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是元代南北书画艺术交融的集大成者，继承多种书体风格而又别出心裁创造了“赵体”，并以书入画，是“文人画”的重要奠基者，对元末以来的绘画艺术有巨大的影响。但这位前朝皇室宗亲、官场上的“被动者”是如何成为一代艺术巨擘，时人又如何看待他呢？

在后人眼中，赵孟頫是“风流儒雅，冠绝一时”的文化巨擘，是元代文化和艺术的典范人物。

机缘巧合，落魄王孙赵孟頫得到举荐，进入大元皇帝忽必烈的视野，成为少数获得出仕机会的江南文士之一。他的故事从这里开始。经历了元代前期的各种风云变幻，他成了元代中期官位最高的文学侍从官僚之一，成为时人乃至后世眼中元代最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鉴赏家。

如此，他的成功犹如一幕激动人心的戏剧，他和才女管道昇的“完美婚姻”也余韵悠长，令人遐想……

这就是剧情的全部吗？

在元代，赵孟頫生在南方，恰好还是宋朝宗室赵氏后人，这是他的命运的基点。

他的一生涉及北士与南士、艺术与权谋、家族与皇朝、道德与律令、官场与文坛的重重冲突和考验，他的生命体验要比碑铭上记载的那个光辉形象更复杂。他的苦衷和快乐、屈辱与荣耀都藏在一幅幅书画流动的线条里，躲在书稿图籍的字里行间。

《不浪漫：赵孟頫传》，周文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赵孟頫经历了元朝早期到中期的大部分事件

想贞元朝士无多，满目江山，日月如梭。
上苑繁华，西湖富贵，总付高歌。　　
麒麟冢衣冠坎坷，凤凰城人物蹉跎。
生待如何，死待如何。
纸上清名，万古难磨。

这首散曲是元末文人周浩为题咏《录鬼簿》而作，恰好可以借来形容赵孟頫经历的人生变化。赵孟頫死后十年，喜欢文艺书画的元文宗在至顺三年（1332）追赠赵孟頫为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敏。至正五年（1345）元顺宗特赐神道碑，敕翰林学士欧阳玄为文，集贤侍讲学士苏天爵书丹，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篆额。

摹赵孟頫肖像，（清）汪恭（《不浪漫：赵孟頫传》内页插图）

赵孟頫生前编定的诗文集一直没有刻印，一直到他去世十七年之后，二儿子赵雍才在元顺宗至元五年（1339）把文稿交给同乡沈伯玉刊印《松雪斋文集》十二卷（含有赵孟頫行状、谥文一卷及目录一卷）。赵孟頫死后的元代政治犹如走马灯一样急剧旋转变化，皇位频繁更迭。短暂的四十六年后，蒙古黄金家族就逃离大都，朱元璋建立大明，统一了中国。忽必烈和他的后代统治了东亚内陆一百零八年，赵孟頫从至元十三年（1276）到至治二年（1322）在元朝治下生活了四十六年，经历了元朝早期到中期的大部分事件。

对元代中后期的人来说，赵孟頫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而非诗歌、辞章的第一流作者。赵孟頫故去不久，给他写行状的后辈文人杨载就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皆以为知言云。”这反倒说明当时文人士大夫看中他的书法、绘画。也就是说，延祐年间他最终以书画家的形象扬名全国。与书画创作相关的，他也是当时重要的书画收藏家，以擅长鉴赏书画、古器物著称。在书法方面，赵孟頫在延祐年间就是时人眼中最重要的书法家。

人骑图，（元）赵孟頫，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不浪漫：赵孟頫传》内页插图）

与赵孟頫有交往的虞集这样评价：“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兼有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元人卢熊说：“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抵钟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后进咸宗师之。”元人陆友仁在《研北杂志》胡汲仲说：“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遒媚秀绝的“赵体”雅正而有跌宕之势，流美而又骨力劲健，对明清书坛影响广泛，成了一种普及性的书体。

元代后期的文人心目中，高克恭和赵孟頫并称画坛翘楚

在绘画方面，赵孟頫擅长绘画的各个题材，杨载称“他人画山水、竹石、人马、花鸟，优于此或劣于彼，公悉造其微，穷其天趣”。这是延祐年间赵孟頫成为高官、名人后得到的称赞。在元代中后期，赵孟頫的画名并没有书名那样得到超越同侪的评价。

