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百年现代化，百年奋斗史，从积贫积弱的中国，到彻底告别绝对贫困，中国社会的发展，在2022年步入了全新的时代。而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农民收入不断提升，城乡收入的差距缩小，社会发展的短板正在得到弥补，共同富裕的愿景也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5月26日举行的“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共同富裕必须重视实际生活上的福利，是将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的社会福利分配状况，要注意平等和效率的结合，尤其是效率，同时还要注意，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共同富裕是社会福利分配状况

共同富裕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但怎样的富裕才是共同富裕？党国英认为，“共同富裕是一个能够把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的社会福利分配状况。这三者为何要统一？这是因为，没有效率，只瞄准分配问题，分配其实是做不好的。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平均主义的政策，但最终都很难推进，平等的分配也无法实现。”

当效率和平等的适配关系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满意，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即可成立，党国英说，“如果大家对平等状态不满意，且效率也很低，社会的稳定就难以实现。所以，一定要明白，共同富裕不只是分配问题，它包含了三个方面，平等、效率、大家对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有一定的认同。”

为何共同富裕是社会福利的分配状况？党国英说，“我们认识社会福利的含义时，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的分配，大家拿到手里的钱有多少？怎么花出去？这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是公共服务，假如一个人，出门坐车不方便，道路不通、社会不安全，也就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品质很差，事实上，人们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也会降低。所以社会福利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可支配的私人收入，一个是可享受的公共服务。把这两方面工作做好，就能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状态，把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

平等并不意味着拒绝差异

平等和效率怎样体现？党国英认为，在不同的领域，应该有不同的考量标准。

“公共服务领域，一定要平等，不能有差异。”党国英说，“这个社会不能有一部分人享有某种特权，享受到公共服务的很多好处，另一部分人享受的水平却很低，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平等的，我们的政策中，一直强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今后还应进一步扩大推进这个目标更好实现。”

差异更多体现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中，党国英说，“在可支配收入的领域，要有一定的差异，否则都容易失去效率。人的劳动能力、工作能力是有差异的，有人勤于工作，有人更愿意在工作之余享受闲暇。所以收入的方面，不能绝对平均。”

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否认区域之间的差异，但区域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也同样有差异。党国英说，“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要求每个行政区域的平均收入基本相同。”

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发展较为滞后的西部，是否能实现收入的均等？党国英说，“比如广东、江苏，假设人均年收入是十万；甘肃、青海，假设人均年收入是两三万，这是不行的。因为真正在市场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劳动力的转移等现象，会压低发达地区的劳动成本，而提升收入低的地区中劳动力的竞争力，最终形成较为平均的收入状况。举例来说，在美国，一些州的经济规模很小，但他们的数据显示，这些经济规模不大的州，人均收入和其他州大体上差不多。”

劳动力和资本如何共同富裕

在社会分配中，掌握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一般劳动者，则往往收入较低。那么，是否可以降低资本掌握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资本是生产的基础之一，但如何看待资本的收益和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距？党国英认为，“资本具有稀缺性，资本的掌握者，比如企业家，他必须有收入，如果没有，资本就不会进入到生产中。”

劳动者同样具有稀缺性，缺乏劳动者，生产同样无法进行，党国英说，“但要区分这两者的稀缺性，是不同性质的，不能简单类比。”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劳动者，企业家在高收入的同时，也承担着高风险，党国英说，“在经济活动中，资本及经营资本的企业家，经济风险更大，如果投资失误，投入就可能打了水漂。企业家也是如此，他的知识是专门的，如果不经营企业，反而干别的工作，效率不一定高。而他们获得专业才能，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也同样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判断失误，原来为获得专业才能而付出的努力就可能付之东流。”

社会分工造就了不同的职业，也影响着职业收入的高低，“这种分工，本身对社会进步有好处，不必过于追求每个人平等掌握资本，平均分配利润。我们当然要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但要采用其他的方法。”

怎样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如何有效提升劳动者的收入，使得共同富裕得以实现？

党国英认为，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的改善都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其中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技术的进步，对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强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劳动者，不管任何人，在公共领域，享受的公共服务应该是均等的。其次，通过技术的进步，让生活成本降低，生活资料的保障水平提升。比如通过农业技术的进步，让农产品的产量提高，保障稳产丰产，降低吃饭穿衣的成本，普通的老百姓和企业家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明显差别。”

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会降低其他生活成本，比如住房。党国英说，“以住房来说，通过社会技术的进步，土地产出率提高，农业用地的需求会减少，住宅建设用地会增加，从而会让住房变得廉价，达到多数劳动者满意的水平，也让大部分老百姓，在居住形态上和富人没有太大区别。现在中国农业用地单位面积产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倍左右，相对价格的变动使低收入者也能获得基本的居住条件。这样的场景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的普通人，居住在独栋的房子里，或者住在联排别墅中，他们自认为是中产阶级，他们的居住形态，和富人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居住形态对劳动的再生产、对他们主动提高劳动技能特别有帮助，同时，对改善劳动者和企业主关系，以及增强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都特别有帮助。”

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如何才能实现兼具效率、平等与社会稳定的社会福利分配方式？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如何设计？党国英认为，应该注意国家、社会、家庭及思想观念层面的完善和改变。

在国家层面，党国英认为，应该形成多层次的保障和激励体系，“第一次分配的时候，还是要有差异，激励人多劳多得，多投入多得。第二次分配的时候，要保障平等，通过财政、税收，形成公共领域的支出，给低收入人群更多的帮助，同时也使所有人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在社会层面，党国英认为应鼓励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低收入人群的帮助，全部依靠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周全，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或者存在监管成本等问题，社会慈善组织则具有查漏补缺的功能，一些工作由他们去做效果会更好。”

在家庭层面，党国英认为需巩固家庭伦理，“收入的高低，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关系密切。对一个人来说，学校教育是一方面，创新意识的培育则主要在家庭中完成，一个好的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也需要一个更好的家庭伦理和家庭环境。家庭伦理的巩固有很多方面，举例来说，居住形态就非常重要，好的居住形态，会帮助人建立好的家庭关系。”

在观念问题上，党国英认为，“希望我们讲衡量社会收入差距高低的时候，要强调消费的差异，不要盯着一些人控制了大量的资本。他控制了大量的资本在社会上活动，本身不能吃，不能穿。所以我们更要强调实际生活福利的差异，基尼系数应主要用来衡量实际消费的差异，而不是去衡量社会财富的分配。用于生产活动的资本的分配，有的高有的低，不能等同于分配不公正。一些人有很强的积累倾向，他们投资办企业，财富沉淀为社会的生产手段，为社会做贡献，应该得到积极评价。”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