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只要随手在社交媒体上输入“高铁上”，下方随后就可能弹出一连串与“熊孩子”关联的热搜。隔不了多久，网上就会出现一条关于熊孩子捣蛋的新闻，其中高铁应属熊孩子“出没”概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前不久，有孩子狂踹前座的视频引发了最新一波网络吐槽。为此，还有人建议在高铁上设置“亲子车厢”。
微博关键词“高铁上”搜索关联结果（搜索时间：9月6日）。
几乎每个“熊孩子出没”新闻都会提到坐视不管的家长。玩耍打闹是孩子的天性则成为一种辩护，比如家长可能会认为“只是个孩子”“又没有多严重”“谁没有年轻过”。广大网友不会接受这种没有道理的辩护。
有意思的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六零后”站出来吐槽如今吐槽“熊孩子”的年轻人们，说他们当年也四处捣乱、搞破坏，长大成年后反倒遗忘了一段童年历史。看来，关于“熊孩子”这个问题的争议在短期内是不会停止了。
极少有人会否认最关键的责任人是家长。这一点并不需要过多讨论。我们在本文打算从火车这个机械，以及乘客与它的关系中做点讨论。
撰文 | 罗东
19世纪中叶，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因为给但丁《神曲》、塞万提斯《堂吉柯德》和巴尔扎克小说绘制插图，在整个欧洲名声鹊起。他去世时，年仅51岁，而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奇迹般地创作了数以万计的版画、雕刻和插图，有不少成为经典之作，不断被后来人谈论和效仿，比如为《小红帽》所作的一幅。
古斯塔夫·多雷作品，《小红帽》局部。
但接下来这幅就没有这等“热闹”的命运了。
古斯塔夫·多雷作品，三等车厢的乘车场景。
这一幅作品描绘的是三等车厢，其线条勾勒效果并没有多雷本人其他作品那样饱满，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试图记录的是人物群像。乘客不是某个具体的、有故事情节的人，而只是被视为群像的成员或构图要素，是可替换的、可复制的。
有的困顿疲乏，仰天半躺在座椅上；有的好奇地探出头，观看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有的拨弄乐器，弹奏曲子。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小孩站在母亲的腿上，大概刚哭闹了一阵，此时抱着瓶子喝水。左右两侧的大人都望着这个小孩。他们可能是同行者，也可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在不同站上车，也将在不同站下车。总之，他们在交谈，参与跟孩子的互动，而这让嘈杂声此起彼伏，并在一眼能望到头的、没有障碍的车厢中弥漫开来。
作为大画家的多雷，或许是某天离开常住地巴黎时，突发奇想买了一张三等车票，也或许，其实他像往常一样购买的是一等车票，习惯性地坐在宽松而沉寂的包厢，在无聊之际跑到了三等车厢。毕竟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在《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中引用过一本叫《德国人在德国旅行的反思》的册子，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当一个人旅行，和不可能对话的人一起旅行时，我会常常嫉妒那些三、四等车厢的旅客，愉快的交谈和笑声会从那些坐得满当当的车厢里，一路传到我那个孤立、无聊的小间里。”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 著，金毅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8年7月。
假如换个时间，像以上这样的想法在我们这个年代简直匪夷所思。当你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找到座位号坐下，等列车开动，盼着借这远离繁琐事务（比如永远回复不完的消息）的时间段找回一些自由时间，最渴望的是能安静地放空几个小时，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接受被嘈杂围绕的乘车环境。
影视剧中的东方快车包厢。图为《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2017）剧照。
美国有一位铁路作家叫西·沃曼，到欧洲乘车也有同样的心理。1895年，他乘坐当时有火车天花板之称的东方快车，兴奋地称赞有独立包厢的卧铺车：
“一个包厢里可以容纳两个或者四个人，并且通常旅行者只需付出恰如其分的几个法郎，就能享受一个人独处的包厢，仿佛置身于珀尔曼列车上的高级包厢里一样隐秘舒适。”
他说的“珀尔曼列车”是美国铁路运营的火车，在他看来，它们仿佛就是粗糙不堪的，在铁轨上粗暴移动的学校宿舍，因为隐私只可以通过一些帘子得到少许保证。关于火车餐食的文集《流动的餐桌》在提到他时——西·沃曼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本人做过火车司机——还整理了他对东方快车餐车的断言，“在任何国家都是最优秀的”。这确实才是乘客向往的车厢，它内部的设施、声音和景观都处在现代技术理性的把握之下，整洁、安静而有序。那么，坐在包厢里的一等座乘客，谁会不可思议地跑到三等或四等车厢呢？