大德、延祐年间和他并称的画家至少有高克恭、李衎、商琦等数人。尤其是高克恭很受推崇，虞集把高、赵并称，并曾称赞“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在大德、至大年间，他的画名要比赵孟頫还高出一筹。在元代后期的文人心目中，高克恭和赵孟頫并称画坛翘楚，如与两人都有交往的张雨称“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柯九思在《顾善夫集十大家》中首先提及赵孟頫和高克恭两人，元末的倪瓒也是并称高、赵二人。元末至顺元年（1330）进士林泉生仍然以“善画尚书高彦敬，能书学士赵子昂”形容高克恭和赵孟頫，证明高克恭在元代后期的画名仍十分突出。

可是比高克恭幸运的是，元代后期赵孟頫的画风在家乡太湖流域得到文人画家的传承发展，元末太湖流域的知名画家多与赵孟頫有或多或少的关系：首先，赵孟頫的亲友中就有多位文人以擅长绘画知名。他的二儿子赵雍（1289—1369）以父荫入仕，官至集贤待制、同知湖州路总管府事。他擅山水，尤精人物鞍马，其两子赵凤、赵麟也善画人马、山水，深得家传。赵孟頫的三儿子赵奕在湖州隐居不仕，亦以书、画知名。其次，江南许多画家受到他的影响，如黄公望四十八岁时在赵孟頫府遇见王冕，亲眼看到赵孟頫为王冕绘制《幽禽竹石图》。黄公望自称“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赵孟頫的外孙王蒙（1308—1385）长期隐居临平（今浙江余杭临平区）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是活跃在太湖地区的著名画家。他们基本都延续着赵孟頫开创的“新江南山水画风”继续发展。

在元末明初，赵孟頫的书画艺术通过子弟、师生传授的方式在太湖流域开枝散叶，他的书风、画风对沈周、文徵明等苏州吴门画家有重要影响。明代后期包括苏州府、松江府在内的太湖流域地区经济繁荣、科举发达，文人画家占据文坛、艺坛的有利位置。他们把同样出自太湖流域的赵孟頫推举到元代第一人的地位，同样是文人画家的高克恭等北方画家则遭到忽视乃至贬低。如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附录》称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等四人为元代绘画领域的“元大家”，属于第一等级；高克恭、倪瓒、方从义（号方壶）为逸品，第二等级；盛懋、钱选是第三等级的画家，但是又认为他不如唐代大师，“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其后的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称“赵集贤画为元人冠冕”，要比他推崇的“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地位更高，认为赵孟頫的山水作品“有唐人之致而去其纤，有北宋之雄而去其犷”，实际上已经指出赵孟頫对唐、宋山水画都做了简化和变体，形成了后世元明画家追随的一种新风格。他对宗法郭熙的元代画家看不顺眼，认为“元时画道最盛，惟董、巨独行，此外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云西、唐子华、姚彦卿、朱泽民辈，出其十不能当黄、倪一。盖风尚使然，亦由赵文敏提醒品格，眼目皆正耳”。但是可能因为赵孟頫出仕元朝这一政治因素，让受到赵孟頫很大影响的董其昌在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下对赵孟頫的公开评价有些微妙。

不过董其昌的祖母是高克恭后裔，董其昌多次提及自己和高克恭的血缘关联，因此一向苛刻的他对高克恭这位北方画家也比较推重，说“高尚书之品，几与吴兴埒矣”，认为他也要比四大家出色。尽管如此，董其昌整体上重视、发扬的还是赵孟頫的画风。在书法方面，董其昌也推崇赵氏，认为他得王羲之和李邕之精髓，为“书中龙象”。

雪岩和尚拄杖歌卷，（元）赵孟頫（《不浪漫：赵孟頫传》内页插图）

王世贞、董其昌都是太湖流域的文人、书画家，而他们推崇的赵孟頫和元四家也都是太湖流域的文人画家，这可以说是明代江南地区士人掌握了文化话语权以后塑造的艺术史话语谱系。对他们来说，文人画的鼻祖王维仅仅是个遥远的影子。他们实际上强调的是宋代以来南派画家的历史地位，从而也顺带确认自己的文化史地位。

