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儒生出身的王莽，借助时人笃信的“祥瑞”之说，托古改制。新朝只存在了15年，王莽也因此名誉扫地。王莽的失败，是否就是儒家“理想国”第一次实践尝试的失败？这段惊心动魄、备受争议的历史，为我们理解汉代政治文化提供了哪些视角？

2022年6月，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携手世纪文景，共同推出“去溯时、去现场：历史的凝视与书写”主题活动。当滞塞的时间重启，我们以“历史”为方法，重新定位自己。5场线上活动，12位知名嘉宾，跨越史事与故事、田野与文本、艺术与考古。

系列活动第二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阙海、青年文史作家张向荣带来“祥瑞：从王莽看汉代儒家的‘理想国’”主题分享。

王莽和他的时代

“汉代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

王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独特、又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生于西汉末年，幼年丧父，没有因身为外戚家族成员而得到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然而新朝只存在了15年，王莽名誉扫地。

《王莽篡汉》连环画中的一页，王莽年轻时的谦恭仁孝让许多人认为他有圣人之德。

王莽究竟是邪恶的伪君子，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青年文史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张向荣去年出版了《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这本书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

谈论起这本书的写作视角，仇鹿鸣指出，给中国古代历史前半期的政治人物写传记是很困难的。关于皇帝、宰相这些重要政治人物的所思所想，我们现今掌握到的材料非常有限。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贞观政要》研究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但很难从中了解唐太宗作为一个人的性情特质。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是描绘“某人与他所处的时代”。

回到王莽本身，仇鹿鸣认为王莽的历史形象在前后期有非常明显的反差。王莽最为后人熟知的一个评价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中国传统的批评视角基本上都认为王莽是一个伪君子。但在最近几十年的学术发展中，学者对于很多历史人物有了全新的认知。比如，传统史学通常把王莽定义为一个野心家，一个工于心计、极富理性的人物。但王莽在政治上推出的很多复古举措似乎不是政治理性的行为，还带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

仇鹿鸣认为，为了理解王莽这些做法，后世学者需要重新评估王莽所处的西汉时期的政治文化，尤其汉代儒学糅合了“五德终始说”，在儒学历史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那么理性的一面。

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分析了“五德始终说”之下的政治与历史。“五德始终说”是战国时期邹衍秉承的历史观念，邹衍认为天地有“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德，人类社会受这五种元素转移循环的秩序支配。

今人读王莽，也许很难真正走进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内心，了解王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但王莽施政的反理性色彩恰好能帮助我们理解汉代这种独特的政治和社会文化。

王莽所处的汉代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围，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见的儒学思想真正对实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朝代。之后宋明时期的朱熹和王阳明，他们主张的新儒学无论如何讲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作为个人的他们并不能左右国家的政治走向。而在西汉时期，像贾谊这样的儒者，地位并非特别高，却可以和皇帝秉烛夜谈，尽管唐代的李商隐诗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颇有惋惜之意，但这种场面仍是后来的宋儒无法想象的。

历史上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大一统中国”，是在汉武帝以后才形成的。汉代在这个背景之下还有很复杂的面相。《祥瑞》中引用陈侃理的说法，认为汉代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率先衰落，这种看法是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传统理解不相同的。西汉朝堂之上“五德终始说”这种带有一定非理性色彩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后世很少见的现象。

周制与秦制之争

西汉政治脉络的一条主线

在《祥瑞》的写作过程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阙海时常与作者张向荣进行学术探讨。阙海在活动上指出，从汉代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王莽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之前，汉朝一直处在后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从战国思想当中解放出来。

从汉武帝开始，汉朝统治者才有意识地构建大一统王朝，而这种改革以“公羊学”（以《公羊传》来阐释《春秋》之学）的“回归古制”作为指导思想。所谓“古制”，即《春秋》所描写的周制的格局和价值观。这种改革思想让汉朝不断地向周制靠近，使得汉代国家政制形成了二元结构。

