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峯执导了《七人乐队》中的《遍地黄金》。

近日，电影《七人乐队》正式在视频平台上线，该片自7月29日在院线上映至今，仅收获400多万元票房，票房成绩并不理想，但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林岭东、杜琪峯、徐克七位导演致敬胶片的精神和拍摄手法却值得称道。

新京报记者专访该片的监制和导演之一杜琪峯，他执导了《七人乐队》中的《遍地黄金》，听他讲述这次如何换着花样“谈钱”，如何用“抽签”的方式来摆平“顽皮”的徐克，如何缅怀胶片为香港电影做出的贡献，如何看待电影行业未来的前景。

杜琪峯选择在《遍地黄金》中用“赚钱”的话题来致敬2000年，在篇幅和场景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他用三个人在茶餐厅的对话切入时代话题。《遍地黄金》对他来说不是刻意要去做成前作《夺命金》（2011年）或是哪部影片的延续，只不过两部影片都是以金融、赚钱作为背景：“我抽的这个年代离我很近，但最让思考深入的就是这个期间香港的金融变化，有经济危机、金融风暴，香港有其经济繁荣的一面，也会有经济跌落的时候，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金融方面的起伏要超过三次，这让我印象实在太深刻，就像（巴菲特）所讲‘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惧，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要去贪婪’，但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还是不要贪婪，也不用恐惧。”在杜琪峯的很多作品中，金钱都像是隐藏的主角，当他被问到“赚钱流淌在香港人的血液里，这是你的作品特点吗”时，杜琪峯笑着告诉记者，他是这样来理解角色对金钱的渴望，“香港是金融之都，这里的地产曾是世界上最贵的，黄金、楼市、股市、有涨高也跌到过谷底，大家都（生活）在一个（赚钱）圈套里。”

杜琪峯在《遍地黄金》拍摄现场。

《七人乐队》能引发很多观众共鸣，证明杜琪峯选择用胶片回忆香港的母题确实奏效，他依旧宝刀未老，在拍摄过程中他非常清晰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无论在何时，他都能够清醒地掌握影片拍摄进程。这次拍摄，七位导演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筹拍，大家都要面对投资有限，甚至在拍摄其他影片期间再抽时间和资源来拍摄这个短片，“七个导演都很成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运作，即使有挑战和困难也一定能够应付，比起商业大片，我们拿到的资金确实有限，但是绝对不是拍不下去的问题。如果能有再一次，我当然非常开心。但我觉得能做的第二次的时候一定是20年后了，很痛心林岭东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现在只有六个人了，但我还希望大家能延续这份精神，二十年后，我们再拍一次，如果未来真可以，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早在2013年，杜琪峯就有感于胶片时代即将逝去，他打算集合同时期的几位导演拍摄一部向胶片致敬的电影，胶片曾经忠实而又生动地纪录了香港电影发展的脉络，也令很多导演发挥了才华和理想，但胶片时代毕竟要结束了。

《七人乐队》导演群像版海报。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胶片做一个表态？就是我们很感谢它，但我一个人来拍，力量不是很大，如果能够找到年纪差不多，都经历过胶片辉煌年代的导演一起参与，就有更好表达的可能。另外，我们这批导演真的年纪大了，很多都在60岁以上，甚至有几个都超过70了，我们大半生都活在电影（行业）里，也很了解香港，胶片和香港的故事和情怀，都是我们应该去讲述的，做了这件事，不管电影收益如何，但这一定是可以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最早期的拍片初衷。”

杜琪峯是《七人乐队》的监制，调度并集结其他六位导演共同拍摄这部电影，成为他的首要工作。他笑着回忆说当时徐克特别顽皮，无论是让他拍摄某个年代，他都一定不会答应，所以就决定用抽签的方式，抽到哪个年代就拍摄哪个年代的故事，但如果他能找到人跟他换，他可以改，如果不行的话就还是要拍自己抽到的年代，要不就自己去解决。“我们几个在电影圈这么多年，如果谈及拍摄题材，大多数还是想讲香港的故事，几位导演都很成熟，不需要我去调度或是提示。所以他们拍完以后我都没有看，直到所有人都拍完了，整部电影拍得七七八八了，我才第一次看。他们每个人的作品都让我觉得很神奇，原来许鞍华是这样想的，洪金宝又是这样，给我最大感受的其实是林岭东，我们从小玩到大，但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拍《迷路》这样的题材，以前我觉得他似乎更喜欢外面的世界，但通过这个短片让我知道他的根还是扎在香港的，在我以往的认知里，我会以为这部短片是许鞍华拍的。我居然误会了他（林岭东）这么多年，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他拍的）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大的感触。”

洪金宝、袁和平、杜琪峯、许鞍华和谭家明。

《七人乐队》拍摄时还有哪些有趣的花絮？杜琪峯笑着透露，最早拍完的是许鞍华，“阿鞍很乖，很有条理，真是没得讲，特别有修养。最后拍完的是谭家明，至于我，我随时都可以拍，知道他们（的拍摄进程）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动手拍了。这次我们预算确实有限，拍茶餐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茶餐厅租一天多少钱，还有找一些路人来扮演角色，但这件事是一定要完成的，如果超支了就自己扛，作为一个监制怎么都要想办法，都要背起来。”

杜琪峯：应该是有上有下，但是下一部是年轻的一代拍摄，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做这个题目。让新一代人拍这些年代的香港，讲值得讲的事情。不过，他们会用数码的形式拍摄，也代表了新的时代和新的传承，这个项目现在正在计划中。

杜琪峯：我每一个（年代）都想拍（笑），50年代我出生，60年代读小学中学，70年代我开始工作，每个年代我经历不一样的事情，有不同的感受。抽到其他的年代我会觉得好玩，当然我抽到了2000年代，和现在比较近，比较好回忆和感受，但每个年代我都很喜欢。至于用胶片拍，当然就要一直喊着“不要浪费胶片”，因为每一寸胶片都很珍贵，胶片拍出来的样子是没得改的，我们和这种创作的态度很有感情。

在杜琪峯看来，自己是一位很有胶片情节的电影人。

杜琪峯：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觉得电影未来的前景是越来越好的，拍摄工具越来越多，平台越来越多，表达自己创意的渠道多了很多，电影未来是有极大的发展的。但电影院可能会减少，播映平台越来越多，表达不同作品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但我要提醒年轻人的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创作人心里一定要有热情，没有热情，只为了赚钱等功利的目的，你无法长久做下去，你很难做出很好的东西。

杜琪峯：电影院可以让我专注享受电影，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电影，整个电影院挤满了几百人，空气中全是人的体味，不像现在的电影院全是冷气，以前的电影院很简陋，反而有很好的观影气氛。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在家里看电影的自由度更大，但有些（在影院观影）的氛围和体验是替代不了的啊！

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