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喝水、去厕所都很困难。

5月12日早上7点，刘东就从家来到了单位。从当日7点到次日7点，他这一个班儿需要在单位值守24小时。

刘东是东城区急救站站长，一位特殊的“大白”。东城区急救站共有16名医护人员、司机组成转运车组，成为昼夜兼程的“摆渡人”。刘东则是这群“摆渡人”的“总指挥”。

到单位后，刘东先看了看前一天的转运情况，再安排当日转运车组的人员，大概7点半左右，医护人员和司机都到位了。“16名医护人员和司机，一天4个人，保证两个车组能随时调动。一个车配备一名医护人员。”刘东说。

东城急救站转运车辆正在执行转运任务。受访者供图

从4月22日开始的北京本轮疫情已经持续了20多天，近几日每天需要转运的人数都在减少。“这几天已经降到个位数了，前段时间每天都是两位数，尤其是4月28日，一天转运了70多人。”转运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但无论是出发前的调度安排，还是途中的注意事项，抑或是归来后的消杀监测，事无巨细，刘东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他说，这是经历过一轮又一轮与病毒“短兵相接”后的“百炼成钢”。

对话

4月以来已转运400多人，最多一天转运70多人

新京报：目前每天需要转运的人员多吗？你们转运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刘东：最近几天转运的人数在逐渐减少，一天大概也就几个人。比如5月12日这天，接到的第一单是在11点10分，安定门街道有两个老人是密接人员，需要转运到集中隔离场所。

转运的流程，首先是转运小分队通知我们关注安定门街道，有两个密接人员。转运小分队会同时通知街道。由于这两个密接人员是老人，街道会先跟他们联系，确认其身体状况可以接受集中隔集，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向相关部门要隔离酒店的房间，确定了隔离酒店房间后，再正式给我们派单子。我接到转运单后，会通知车组人员准备出车。车组人员先与街道和酒店核实相关信息，再联系转运人确定适合的上车位置。然后我们的转运人员穿上防护服就可以出车了。

接到转运任务后，穿戴好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准备出发。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需要你们进行转运的主要是哪些人员？

刘东：被转人员大致分为三种：首先是要送往指定医院进一步明确诊断的人员；其次是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需要送往指定地点集中隔离，这部分占比是最大的；最后一部分就是集中隔离后有就医需求的人员，我们需要将他们送往指定的医院。

新京报：最多的时候你们一天需要转运多少人？

刘东：本轮疫情是从4月22日开始的，前期我们每天需要转运的人数都有两位数，尤其是4月25日到4月29日这几天，每天需要转运的人数都比较多。比如4月28日这一天就转运了70多人。从4月下旬以来，我们东城区急救站已完成转运400余人。

遇到这种人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的救护车就负责转运风险比较高的密接人员，比如确诊病例的同屋或家属。其他的次密接人员，比如确诊病例同楼层、同单元的人员，利用中巴车来转运。

不敢多喝一口水，不知道下一次任务什么时候来

新京报：疫情期间的转运工作与平日的院前急救有何不同？

刘东：新冠疫情发生后，东城区急救站的应急车辆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尤其是承担转运工作后，我也是第一次调度这么多车辆。平日的院前急救，我们将病人送到医院后，当次任务就结束了。但疫情期间的转运工作性质不一样，之前的准备工作和之后的消杀工作会占一大部分时间。一个车组人员多的时候一天要转运四五车次，平均一次3个小时，最长的时候要5个小时。不仅工作量增加，工作时间也大大增加。

转运小组接到密接人员后，医护人员正在关闭车门。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每次转运的任务，接触的都是风险较高的密接人员，对司机和医护人员有何要求？

刘东：每一次接送被转人员，都意味着面临风险。转运车组人员按照常规要求要穿医用防护服，戴医用帽子、护目镜、面屏、N95口罩、手套，工作时喝水、去厕所都很困难。每完成一次转运工作，车组人员都必须经过严格彻底的消杀后才能休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敢多喝一口水。因为不知道下一次任务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这一趟转运需要几个小时。

所以对于每名转运工作人员来说，辛苦、劳累不言而喻。但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转运人员始终保持待命状态，“见缝插针”地吃饭、补觉已经成为常态，最长一次连着8天没回过家。

工作压力自我疏解，已经“百炼成钢”

新京报：像这样持续高强度工作，你们心里有没有压力，如何排解？

刘东：压力肯定是有的，我们都是自我疏解，有时候可能叨唠叨唠就好了。疫情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像我们急救人员从一开始就承担转运的工作，各种情形都经历过，也就练出来了，算是“百炼成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