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站在巨大的、能一眼望见新工体热火朝天的建设进度的窗前,不时接打着电话。

 

这些透亮的窗户是老工体留下来的。如今,这栋楼成为工体改造复建项目团队的办公场所,也在孕育着新工体的诞生。

 

北京工人体育场地处北京东二、三环之间,始建于1959年,是首批北京十大建筑之一。60年间,工体先后承办过全运会、亚运会、大运会、奥运会等国内外大型专业及综合性体育赛事,伴随着三代人的成长,是国内千百万人的运动圣地。

 

离新工体的钢结构施工完成还有几天的时候,王猛在朋友圈写下一行字——“拆改轮回正甲子,三生难舍建工缘。”

 

60余年前,老一代的北京建工人建设了老工体,如今,1983年出生的王猛从老建工人手中接过了这一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新工体的改造复建项目中,我感到十分荣幸。”

 

2020年7月,王猛开始参与工人体育场的改造复建项目,担任项目的总工程师,虽然知道工人体育场对老北京足球迷们的重要性,了解它曾举办过各种大型赛事和演唱会,但对于来自江苏的王猛来说,工人体育场还是显得有些神圣和遥远。

 

“对于作为北京足球圣地的工体,我之前也多少有些概念,但在参与工体改造复建工程时,还是有一些压力,当然也感到庆幸,能够参与这么一个世纪工程。”王猛说道。

 

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总工程师王猛。王建忠 摄


拆除阶段巧用心思 体现“保护性”的改造复建

 

2020年8月,工体保护性改造复建工程开工,前期拆除阶段的工期十分紧张。两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工体近10万平方米的场馆全部拆除。

 

虽然之前对项目有过一定了解,但进场之后,王猛发现,拆除工作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包括工体原有的一些老雕像,体育场屋面的钢结构罩棚,罩棚上还有预应力梭形柱灯架、两块大显示屏。在拆的时候,王猛和团队充分研讨了整个屋盖上重型钢结构拆除的方案,经过反复论证试验,最终确保了拆除阶段的安全可靠。

 

拆除的过程中,如何体现“保护性”的改造复建,王猛和团队也费了一番心思。

 

“工体有几个特色元素需要保留。老工体周围有10个雕像,我们当时进场以后,先用三维激光技术把所有的雕像都扫描了一遍,数据统计完成后,相当于形成了一套数字化遗产。这些雕像有一部分算是文物,是在上世纪50年代建设老工体的时候一起形成的。”王猛介绍,他们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雕像采取整体保护措施后进行挪移。“等新工体建成以后,这些雕像还是要挪回原位,和在原来老工体的位置一样。”

 

“工体改造复建项目,坚持的设计理念就是‘传统外观、现代场馆’。新工体的整个外立面与老工体基本保持一致。建完以后,大家可能觉得新工体和老工体还是一样的。”王猛说。

 

工程还保留了5层位置的窗花造型。王猛介绍,由于窗花使用时间较久,强度已经非常低,不能再把原来的构件用在新工体上。“于是我们对窗花进行了三维激光扫描,建了一个数字化模型,再用3D打印技术将窗花原貌复刻了出来,确保外形尺寸一样,材料强度也非常高,相当于对历史遗产的保护性传承。”

 

顶住压力开辟项目的“生命线”

 

2006年,王猛进入北京建工集团工作。这些年,他去过浙江、福建,也在珠海做过几个项目。“中国的地域特色比较明显,相对来说,南方的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淤泥、溶洞较多,施工的工艺、方法也更为多样。”

 

在南方的工作经验,让王猛的头脑更加灵活,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更多。比如,项目中用到的水泥土复合管桩,是在北京地区首次使用,也是由王猛及其团队反复试验后最终敲定的。

 

考虑到新工体用到的灌注桩数量有15000多根,体量非常大,加上本身工体周边交通限制较多,混凝土运输会受限,王猛和团队考虑,能不能用一种类似的预制产品,来实现桩的功能。

 

“预制桩在北方用得很少,南方用得比较多,适合南方松软的土质。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对一些设备进行改造,解决了北方硬土的问题,最后用到新工体的改造复建工程中,效果还是不错的。”王猛说。

 

作为项目的总工程师,需要王猛决策的事情很多。从北门进入工地时看到的钢结构栈桥,承担了将近80%的施工任务,但栈桥本身的造价比较高。他表示,当时包括整个项目部的领导班子也下了很大决心。“在进行方案研讨、决策的过程中,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后期栈桥确实成为了项目的‘生命线’,如果没有它,项目的进度是保证不了的。”

 

王猛在施工现场测量和检查建筑构件。王建忠 摄


作为总工程师,早上8点之前,王猛要把一天的工作计划在脑子里过一遍。上班之后,他会和部门人员碰头,把一天的工作安排清楚。一天中,还有比较多的大型项目会议需要他参加。

 

白天的时间被各种会议和事务切割得很碎,夜晚才适合静下心来,写写东西。王猛表示,晚上会写一些论文专利,看看图纸,审核方案。有时加班到很晚,就直接在楼上的职工宿舍休息了。

 

“第一次会议是坐在马路上开的”

 

王猛回忆,刚进场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第一次开会是坐在马路上开的,相当于项目的启动会,把每个人的工作简单布置一下。大概有十五六个人,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坐在小板凳上。当时虽然辛苦,但还是很有纪念意义。”

 

“那时也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就在一个停用的酒吧下面,把相当于地下室的地方改造后腾出两间宿舍,而且没有灯光。当时是7月份,没有空调,我们都吹着电风扇工作。”王猛说道。

 

拆除阶段的工期十分紧张,基本上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把工程量细化到每一天。王猛表示,所有的方案编制,都不能用常规手段。“正常的话,方案编制完,需要审批一周甚至更久,拿到现场给工人交底,再进行施工,但是这个项目不能走这样的流程,都是头一天晚上方案出来,各部门审核,第二天就要用,压力非常大,那时候大家都是舍小家保工期的工作状态。”

 

“进行主体结构施工的时候,需要技术解决的问题也非常多,图纸会审等一些问题都需要及时解决。”如今,新工体的钢结构施工已经完成,但后期的装修、暖电通风的事情也比较繁杂,王猛坦言:“这个阶段的压力又大了一些。”

 

工作累的时候,王猛会停下来捋一捋思路,学会“抓大放小”。“有些大事需要项目总工来决策,所以还得是自己来抓。太琐碎的事基本上就安排其他人去处理,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太纠结于这些繁琐的小问题,一些大的事情顾不上,最后也会产生问题。”

 

之前,王猛曾因为工作过忙,导致血糖高,所以他现在会抽出时间来跑跑步。对于身处建筑行业的他来说,加班是常态。妻子忍不住问他:“别人都能休假,你为什么休不了?”不久前,王猛的女儿刚满五岁。王猛坦言,见到女儿的时候很少。“早上我五点多起床,孩子还没醒,晚上经常回去得很晚,孩子都睡了。”

 

王猛自认为属于比较理性的人,平时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一个项目节点结束之后,下一个节点就迎面而来,留给人喘息的时间不多。闲暇之余,他喜欢翻一翻人物传记类的史书。

 

“要说有什么有趣的事,每天来工体上班的路上,看到新工体一点一点拔地而起,就感觉很开心。”王猛说道。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陈静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