《流动的餐桌》，[美]莎朗·哈金斯 主编，徐唯薇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1年4月。
站在21世纪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在欧洲火车投入载客运营（火车最早用来运输煤）早期，一等座、二等座的乘客究竟有多么承受不了孤寂。这是火车让他们经历的从未有过的乘坐感受。
在此前，人们骑着马或坐着马车在农村乡间和城市街道奔走，与路过的人擦肩而过，有时遇见熟人，有时到路边商店买点粮食，补给水，免不了与人交谈，也免不了听见由鼎沸的人声和鸟叫声组成的环境音。何况，乘客坐在马车上与司机和同行乘客相互交谈，虽说不上是什么必然之举，但或多或少也是寻常的。而在此后，他们头一次打开门，进入一个半封闭（侧面有车窗）的包厢空间，和陌生人面对面坐下来，面面相觑，无话可说。
而有此遭遇的也包括孩子。比如，《流动的餐桌》讲了一个故事：在二战前夕，有一个叫雷德格瑞夫的九岁小孩（后来成为英国陆军少将）第一次坐上火车，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独自走进餐车，也没有办法选个餐桌在完全陌生的人面前坐下来。结果，他只吃饼干和巧克力棒，就此熬了两天。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他在这个年龄为何没有半点闹腾，反而表现得像是沉默而羞涩的，并有点“社恐”的成年人。除了那些因为年龄过小而无法承受火车速度的孩子，大概，许多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在当时都是尚未被完全火车化的一代乘客。这个“尚未被完全火车化”的说法，或许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历史时期——包括现在——第一次出门乘坐火车的孩子们。在这等情形下，一个原本闹腾的孩子初次进入陌生的、快速移动的车厢，也未必会表现出打闹这种做派。
当然，这里并不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有的孩子是“熊孩子”而有的不是。“尚未被完全火车化”的基本问题是，早期一代的乘客无法与火车速度、陌生人和无聊共处。
按照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公共领域的关系》中的说法，乘客可以望向窗外，尽量缩短目光停留在其他乘客身上的时长，从而增加一点私人空间，来消除他们在车厢这种公共空间的“水土不服”。还有个更常见的做法是看书读报，因为人在发出这个动作时，是低着头，目光向下，能成功避免与其他乘客的对视。一等或二等座的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在火车上阅读，成为一时的风尚。
豪华列车上的沙龙与餐厅，匿名插图，法国《画报》，1899年。
当被称作“现代旅行文学之父”的保罗·索鲁（Paul Theroux）在上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乘坐火车时，他每次出发，行李包裹里都必然装有一本书，上车后，除了点餐吃饭、与人们交谈，频率还比较高的动作就是翻开一本书读。这是他在旅行文学集子《在中国大地上》里经常提到的一件事。他是作家，也是读书人，随身携书十分正常。只不过在火车旅行史上，在某个意义上，乘车看书其实也是“无法适应火车机械”的一种后遗症。据《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统计的资料，在那个时候，乘车看书被诸多报刊列为危害身体健康的“不良行为”之一，依据是这加重了大脑的负担。当然在今天看来这其实并无多少道理。
这就不难理解在火车载人早期，为什么有部分包厢乘客在心理上向往三等四等车厢的热闹、喧嚣。在欧洲，车厢有欧式之说，设有包厢的车厢仿佛是把马车挨个放在轨道上，让一等二等乘客在感受上认为这不是在坐那个原来主要用来运输煤的火车，还是曾经舒适的马车。包厢就如酒店套房，将乘客按组隔开，当他们坐下来，只需要处理与对面人的关系，与其他乘客则已经完全“井水不犯河水”了。在轰隆隆的火车机身声响之中，乘客听不见嘈杂的喧闹、哭闹和打闹声。只要某个包厢没有出现捣蛋鬼，那么这个包厢就维系了它的一般秩序。对于一些乘客而言，他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寻找声音或景观，分散注意力，熬完枯燥无味的旅程。照此推理，纵然有小孩哭闹或打闹——何况并不多见，彼时的孩子和大人们一样尚未被完全火车化——也并不必然被当成“熊孩子”，而这实际上完全不是因为他们比现今的人“更包容”，也不是因为他们就不在乎有人捣乱。他们只是实在无聊了。
那么，让他们向往的三等四等车厢究竟是怎样的？
开篇提到的法国画家多雷去过。但除了好奇和破产之后不得已的选择，大概是没有几个人会有此实际行动的。像三等和四等这样的次等车厢，最初就是按照运输货物的形式在运载人，并无什么讲究。《流动的餐桌》提到一个统计史料，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在加拿大，数以百万的移民被作为一种货物，以最廉价的方式进行运输。随着车厢条件的改善，在二战后，这样的车厢开始消失。而不变的是，乘客挤在一个快速移动的空间，将他们在火车外的习惯习俗一并带了进来，与人交谈，逗乐孩子——甚至是以某种没有人际边界的方式。