赵孟頫生前并没有文集刻印流传

在诗方面，熟悉赵孟頫的袁桷认为他“诗法高踵魏晋，为律诗则专守唐法”，晚辈文人评价他“为文清约典要，诸体诗造次天成，不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牍能以数语曲畅事情”，陶宗仪则把虞集、赵孟頫、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为元代中期主要的五位诗人。另外萨都剌（1272－1355）以流丽清婉见长，李孝光以渲染比喻著称，杨维桢的“铁崖体”则标新立异，“眩荡一世之耳目”，影响广泛。元末时赵孟頫的诗似乎并没有上述诸人的影响力大。

就文章而言，元末人林弼说“赵文敏、虞文靖文翰，近代称绝”，这仅仅是就名声而言，实际上赵孟頫文章的社会影响似乎不大。首先，他生前并没有文集刻印流传，去世十七年后才在湖州有了刻本；其次，在元末明初众多著名文人眼中，赵孟頫的文章似乎难以和虞集等人抗衡，如宋濂在《柳待制文集后记》中认为“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虞集）、豫章揭公曼硕（揭傒斯）、乌伤黄公晋卿（黄）及先生（柳贯）四人而已”。上述四人都是元代中期馆阁文臣，因长于写诗歌和朝廷典册、碑版铭文而享有盛名。

在经学思想方面，赵孟頫写的《书古今文集注》失传了，或许这部书稿并没有刻印。他也不以经史学问著称，没有培养出这方面的学生，没有相关的学术传承。元代道学家以元初的许衡、元代中期的吴澄最为著名。

许衡是元初北方经学大家，主要传承程颐、朱熹的学问，长期担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培养出众多弟子；到元代中后期吴澄是南方士人公认的天下儒士之冠，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他学问精深，兼取朱熹、陆九渊之长，著有《诗纂言》《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多部书稿。他为人严正。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曾经诏令时任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的吴澄撰写《金书佛经序》以资皇室追荐冥福之用，吴澄对此颇有异议，拖延不肯书写，后因英宗驾崩而止。

在政治方面，赵孟頫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在至元二十四年至至元二十七年初担任了三年兵部郎中，至元二十九年至至元三十一年担任了两年多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这样的中级官僚，主要负责上传下达和琐碎公文账簿的处理。之后在杭州江浙行省儒学提举，仅仅主管学校教育事宜，没有什么显著政绩，本身也和朝政大局无关。仁宗延祐年间他在集贤院、翰林国史院中担任比较清闲的文化侍从官员，并没有参与朝政大事的决策。他得以就任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也没有在文化教育相关政务上有大的建树，甚至未能在大部头的史书《世祖实录》《成宗实录》《武宗实录》等修撰中有突出的表现，完全是靠元仁宗对其书画艺术、诗文的欣赏才被提拔到高位。

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卷（局部），（明）仇英，克利夫兰博物馆藏（《不浪漫：赵孟頫传》内页插图）

就艺术家的生涯而言，在杭州担任儒学提举的清闲职位以及闲居无事恰好让赵孟頫得以有时间、精力增进自己的艺术技能，与杭州的文人雅士交流，从而发展自己在书画创作、鉴藏方面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貌。而晚年在翰林院位居高位，则有利于他的艺术观念、技法得到承认、重视，从而传播开来。

尽管明代文人对赵孟頫出仕元朝有不少道德上的指责，颇讳言他对明代文人书画艺术的巨大影响，但是许多明代书画家的书画风格以及艺术观念表达都受到他的强烈影响，比如沈周、文徵明的亲友都以“神仙中人”形容这两位艺术家，这恰好是来自赵孟頫传记的内容。如今，赵孟頫依旧是作为画家、书法家、鉴赏家为人们所熟悉，他被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巨匠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外机构收藏着许多他创作或者题跋的作品，时不时就有关于他的展览、研讨会或者书籍出版，人们主要从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的角度了解他。对此，我想他并不会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