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舟山港:海上丝路货运忙。 图/ IC photo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以2013年金秋为起点,“一带一路”建设掀开了世界发展进程的新一页。

截至2022年7月,我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投资规模近1万亿美元。

就此,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九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并展望未来发展,新京智库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万喆研究员,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系列智库报告。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遇疫情交织叠加,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生了深刻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正加速推进。在中国的积极参与推动下,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实施,彰显了中国捍卫多边主义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决心。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显现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特别是在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化危机为新机,实现了贸易和投资合作逆势增长。后疫情时代,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加速推进,将进一步助推形成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产业链,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百年未遇疫情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

近年来,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美国政府在全球推行所谓“美国优先”和“产业回归”战略,全球化面临退步风险,各国内顾心态加紧。百年未遇疫情引发医疗物资的短缺,让美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加速了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本土化、区域化。

安全因素成为各国政府与跨国企业布局资本的优先因素。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方对产业链、价值链的安全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多国政府产经政策与国家安全考量夹杂,对产业链的布局与管控明显趋紧。美西方国家企图以意识形态划线,着力打造所谓的民主国家产业链联盟,主要经济体均有意加速推进关键产业链回流本土。

拜登上台执政后继续鼓励“供应链内循环”,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对半导体、药品及药物成分、稀土等关键矿物质、高容量电池四类关键产品和行业的供应链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解决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和面临的风险。

欧盟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法律保障,推出欧盟供应链法,进一步强化欧盟层面统一的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效率,成为企业的主要追求。很多国家也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考虑,要求已经转移到海外的生产环节重新迁回本土。

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格局与趋势渐显清晰,客观助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疫情倒逼西方大国和跨国企业从全球布局转向区域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因此变得更短、更有弹性,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区域化生产将导致无数区域性供应链中心的形成。

全球产业链将向更小、更地区化的供应链发展,并将关键的生产过程集中在几个主要基地进行。美、亚、欧“三足鼎立”格局初现,剩余中小型国家亦纷纷主动找寻区域内经济引擎,寻求谈判订立区域经贸合作协议。这其中,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力与活跃程度最为凸显。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填补“一带一路”建设机制空白

受疫情和地缘冲突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继续呈现不平衡不稳定态势,国际航运存在脆弱性,全球贸易隐患凸显。但随着生产分工专业化、精细化,分工类别与环节呈几何式增长,以产业分工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呈现出延长态势。

在上述背景下,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在内的区域经贸协定落地,为“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融合提供了新的机遇,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经业深度交融,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多。

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头加快,有助于填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部分贸易规则与合作机制的空白。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贸规则步入调整与洗牌期,原有传统规则安排已逐渐不适应各方不断更新的贸易、投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政策,致使传统多边贸易机制面临“信任危机”。

特别是以部分欧洲国家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张期待“以规则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原则制定能够与具体项目“同步推进”。通过签订区域经贸协定,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上述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的诉求可在一定程度上,被有针对性地满足。回应了外界此前对“一带一路”框架内贸易规则约束力不足的质疑,从长远看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

当前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头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扩散产业链,丰富了“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内涵。

▲2022年9月17日,观众在东博会“东盟和RCEP精品展区”参观。图/IC photo

在当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全球日渐盛行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接收承包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外溢的难度不断提升。从技术层面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区域内国家降低进出口关税,降低投资壁垒,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区域内发达国家外移的中端制造研发业后,有望加快推进本土高技术研发,推行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全面应用与落地。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项目形成合力,为我新兴高新技术提供更广阔应用平台。

从供应层面看,产业链的转移是经济规律的内在需要,近年来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离开中国,向南亚、东南亚转移,包括成衣等中低端产业逐渐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地,而中国正成为包括人工智能、电动新能源汽车等中高端产业的承接地;从服务贸易往来层面看,我国数字经济应用经验、5G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等高新技术优势可更加顺畅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客观上将我国推向了区域内产业链上游,同时我国内广大消费市场亦可在需求端为区域内“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提供生产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一带一路”融合在危机中育新机

首先,“一带一路”在疫情暴发、全球经济衰退等“连环大考”中展现出了强大韧性与活力。在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的情况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护区域乃至国际产业供应链、价值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疫情期间,包括雅万高铁、瓜达尔港在内的走廊项目建设运营正常开展,成为统筹防疫与生产的标杆。2021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达到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4%;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214.6亿美元,增长15.3%;自沿线国家吸收外资112.5亿美元,增长36%。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7亿美元,占我总体比重达到57.9%。

疫苗国际合作方面,在疫苗国际分配极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将中国生产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沿线国家疫苗短缺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

数据显示,东盟、欧盟、南亚、拉美多国借助“一带一路”在疫情期间甚至加强了与中方的经济关联。东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形成了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局,有力推动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将在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秉持多边主义理念的基础上,“一带一路”不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由单一国家提出的最大规模发展倡议,也是史上首次由南南合作为主体,创立的最大合作范例。后疫情时期,“一带一路”有望进一步对世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疫情暴发前后,部分发达国家挑起的“产业链回流”等类似产经政策进一步对各国发出警示,唯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对疫情期间,“乱象百出”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拨乱反正”。

第三,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望赋能“一带一路”产业链。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一带一路”产经项目提升韧性,促进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产业分布状况合理布局,为创建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外部价值链提供了空间基础。

随着中国内部消费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中国经济韧性有望更上一层楼,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也将在宏观层面稳定全球经济发展态势。

构筑“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四十一章“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部分中提到“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

“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关键是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应积极参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治理体系改革,“保链、补链、强链”,坚持互利共赢导向,强化合作,共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

一是坚持“一带一路”产业链开放大方向。要积极参与全球与地区经贸治理规则变革。积极参与全球宏观经济协调,携手应对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支持二十国集团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与各方协调规则变革制定时,充分发挥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推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惠普、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积极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发展空间,为我维护“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发展前景。

二是秉持“一带一路”产业链“互利共赢”导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互利共赢的产业链,坚定推动以RCEP为代表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西方发达国家要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力度,坚决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产业链联盟导向,在竞争的同时加强合作,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方面寻求产业链融合发展。

三是补足“一带一路”产业链短板。一方面,积极助推可持续惠民生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凸显我以人为本、绿色发展、普惠共赢国际发展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另一方面,针对疫情暴发期间“一带一路”项目相关重点产业链、价值链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要重视产业链安全,应尽快积极予以保链、补链、强链。

积极引领沿线各国与我加强科技、生物、医药领域开放合作,同时积极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合作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增强相关链条“免疫力”,提升沿线产业链“抗击打能力”。

四是深化与“一带一路”数字产业链合作。疫情催生“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新的合作机遇,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基建领域合作前景广泛,将有力推动“数字丝绸之路”“数字经济”产业链未来的合作空间。要顺势调整“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比重,从以老基建为主向以数字经济等新基建转型发展,与“一带一路”国家制定新基建领域的国际标准,改变粗放式发展模式。考虑到疫情期间数字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逆势上扬”,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包括互联网普及计划、数字产业推广、推动有关产业数字化。

五是提高“一带一路”产业链绿色含量。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大幅提升了近40%,超过了化石能源投资。要加强绿色“一带一路”的政策引导和能力建设,进一步突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推进重点绿色投资项目,打造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产业链。

依托重点绿色投资项目孵化绿色发展共同体,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能力建设,加快实现绿色转型;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供应链合作与示范,深入推进绿色采购、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一体化,打造“一带一路”新型绿色产业链。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洁、多元化方向加速转型。

文/万喆(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编辑/柯锐
校对/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