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遗漏，就意味着病毒的传播情况我们还没有全部掌握。”

4月下旬，北京发生新冠病毒本土传播疫情。随着疫情的发展，海淀区不断有阳性确诊病例报告，社会面时有零星病例出现。一例确诊病例报告后，对于风险点位、风险人群等信息的掌握，是摸清病毒传播链的关键。

在海淀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开展着。现场风险排查处置、病例活动轨迹信息整理、密接和次密接人员信息筛查，自疫情发生以来，这些工作一刻也没停过。海淀区疾控成立了多个专班，每人按24小时一班交接工作。

流调是如何开展的？从现场环境到人员信息，是如何一层层“浮出水面”的？5月20日，担任过流调组长的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控制科副科长刘锋，讲述了他们与奥密克戎赛跑的故事。

5月20日，海淀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整理流调数据。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设置流调指挥部和专班，一有核酸阳性样本就要迅速启动流调

新京报：目前海淀区疾控中心处理流调工作的架构是怎么样的，能简单介绍下吗？

刘锋：为了应对此次疫情，我们在海淀公安分局设立了流调指挥部，这个指挥部主要指挥与确诊病例有关的现场处置工作。同时，我们在海淀区设置了2个处置专班，由疾控、医院和公安组成专班，对风险点位进行处置工作。

在区疾控中心，我们一方面协调和做一些技术指导工作，另一方面，涉及病例的工作地点、居住小区的现场，还有商场、学校、医院，我们要做一些现场处置工作。另外，我们还承担着大量的密接人员、次密接人员的信息流转工作。

5月20日，海淀区疾控中心，流调工作人员在处理确诊病例信息。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新京报：从发现核酸阳性样本开始，流调工作就会立即启动吗？

刘锋：是这样的，如果在十混一核酸检测中发现了阳性样本，我们会第一时间看看，两个酒店的专班哪个离得近，由他们去分别采集这10个人的核酸样本，包括做抗原检测来初步判断谁可能是阳性。同时，我们也启动对这10个人初步的流调。

抗原检测比较快，会指向某一个阳性，这时我们就开始做深入的流调了。同时，这10个人单采的样本也会送到我们疾控中心来做检测，核酸结果出来后，会根据流调的信息排查他的风险点位。

新京报：你刚刚说到现场处置，一般在现场会涉及哪些工作？

刘锋：比如，一个楼宇或小区发现了阳性病例，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小区进行临时封控。采样人员要进行样本采集，采集他的家人、邻居等可能成为密接人员的核酸样本，以及楼道的环境样本。

同时，我们还会根据流调的内容，排查他在社区的活动范围，有没有接触到人，以及他活动的频率。

其实现场还有一方面工作，就是对整个小区的情况要有所了解。比如，小区有没有对外的机构，外面的人有没有可能进来跟小区有接触，包括来串门的、送快递的，这些人员来往的情况。我们还要现场跟社区、街道的人员沟通，帮社区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这些工作结束后，我们会根据采样的结果和现场工作的情况，出一个处置建议，为小区下一步防疫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最大困难就是避免信息遗漏”

新京报：在流调的过程中，有遇到调查对象不配合的情况吗？

刘锋：说实话，我们去调查他的活动轨迹，会涉及个人生活的情况，有的人有情绪、不耐烦，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表示理解，就要做他们的工作。当然，除了问之外，我们也会运用大数据，包括手机信号、健康宝扫码情况等技术手段去了解风险人员的活动轨迹情况。

新京报：流调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锋：一管阳性样本，我们要先处理最重要的信息，控制好风险。但调查不敢保证100%掌握全部的信息，要说困难，可能就是如何尽最大可能避免信息遗漏。

比如商场售货员，遇到一位顾客，他也没带手机，现场是现金支付的，如果当时摄像头又不太好，这种情况就不太好确定人员信息了。如果有遗漏，就意味着病毒的传播情况我们还没有全部掌握。其实我们做这么大量的工作，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信息遗漏，掌握病毒的传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