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所系,生命相托”,这是医学生誓言中的第一句话。朝阳区流调志愿者、首都医科大学大一学生高昊然把这句话抄在便利贴、贴在自己办公电脑上。

 

高昊然和其他志愿者所在的岗位是朝阳区疾控中心(以下简称朝阳疾控)流调通知组,是通过电话直接面对市民的岗位。受疫情影响,近期流调通知组每天拿到的信息量骤增。早上7点多出门,深夜十一二点回到驻地,是志愿者们近期工作的常态。每天,他们都在争分夺秒地给被流调人员拨打电话,大家都在和疫情赛跑。

 

长时间拨打电话,嗓子沙哑成“标配”

 

3月22日,朝阳团区委按照朝阳疾控应急办需求,面向青年志愿服务队骨干发布招募信息,并成立40人组成的“朝阳区疾控青年志愿服务突击队”,参与疾控中心电话联系密接人员核对信息、通知隔离等工作。1天之内,志愿者招募任务全部完成。社区青年汇社工杨洁,首都医科大学学生高昊然、董汉卿,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生韩宁宇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流调通知组的。

 

从3月底到本轮疫情开始之前,志愿者们分为3组,采取轮岗服务机制,且每日配备3名备岗志愿者。

 

突如其来的变化出现在4月22日,朝阳区连续出现多名确诊病例,朝阳疾控所在的潘家园区域临时管控。高昊然、杨洁、韩宁宇和其他部门参与流调的志愿者一样,被临时封控在这里。部分志愿者无法进入临时管控区,封控在区域内的志愿者更加忙碌,用“披星戴月”已经不足以形容大家的工作状态。

 

杨洁说:“手机24小时开机,即使夜里刚回到驻地,看到钉钉群里又新来了一批信息,而且是加急单,我们会立刻赶回办公室,赶紧开始打电话通知被流调的人员。”

 

流调志愿者杨洁。受访者供图

 

有一天凌晨12点多,高昊然和韩宁宇刚回到驻地,一批加急单“追”了过来,高昊然说:“我一看这批信息有4条,数量不是很多,这时候时间也很晚了,我想干脆和韩宁宇我俩干了算了。”两位小伙子飞一般地跑回办公室,连夜打电话,终于在凌晨1点左右完成电话通知。之后,两人还需要进行数据的整理和上传,忙活完再回到宿舍已是凌晨两点多。

 

从早上七点来钟出门,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到驻地,志愿者常常说一天的话,口干舌燥,嗓子干痒难忍。韩宁宇这样形容流调通知组的工作:“想喝口水,热水还没有放凉,新任务又来到,声音沙哑,上火咳嗽成了我们的‘标配’。”董汉卿则说:“一天电话打下来,感觉嗓子都‘没’了。”

 

流调中市民的配合度在明显提升

 

给被流调人员打电话看似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实际上却有些枯燥,而且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沟通能力。刚开始,志愿者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沟通“母本”,包括告知对方自己是流调队员的身份,核实对方身份信息、详细居住地址等等。但在实际沟通过程中,大伙儿发现,一味根据“母本”沟通似乎不大可行。

 

“刚开始我和被流调人员沟通,一接通电话,我一股脑儿把信息全部说完。”董汉卿回忆,这种方式往往会给被流调人员带来很意外的感受,因此沟通时间会比较长,有的时候一个电话需要打二三十分钟才能说明白。

 

董汉卿心里着急,这样沟通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打完流调电话?时间不等人,疫情防控更等不了人。他开始默默观察同事们的沟通技巧,很快就有了新发现:“同事们沟通有技巧,比如他们会跟被流调人员聊天,一点点往下聊,‘您一会儿怎么回去?最好是开私家车或者骑共享单车’,‘您领导同意了吗?他要有疑问,可以请他回拨您手机上的这个号码’,‘家里有其他人吗?有独立的卫生间吗?’”

 

流调志愿者董汉卿。受访者供图

 

在流调电话通知组,几乎所有志愿者都摸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沟通技巧,从而大大提升了沟通效率。杨洁笑称自己的沟通技巧是“看人下菜碟儿”,她说:“比如要给同时空密接人员打电话,我先要看下其身份证号,如果是年轻人,在解释‘同时空’时我会说‘你呼吸过我呼吸的空气’。这种网络梗虽然解释得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年轻人一听就能明白。”而对于老年人,杨洁常常用举例子的方法以帮助老年人理解。谈话小技巧极大提升了沟通效率,杨洁打一个电话的时间从原来的二十来分钟缩短到七八分钟。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市民对于电话流调的配合度越来越高。为了不打扰到市民,流调志愿者争分夺秒,力争在市民感觉最“舒适”的时间拨打电话,但其中难免有部分紧急电话不得不连夜拨打。“深夜打电话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要充分沟通的准备,但没想到对方了解了情况后,特别配合。这其中也包括很多老年人,这让我们都非常感动。”董汉卿说。

 

被流调人员中不乏特别可爱和热情的人,杨洁回忆:“有一位被流调人员租住在一个平房区,他说不清具体房间号和排号,自己心里也着急,对我说:‘防疫人员快到了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去接他们。’”杨洁被逗乐了,赶紧解释:“您是同时空密接人员,您到家后千万不能出门了,在家里等待工作人员就行。”对方这才反应过来,跟着笑起来。

 

期待疫情过去好好陪伴家人

 

自从潘家园区域进入临时管控,志愿者们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回家,也没有见过家人,工作忙起来连打视频电话的时间都没有。杨洁的奶奶前不久摔伤腿部,刚从医院住院回家,杨洁牵挂奶奶的健康,每天都想着一定要打电话问候。但每天杨洁要么是一大早出门上班,要么是第二天凌晨一两点还在忙,这两个时间段奶奶都在休息,因此和奶奶的通话一拖再拖。“等疫情缓和了,我们能出临时管控区了,我最想看的是奶奶,很想念她。”说到这里,杨洁声音哽咽。

 

在临时管控区当志愿者的这段日子,高昊然笑称自己靠咖啡“续命”,最忙的时候,小伙子两三天就喝完一箱咖啡,之后接着‘续’上挂耳咖啡,这让他自己都觉得喝咖啡严重超量。高昊然说,既然当了流调志愿者,就意味着担起了疫情防控的重要责任,“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疲倦,耽误整体的工作进程。我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宣誓,‘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要坚守这份誓言。”

 

流调志愿者韩宁宇(左)和高昊然(右)。受访者供图

 

韩宁宇说:“这个春天不是在家,就是在疾控。每天流调信息任务量特别大,我一到疾控报到,疾控老师都特别高兴,大家都太忙了。”所以他近期最大的愿望是等疫情过去后,和家人一起去公园散散步。

 

新京报记者 吴婷婷

编辑 张磊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