在政治运作层面，汉代沿袭了秦代的律令制，在政治文化层面，汉代在不断接近周制“致太平”的理想。汉武帝改革之时，汉代还是“王（周制）霸（秦制）兼用”，到汉元帝（西汉第十一位皇帝，汉武帝是西汉第七位皇帝）之时已经开始纯用儒术，把儒学的认识贯彻到政治运作当中。这种走向最后势必会出现一位人物，他会纯粹地按照周制来对国家制度进行安排。这个人是汉代的“周公”，他就是王莽。

《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汉宣帝画像。《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柔仁好儒”，汉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道”源自法家，以严峻的刑法治国；“王道”源自儒家，以德治、仁义治国。

周制与秦制的“王霸之争”是西汉政治脉络的一条主线，许纪霖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祥瑞》着力描写的董仲舒、公孙弘和主父偃三个人物恰好反映了这场政治角力中的不同面向。董仲舒精通儒学而不懂帝王之术，纵横家主父偃恰好相反，善于权谋却没有理论支撑。

许纪霖称，这三个人物中他最欣赏公孙弘。公孙弘既有“儒”的一面，也有“法”的一面，他懂得如何真正治国理政，把汉武帝的“外儒内法”落实为一套具体的制度化架构，就像张向荣在《祥瑞》中评价道，公孙弘穷其后半生为后世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之道。

电视剧《汉武大帝》截图，汉武帝策问朝堂与各地举荐的贤良之士，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前来应试。

中国的文官制度始自西汉，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最早出现了文官制度，这与公孙弘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相较于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外戚和宦官专政，以文官为核心的官僚制度是相对理性化的，起到了缓冲剂的作用。文官任职之前经历过儒家五经的洗礼，除了官僚系统的制度约束以外，他们的行为处事还受到了内心道德信念的制约。

这套文官制度在汉代延续了下来，一直到王莽时期。王莽掌权之时，文官制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许纪霖援引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讲到，韦伯提出一个政治家不仅要有信念伦理，还要有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只对政治家的动机负责，只要我的动机是善的，我代表了天命顺应了民意。责任伦理则要求政治家对行为的结果负责，要通过行为的结果来检验坚持的信念是否正确。“用今天的话说，政治家要接地气，要有人情味。”从董仲舒到公孙弘，儒家信念最后落实为一套文官体系，就是在制度上试图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

史学也是“人学”

公共史学与非虚构写作

历史非虚构写作是如今学术出版炙手可热的领域，几位嘉宾也与《祥瑞》作者张向荣一同探讨了公共史学和非虚构写作面临的挑战。

有些史学专业人士也许会对张向荣这样的“跨界写作者”表示质疑，但许纪霖不这样认为。许纪霖说，史学也是“人学”。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最终它是由“人”构成的，它所描述的对象都是由“人”构成的活动。目前市面上有些历史专业著作都是“只见事不见人”，工匠气十足，这些作品在许纪霖看来是没有灵魂的。如今的读者需要的恰恰是有鲜活的人和故事的历史作品。

那么历史非虚构写作只是历史的“搬运工”吗？仇鹿鸣认为历史非虚构写作也需要一定的专业性要求。一位历史的非虚构写作者需要拥有一定的专业研究才能，有能力帮助公众发掘一些比较新颖的史料，也对各种历史假说的真伪拥有判辨能力，不然作品容易沦为满足公众趣味的猎奇之作。

近年来国际上涌现出一批面向大众的世界史著作，其中不少被引进到了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国外非虚构的历史写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都拥有历史专业研究的背景。仇鹿鸣坦言，杂糅前人之说、迎合公众趣味的作品在市场上或许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是走不远的。如果中国历史非虚构作者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对标的应该是“沃尔夫森历史奖”这样的国际历史写作奖。

活动进行期间，有读者提问，如何在非虚构写作中把握历史想象力的界限。阙海回应道，西方人讲“过去即异乡”（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中国也有“古今言殊，四方谈异”的说法。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我们对过去的历史总是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写作者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庄子曾说“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虽然相隔千年，但是今人与古人一旦达到了心意相通的时刻，就像朝暮相见一样亲近。阙海认为，站在这样的角度上说，历史研究应该回归常识。正是基于人类的普遍意识，以及我们对当时历史背景、历史环境的充分了解，我们才能够共情几千年前司马迁笔下的故事，也能对王莽这样的人物形成一种参照式的理解。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