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城乡之间开启了人口大流动，一批接一批的劳动力通过搭乘火车、汽车来到城市谋生。在当年的硬座车厢，多雷曾经描绘的法国三等车厢场景，也以差不多的面貌方式出现了。有过铁路工作经历的摄影师王福春（2021年3月逝世）到全国各地乘坐火车，打开照相机，拍下了火车上的人们。
在他的集子《火车上的中国人》中，有下面这样一张照片。
王福春摄影作品。
这是他1995年在广州到上海的列车上拍下的。男孩脱了鞋，赤脚坐在座椅靠背上，双手拉着行李架，在他下方，另有一个男孩躺在座椅上。他们和身后的成年男子一样，朝着镜头做出表情。而王福春作为记录这一刻的摄影师，其本人在拍摄这一过程中实际上也参与到交谈和互动中。
从两个孩子的乘车衣服来看，这应该是个夏季，或是夏初或夏末秋初。在这个季节，大多数火车上的孩子比例可能都是最高的，他们的父母在城市打工，到了暑期，为了缓解相思之苦，往往把他们接到城市生活几十天，再送回老家。有时，父母可能无法脱身，最终会把这项接送事务委托给在同一个城市打工的老乡，以此也降低了成本。1996年，社会学家李培林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发表《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一文，他以山东为例发现，95%都是依靠家人、亲戚或老乡等关系获得招工信息，而和他们一起打工的则占到一半以上。家人、亲戚和老乡来自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熟人社会。这意味着，在那个年代，有的孩子可能是和老家的人一起坐上火车，安静的孩子沉默一路，活跃的孩子则有玩伴和成年人说话。
王福春摄影作品。
除了这部分乘客，其实无论是硬座车厢还是卧铺车厢，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坐在车厢的乘客都不断在找办法消磨乘车时光。有的在弹奏乐器，有的围着一个孩子嬉笑。
绝大多数中国火车的座位面向都为欧式，乘客与乘客面对面坐下。这种设置在早期欧洲火车史上，在包厢让乘客经常不知所措，在三等四等车厢反倒让乘客们交谈了起来，在中国当代火车史上也形成过热闹的景象。如果当年的火车在座位设计上使用美式，座位都统一面向同一个方向（减少面面相觑的尴尬），是否就有另一种乘车历史记忆未可知。或许也依然挡不住乘客侧过头和两侧的人交谈，甚至转过身、趴在靠背和后面前面的人说几句。而他们中可能就有小孩。其实如今，这种假设在高铁上已经成为现实，不同的是，现在的乘客早已不是二三十年前的那批乘客。整个世界的乘客也都改变了。
短片《火车进站》（L'arrivée d'un train à La Ciotat 1896）画面。
过去说的“尚未被完全火车化”的几代乘客几乎快成为历史，其实随着火车和轨道的发展，乘客已经越来越火车化，而长久以来，这一直是个看得见的演变趋势。比如1948年，在英国，“飞翔的苏格兰人”号火车淘汰了19世纪的设置，推出了一种新式快餐吧兼酒廊车厢，其中包括一个近7米长的吧台，并配有吧凳，由此成为整个列车人来人往的社交中心。1977年，在南非，豪华列车“非洲之傲”号据称提供了世界上最宽敞的铁路住宿空间，其皇家套房有一张固定的床，一个带有咖啡和茶具托盘的橱柜，此外还有淋浴间。在今天的高铁上，即便不是坐卧铺包厢，在普通车厢，座位的间距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扩大了。无法适应无聊的乘客越来越少了，人们追求的是封闭的、宁静的、宽敞的空间，若有社交需求，则改到专门的车厢。
在这个过程中，火车和乘客都在变得更加理性。
火车从一开始就是技术理性的象征。曾经，在19世纪早期，铁路运输差点以另一种方式开展。就跟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汽车一样，一个人只要有火车，支付过路费就能通行。这一幕并没有发生。这是因为火车在根本上与汽车不一样，轨道的有限性，使得铁路运输必须依靠统一的统筹协调制度，也因为这个缘故，火车和铁路融为一体，这个庞大的、复杂的机械大物是现代技术理性的高度表现。
乘客也随之火车化，越来越适应铁路的技术理性系统，不再畏惧速度和无聊——手机发挥了某种功能——也不再为窗外呼啸而过的风景惊诧。文明的进程也在此显现。乘客与乘客在某个时间段，在车厢这一空间共处，他们之间有性格、嗓门、忙闲程度和偏好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避免冲突，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形成文明规范。乘客和火车一起建造安静而高效的铁路理性系统。他们担心的再也不是无聊枯燥了，而是有人喧闹。然而，我们无法回到以前，回到那个有嘈杂声和交谈声的，人们还将半熟人关系带进车厢的铁路年代。若是整个车厢能安静下来，每个乘客都不会被打扰，都可以按其需要或兴趣做事，当然是在不发出声音的前提下。此时，与孩子交谈的人际范围，不可避免地从过去前后左右的乘客缩减到只剩下家长了，而他们无法像其他乘客那样往后退。
保罗·索鲁见过的一个家长，即便在今天也可以算是参考式人物了。
1986年，索鲁到中国坐火车，其间在北京快线“16次列车”看见一个在哭泣的孩子。孩子哭得越来越厉害。男子给他裹了一层被子，用手轻拍安抚，不仅喂奶、换尿布，还逗他玩。男子在照料中，为了不影响其他乘客，没有打开隔间里的灯，而是借了过道上的光。
“他真的是一位耐心的父亲。”索鲁说。
文/罗东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