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线举行，会聚全球经济与金融界的顶级“大脑”，共议2022年动荡之下的全球经济与秩序展望。在专家讨论中，开放合作、有序竞争、保持定力、技术创新等是关键词。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主旨演讲中表示，纵观过去500年的历史，他总结了三条规律：一是非常巨大的债务伴随巨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即中央银行印钞票来购买债务，这在全球三大主流货币中尤为严重；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极严重的内部冲突；三是大国的崛起，随着大国力量的加剧和增长，大国之间彼此无法认同彼此，有了不同的观点，就会产生冲突。

“历史告诉我们当这三大力量齐头并进时，会有非常高风险的环境，这就是当今我们所处社会现实和环境所面临的情况。”达利欧称，包括全球流行疾病、洪涝灾害等在内的自然之力也是影响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虽不频繁发生，但一旦来袭影响巨大。

他还重点谈了债务问题。“想要刺激经济的发展，肯定是增加很多信贷、产生购买力，随着时间积累，信贷产生债务。”他表示，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同时，背后可能是不断推高的借贷，债台高筑又会产生金融泡沫。当某个国家贸易份额不断增加，且大多数贸易以该国货币结算，使得该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这将促使更多的借贷行为。接下来，面对财富分配的不平均，也往往会通过印钞来试图缓解矛盾。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冲突不断地上升，接下来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达利欧表示，各国之间要有序竞争、避免冲突，保持对话、合作共赢，共同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做出努力。

在主旨演讲后的“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圆桌论坛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谈到，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版图改写，中国占全球GDP比重快速上升，面对当前美国压制、地缘政治动荡等形势，建议中国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同时加快对外开放进程。

当前中国还处于迎头追赶的状态，人均GDP也仅是美国四分之一的水平。林毅夫分析称，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有点像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在快速地迎头追赶。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已是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并且中国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这些都是优势，应该变优势为宝，以此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第二点建议是中国积极保持开放，能够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现在中国能够保持经济8％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每年可实现5%-6％的实际增长。如果能够保持这样高速增长，中国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每一年继续给全球的增长至少贡献四分之一的增长甚至更多。中国现在还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贸易是双赢的，其他国家和中国打交道做交易，他们从双边贸易当中获益良多。

在圆桌讨论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他谈到，应对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少有的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要将气候变化压力转为创新增长动力。

他进一步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还是要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性地用低碳、零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在采取了正确的目标和办法后，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这样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发达经济体经济比较成熟，但是绿色化、特别是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发达经济体来讲是新的改造机会，会产生大量的需求。”刘世锦表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要调整中国海外资产结构，平衡中国国际收支，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局。从存量和流量两方面，提高中国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对于海外资产流量部分，他认为可以考虑从八个方面调整政策。

一是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减少贸易顺差重要的条件是必须有内需，除了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短期来看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二是尽快取消残存的、为鼓励出口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三是增大对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四是少购买美国国债，更多进口美国产品，尽可能履行中美贸易协定。五是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六是实行浮动汇率政策，保持一定的资本管制。七是增加海外投资形式。通过把贸易顺差转化为海外投资也是一个调整的方式，同时应该明确海外投资家底和方向。八是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但要小心债务陷阱。国际收支、海外资产负债要尽可能平衡，不要有过多、过度的美元资产，资产负债平衡要有反制能力。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称，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国内的风险挑战也非常多，“做好自己”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最好的方式。他表示，不谈GDP、经济发展等，只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非常好的一个测度是我们的人均寿命。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李稻葵称，值得骄傲的是，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35岁，而现在是77岁，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人均寿命提高了99天；在过去两年的抗疫中，我们也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对于后者的计算方法不同，以美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乘以4（因为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假如我们没有做好防疫工作，过去两年会有400万生命的损失。

他进一步表示，生活水平提高是提升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在于经济。当前抗疫的另一大关键就是保经济，保生产线、保产业链本质上就是保住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把我们潜在的GDP增长速度保住0.1%，相当于未来每年的增长能增加0.1%，由于消费和经济基本同步，也就是人均消费每年增加0.1%。

李稻葵还提到，要稳住消费。“据我们的研究，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会有心理的阴影。比我们年长的人或者父母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他们有同样的收入水平，消费却比我们低多了。” 他表示，为了保居民的消费，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维妙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