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延庆区大庄科段长城局部重见天日。

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考古现场。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据了解，延庆区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范围包括延庆区大庄科3号、4号敌台以及2号敌台至5号敌台之间的400米墙体。“本次研究性修缮项目形成了全专业、全周期的合作，进行了全程数字记录，帮助后期总结回顾、发现问题。”项目负责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汤羽扬说。

首次发现长城在营建之前进行凿山、明确植被对长城建筑的影响、发现长城军事功能废弃后仍有被使用的痕迹……在延庆区大庄科段长城考古现场，考古项目负责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向新京报记者讲述了此次考古的最新成果。

首次发现开凿基槽的地基作法

“大家看这个1号便门，它是明朝士兵每天上下城要走的一个通道，只不过这个门在发掘之前，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尚珩介绍。

1号便门考古前后对比照。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摄

从考古前后的对比照片可以看出，考古之前，很难看出便门的所在，而考古基本复原了便门的建筑形制与结构。“经过考古发掘，可以发现整个便门是一个下沉式的门，而且梯道是拐弯的，台阶是自然的石头。”尚珩说。

据悉，本次研究性项目还明确了延庆3、4号敌台的地基作法，两座敌台营建前均在原山体岩石上开凿过基槽，其中4号敌台因距离山崖较近，时人选择先将山崖岩石劈凿后，再开凿基槽。上述作法尚属首次被发现。

“以前我们都认为长城的地基是在山上直接修筑，利用山势进行支垫，这次我们发现，在自然山体上居然开了一个基槽，再将敌台的基础筑在里面。虽然这是砂岩，非常软，但也增加了工程量。而且，外边包的这些条石跟其他石头不一样，说明很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尚珩表示。

传统的支垫方式，在地基下沉之后，可能会对上面的建筑造成破坏，而开了基槽之后，可以让上面的建筑更加稳固。

现有遗迹为人们展示了开凿基槽的过程。“从这儿可以发现，之前的人在规划这座敌台的时候，先选了一个地方，凿出巨大的平面，再选择一个小平面，作为开槽的位置，所以你看基槽的边非常直。”尚珩介绍。

敌台营建之前开凿的基槽。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摄

他表示，通过考古复原长城营建的过程，可以发现长城地基的作法、建筑材料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通过考古，我们可以把一些细节的问题弄明白，正是这些细节让长城的故事越来越丰满。你会发现，长城是很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不是简简单单、高大上的东西，它是很接地气的。”

发现长城军事功能废弃后仍有被使用的迹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砖，边上有花纹，说明这是垛口墙上射孔的砖，这就表明它原本的位置不在这里，很有可能是垛口墙倒塌了，后来的人在垒这个房子的时候需要砖，就用这块砖来盖房子了。”尚珩说。除此之外，长城上还留下了火炕的痕迹。

尚珩表示，这说明长城的军事功能消退之后仍在被人使用，长城被利用的时间轴延长了。

出土的文物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判断。尚珩介绍，长城上出土的文物主要有武器、生活用品和建筑材料三类。在考古现场，摆放着弹丸、铁箭头、棋子、石雷等文物。

尚珩拿起一个瓷片，向记者展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烧制的年代比较晚，可能是清代甚至民国的人才会使用的东西，而且还是一个杯子。”

大庄科段长城考古出土的文物，包含杯子的瓷片（左下）。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杯子的使用要求较高，说明这个人在长城生活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尚珩说，“也可以说明长城在清代，甚至到民国的时候，还在陆陆续续地被使用。”

此外，尚珩介绍，弹丸一般是火铳或者小型的火炮所使用的，它的出土说明当时长城上的防御武器以火器为主。“这和明代史书上的记载是一致的。明代无论火器的种类还是数量都非常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火器的巅峰时期。”

明确植被对长城建筑的影响

植被的去留一直是长城修缮、保护过程中需要讨论的问题。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植物的根系粗壮，四通八达，已经深入砖缝，让本就不怎么坚固的墙体，变得更加摇摇欲坠。

尚珩表示，长城上很多植物的位置不一样，有的长在墙体中间，有的长在墙角下，不同位置的植物对墙的影响差别很大。“有的植被可能没有任何影响，有的植被影响非常大，比如这个地方的植物，它的根系非常粗，已经扎到了下面，而且这个地方是墙顶和外皮衔接的地方，如果这个树根继续生长的话，墙就会胀裂，水就会往里灌，日后可能会影响整面墙的安全，后期要考虑将其去掉或者抑制其生长。”

长在长城上的植被。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植物对长城墙体的影响，并不是考古要关注的点，而是长城后期修缮保护要关注的重点。考古先行介入，也体现出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将多专业协同的模式引入工程全周期的特点。

“在这次项目之前，我们对长城上的植被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比如多粗的根会对长城本体造成影响。现在了解到，直径一公分左右的树根就开始对它产生影响了。”尚珩说。明确植被对长城建筑的影响，可以为今后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参照。

然而，植被的去留并非一个简单的、孤立的问题，还要考虑长城整体风貌的保护。“原来长城覆满了植物，和自然融为一体，如果让长城本体一下全部暴露出来，视觉上可能会接受不了。有些植被已经成为长城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有时我们也需要综合考虑、评估植被的影响。威胁本体安全的，一定要去除，对风貌有帮助的要保留，并不是采取一刀切式的做法。”尚珩说道。

对于无需立即去除、持续生长的植被，则需要持续、定期进行看护。尚珩表示，这也凸显出北京市设立长城专职保护员的作用。“这些保护员都是从长城沿线的村民中招募过来的，平时上来比较方便，可以帮助修剪植被。”

保留坍塌痕迹，使长城时间轴更为完整

此次延庆大庄科研究性修缮工程项目改变了以往将坍塌部分视为“建筑渣土”进行清理的粗犷做法，认真对待全部的遗迹现象，将长城坍塌的痕迹做了保留，这也是此次研究性修缮的一个亮点。

“大家看这个地方，这面墙原来是在这里竖着的，地基坍塌之后，整体倒在了地面上，所以你看，它的砖摆放非常整齐。如果大家去其他修缮过的长城，会发现脚底下干干净净，没有碎砖，这是因为我们把垮塌的痕迹都清理掉了。”尚珩说。

长城上坍塌的城墙。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摄

他表示，按照以前的常规做法，会出现一个问题：参观的人只看到长城上缺了一块砖或一面墙，看到的是长城残损之后的样子，而从完整到残损过程的痕迹，却是一个空白。

“我们把这部分保留下来，人们就能了解到墙是怎么塌的，知道它不是某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把坍塌的过程加进去，长城的时间轴就完整了，营建、使用、废弃、坍塌这几个关键的内容都有了。”尚珩表示。

据悉，本次考古将努力辨识敌台或墙体残损至坍塌的时序、形态，探寻其可能的损毁原因，为修复工程“度”的把控提供可靠的依据。

“考古的意义在于了解长城，只有了解长城，才能把长城修好。”尚珩说。

据了解，2021年，北京把工作重心由长城一般性保护工程向研究性修缮项目转变，选取延庆区大庄科段长城和怀柔区箭扣长城为试点开展研究性修缮项目探索，力争总结出一套关于长城保护修缮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经验。此外，香港黄廷方基金会捐赠了一千万元资金，作为该项目开展各项工作的经费，此举成为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工作的典型案例。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陈静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