的问题当然与我的专业有关，就是围绕着后疫情时代下中国城市发展、文化产业等问题的思考，包括我们如何面向我们自己的历史。当中一个一直让我思索的问题是：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更新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其实是目前我国城市化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要走自己的路径，它发展的天花板是“自我绅士化”，即工业区域人口脱贫，但它最差的结果是“二次废墟化”，很多网红工业遗产园区出现了二次废墟化，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发现，很多二次废墟化的工业遗产，造成了城市化的部分停滞与居民的持续贫困，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驯化利维坦》《用野心对抗野心》等。

王建勋：我在这一年主要思考的问题是：现代性是如何起源的？它给西方文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之所以思考和关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我看来，西方社会今天面临的很多挑战都与现代性有关。

陈明，《原道》主编，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等。

陈明：儒教问题。相对意识形态或现代性，文明是一个比较能够在尊重和容纳地域边界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前提下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和现象进行描述的更合适的概念。如果按照以宗教命名文明的通例，把中国叫做儒教文明，那么儒教的世界图景以及由此形成的存在秩序、人生规划就应该成为当代儒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陈明：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卷一）》。沃格林意识到“观念仅在有限程度上是描述性的，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认知，而在于建构。”我觉得这可以视为对文明以及以宗教命名文明之原因的一种解释。《大学》里格物所致之知之所以能作为正心诚意的根据并成为修齐治平的起点，也是因为这种儒家观念具有一种沃氏所谓的唤起（evoke）的作用。

《政治观念史稿（卷一）》，[美] 沃格林 著，段保良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大学·中庸》，王国轩 译注，中华书局 ，2016年1月。

王建勋：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反联邦论》是一本经典，但遗憾的是，似乎并未引起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它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作为与“联邦党人”（“联邦主义者”）论战的作品。汉语学界对于《联邦党人文集》（亦译《联邦论》）相对熟悉了，但对于《反联邦论》还知之甚少。

《反联邦论》，[美]默里·德里、赫伯特·J . 斯托林 编，马万利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1年5月。

韩晗：这本书其实与我专业关系不大，是民国政要吴国桢客居美国时自费印刷的一本书《美国为何难以更好理解亚洲事务？》，这是1960年代吴国桢与《亚洲研究学报》的笔战。知道这场笔战的人很多，但了解其内幕的人很少。这本书印刷量非常少，连出版社也无。几乎没有人读过全书，我托朋友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得到了这本书的复印件，书里有吴氏勘误的痕迹。它反映了中美关系转折点上在美华人知识分子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微妙变化，我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两万字的研究文章。当然，这本书其实也值得翻译进来。

韩晗：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我的一个表妹在美国，她经常从国内买书走海运到美国，买的都是甲骨文、后浪历史社科非虚构的书，几乎没有买过今天的小说散文，而我的一个学生在吉隆坡，当地一家华人书店老板很慷慨地将各种内地的文学杂志打包送给她，因为这些文学杂志在“礼失求诸野”的马华社区都卖不掉。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学苍白无力，小说散文再也不是什么救世良方，传统作家们因为脱离对现实的关怀，走向了自食其果的孤单，大行其道的反而是光怪陆离的穿越宫斗网文。我的个人感受是：就文字而言，源自于历史的思考与具有现实价值的非虚构写作时常让我感动，这也是我未来希望看到属于我们这个大时代的原创作品。

陈明：世纪初我所从事的领域曾有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讨论，那是一种试图开出新局的努力，二十年过去这一努力应该有成果产生了吧——时代需要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