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苏拉王平的时候他正在纪录电影《珠峰队长》路演现场忙碌。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收获了很多观众的爱,一定会坚持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就是第二次登珠峰。甚至可以说拍一部电影,比登一次珠峰还难。为了‘院线梦想’,我们花了很多年做准备,经历过撤档、延期,现在终于公映了,我觉得很欣慰。希望这部电影能够给观众带来力量。”

苏拉王平成功登顶珠穆拉玛峰。  片方供图

登珠峰是一生的考验,不拍成电影会后悔一辈子

当苏拉王平决定将攀登珠峰的经历拍成纪录片时,有无数人劝过他“还是算了吧”。毕竟他只是登山队的队长,对影视行业一窍不通。但这些“不看好”的声音都没有改变他想做这部电影的决心,“首先,国内没有一部真正的珠峰纪录片能上院线的,外国的也没有完整记录的。据我了解,中国登顶珠峰的仅有530人左右,也就是说普通人基本上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珠峰顶峰。我希望观众有机会能在大银幕前,身临其境地感受一次。其次,我们真的花了太多年、太多时间、太多心血计划这件事情,我也有自信可以把这部电影拍得更好、更完整。登珠峰这40多天(含返程时间),对我来说是一生的考验,我接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这是一段珍贵的成长历程,与别人分享的最佳方式就是电影,只要能做有意义的事情,其他无所谓,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下来,还要干得好!”

苏拉王平说如果不拍这部电影,他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片方供图

就这样,2019年4月8日,8名登山队员和川藏队7名高山摄影一共15人组成的珠峰登山队与珠峰攀登纪录片摄制组从成都出发前往尼泊尔,于同年5月15日登顶,成为当年全球第一支登顶珠峰的队伍。与此同时,他们无意中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中国首部在8470.2米以上最高海拔完成无人机起飞航拍的珠峰电影。

“很多朋友知道我的经济实力,我的积蓄可以说都是在雪山上挣的血汗钱。很多人劝我不要搞电影,尤其是纪录片这个类型,一是受众小,二是投入高,但我觉得只要这部电影是有意义的,能对观众有所启发的,再难也要坚持。”苏拉王平说,他认为《珠峰队长》具有的影响力不仅在上映期间,哪怕几十年后还是有人会看,“电影拍出来,上映,就算票房惨淡,大不了我可以再重新慢慢挣(钱),但如果我不拍,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耗时六年培训高山摄影师,影像资料是用命换来的宝藏

今年是川藏队从事高山攀登事业的第19个年头,这支队伍从最初的7名队员发展为56名具有高山向导从业资质的藏族协作队员和10余名工作人员。每次登山途中,苏拉王平总是想着记录,但用文字和图片似乎很难完整还原雪山的壮阔美景和攀登过程的惊心动魄,于是他便萌生了用视频记录攀登过程的念头。最初他用DV拍摄,到后来认识了电视台记者并向他们学习专业经验后,便斥资购买了一台专业摄影机。他一边挑战攀登,一面研究如何拍摄珠峰。算起来,到《珠峰队长》上映,他已经准备了十多年。

苏拉王平认为用文字和图片很难完整还原壮阔美景,因此想用视频记录。  片方供图

高山摄影师需要在高海拔恶劣地形和气候下拍摄,工作难度很高,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严格。为了能顺利拍摄,川藏队只能选择在高山向导中培养高山摄影师。“我们在高山向导中找了10位有潜力的队员,他们进行了六年的专业培训,有四人更是无人机的高手。拍摄时,导演没办法和我们一起攀登,我在途中担任两个角色,一是队长,二是安排组织摄影师的工作。这部电影真正的英雄应该是这些高山摄影师,他们在七八千米的极端环境下,保护七八十斤重的设备,还要完成拍摄,这种难度可想而知。”

苏拉王平提到,一般电子产品都怕低温,在极端环境下拍摄电影很难移动,且蓄电能力有限的庞大机器几乎无法使用。他们挑选了画质能达到4K、随时随地能够贴身取出进行拍摄的小机器。“拍摄时温度几乎在零下40摄氏度,这种情况下耗电很快。拍摄珠峰真是用命在搏。因为是纪录片,不存在摆拍或是刻意找镜头,要有很高的敏锐性,随时抓取可用的镜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预案,明确每天的关键任务,就像打仗一样,连雪崩的画面都收入了镜头里。”

团队使用能够贴身取出的小机器进行拍摄。  片方供图

苏拉王平说自己和死亡最近的一次,就是下山时电视般大的落石往下坠,差一点就砸到了他,“很多风险你是逃也逃不掉的,如果真的砸中了那一定会粉身碎骨的。”好在,这支队伍完成了这次登顶,也带回来了素材。苏拉王平至今都庆幸有一班与他并肩作战的队友,他觉得经历了这次“生死旅途”更彰显了勇气的可贵,“拍电影,我们是业余的,但我们去了别人去不了的地方,拍下来了前所未有的素材,这次我们在山上的有效镜头达20多小时。虽然纪录片时长有限,不能全部呈现,但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大家用命换来的宝藏,这部电影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票房压力大,很有可能亏钱,但却认识了很多影视行业的朋友,未来可以协助大家在探险类题材、登山摄影方面有所探索。我也有一些新的影视项目继续计划,电影和攀登,都是我们热爱的事业,再难也不会放弃。”

苏拉王平认为经历了这次“生死旅途”更彰显了勇气的可贵。  片方供图

对话

新京报:之后会继续攀登、继续制作电影吗?

苏拉王平:山队队长对我来说是一个终身职业,我会一直攀登,再带队挑战高峰,比如去珠峰北坡再尝试一次,地球上还有很多高峰在等着我们。20多年来,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实现梦想,队友们完成了攀登梦想,我的家乡人也因为从事登山事业改善了生活,大家很好地开发了雪山,做着有意义的工作,无论怎样都会继续做这些事情。

新京报:路演时观众的反馈如何?

苏拉王平:在遵守疫情防控政策的前提下,我们去了不少城市和大家交流。曾经大家都觉得“我怎么可能去登山呢?尤其是珠峰,简直是天方夜谭”,但现在很多观众都和片中普通的登山者产生了共鸣,几乎每一场都有人问我“登山要做哪些准备”“我可不可以也登上珠峰”,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我很感动。攀登和生活一样,就是讲求毅力的一场修行,重要的是敢于挑战。每次我在分享感受时,越来越觉得能帮助别人实现梦想是件很可贵的事情。

新京报:最想给观众传达什么?

苏拉王平:这是一部积极向上的电影,电影本身、电影之外都阐述着攀登精神,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也是人们勇攀高峰、永不放弃的精神。我希望电影能给大家传递一种正向的力量,希望大家有信心,永不放弃,迎难而上。

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编辑 徐美琳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