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年前的今天，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在上海出生。硕果累累的“爱玲爱玲年”，百年诞辰的各方纪念犹在昨天。

疫下不知时日过，转眼又两载。再谈张爱玲，间隔已逾一个世纪，祖师奶奶这口古井还有多少新意和活水可供后来人取一瓢饮？或者说，今时今日放眼学界民间，还有研究者真的担得起“重探”二字吗？偏偏，黄心村做到了。

黄心村五年前从长期执教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来到张爱玲的母校香港大学，任职比较文学系主任，2020年，她在筹备“百年爱玲，人文港大”文献展期间，阅读了大量校内档案资料，无心插柳地发掘出许多明明摆在眼前，却似乎无人留意的课题：明明港大地铁站的墙壁上都印有张爱玲睥睨众生的肖像，但她修读了哪些课程？住在什么地方？作品中的那些教授与同学，原型都是谁？她一语带过的、“比较欢喜”的外国女作家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又是何方神圣？与宋淇夫妇七十万字《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的披露，作为重建写作轨迹的附文本，又有什么意义？

两年间，她将找到的文件与影像，结合女性视角下细读文本（李欧梵称为feminine detail）的思考，集结成新作《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既融入丰沛的个人情感与见解，也将比较文学这张捕梦网运用得出神入化，勾连起张爱玲早年港大生涯的雪泥鸿爪，也想象她颠沛流离的后半生，一段段旅途中对异乡和故乡，那些朱红洒金与青山绿水的眺望和回眸。

不过，黄心村依旧自言不是也不能做张迷，这样才可以保持观望的距离，做个好的研究者，她也坦陈“对胡兰成深恶痛绝”，在文章中能不提则不提。尽管她未必乐意，我还是不禁想用《今生今世》中的招牌胡腔“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形容对她这些研究成果的阅读感受——在惊艳之余，又涌起浓浓的宿命感。“这么多年以后才来香港，这些课题还在等着我，不是早早应该有人做了吗？”她说，然而，若不是策划2020年的那场展览，恐怕也没有打开尘封故纸的契机。这大概就是张爱玲所说的，“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华丽缘吧。

一把青：你找到了张爱玲的历史老师佛朗士（Norman Hoole France）的照片，这位《烬余录》中“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抽烟抽得像烟斗”的英国人，也是《小团圆》中安竹斯教授的原型，他在香港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应征入伍，被日本人射杀，卒年37岁，你称之为“研习历史、教授历史、却被打上门来的现代史吞噬”，我看你还去了他的墓地献花，非常感人。

黄心村：佛朗士在港大的人事资料存于档案馆，薄薄的二十几页，但是没有照片。这么多年没有人仔细看过。《烬余录》中说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资料中也留有他被自己养的驴咬伤住院请人代课的信笺，算是“不赞成物质文明”的存证。

我找到的三张照片，一张他出现在中文系许地山父女合影的背景中；一张是与中文系师生大合照，佛朗士坐在陈寅恪旁边，历史系隶属的文学院师生大合照中却不见他的踪影，或许是他特立独行的表现；另一张是保卫中国同盟会时期与宋庆龄等人的肖像，每个人都神态清晰生动，佛朗士显得意气风发，几个人之中只有他不看镜头，还比别人稍稍迈前半步，几乎是种镜头在哪里对他毫不重要的感觉。非常奇妙，可见他不老也不孤僻，热衷交游和社会活动。

张爱玲与佛朗士，是二十世纪殖民、再殖民、反殖民、后殖民背景中的一对师生，她形容老师“研究历史很有独到见地”，他的素养一定很深，但甚至没来得及留下著作，还没机会写出来，生命就没有了，唯一的遗产就是张爱玲。很多人说张爱玲晚景凄凉，其实她从小到大要成为独立的作家，做嘉宝的信徒，“私家草坪请勿践踏”地过完一辈子，从这个标准看，她完全做到了。她对时代特别敏感，总是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方，那种站在高处看历史的预见性眼光离不开佛朗士，用她自己的话说，“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

佛朗士葬在赤柱军人坟场，你去看了也会很震动，埋在他周围的战士真的只有二十出头，37岁已经算其中的老人了，他们被英国政府送去当日本人的炮灰，心知肚明打一场完全打不赢的仗，义无反顾地送死。所以我想我还会去那里，我要在心里默默地跟他说，放心，我把你挖掘出来了，更要感谢你，我所在的这个地方，你曾几何时也在这里过。

一把青：《烬余录》提到佛朗士之死，“想不到练武功（参加志愿军）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小团圆》写九莉洗袜子时得知老师的死讯，抽噎起来，在张爱玲冷眼旁观的笔下算是很动情的瞬间。这位安竹斯先生还个人资助九莉800元奖学金，让九莉一边“飘飘然心旌摇摇”，一边窘迫地怕母亲误会自己爱上安竹斯，你认为张爱玲对这位老师“有些模糊的情愫”，可以理解为爱慕吗？

黄心村：张爱玲很多散文做了小说化处理，例如《忆西风》中几个同班同学姓名都做了改动，但是佛朗士是原名。这个“800元奖学金事件”在《易经》中也出现过，当年港大每年的学杂费是350元，800元对囊中羞涩的学生是笔巨款了。我倾向将这桩轶事保留在介于小说和纪实之间，何必一定要分个真假呢？不难想象，年轻女孩对于充满魅力又特别神秘的男老师，一个智慧洒脱、关爱学生的殖民地自由知识分子那种朴素的情感。

另一个关键，是60年代张爱玲试图打入英文市场受挫时，宋淇曾建议她参考韩素音在西方走红的模式，将《倾城之恋》和《第一炉香》合二为一，写上海女郎投亲考入港大，爱上英国讲师的“黄白恋爱故事”，她如果接受好友意见把这段感情写出来，大可复刻韩素音《生死恋》的畅销和成功，但她既拒绝迎合市场，又绝对不去消费它，这份点到为止只可意会的情谊，张爱玲将它慎重保护起来，也不愿让人继续往下想。

一把青：你还考察了张爱玲的中文老师许地山，不同于我们印象中笔名落华生的老派文人架势，他竟然是一位长衫飘飘、注重外表，且具备国际视野的“潮男学者”，他对宗教、音乐、服饰的诸多论述，启发了张爱玲《更衣记》《谈音乐》《中国人的宗教》等文。很难相信大学某门课的老师能为学生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但经你梳理，显得确实存在，虽然她从未像对佛朗士一样直接提过。

黄心村：的确是两样的。佛朗士切中了她的心，许地山则是静静地潜移默化。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茉莉香片》中穿长衫、有种“特殊的萧条美”的言子夜教授，子夜即午夜，言午即许，是一望即知、非常简单的reference（参考），她把他化作了虚构人物。翻阅许地山和张爱玲手稿，更会发现就连图文并置、自绘插画的风格都如此相似，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师承。

许地山真是典型的从五四走出来的人，香港这个中西合璧的窗口又让他非常前卫，他玩摄影，背着相机四处走，研究服饰和性学，但是骨子里拥有深沉的家国情怀，张爱玲的个人主义则要超然得多，哪怕同样的议题，她对于这位老师的“隔空回应”都呈现了另一种路子、另一种对历史的写法。

她写“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其实并不准确，根据现有的学籍资料和成绩单推论，张爱玲在四组不同的专业中选了最难的Group A（A小组），几乎从不缺勤，主修英文历史，文学和翻译是她的辅修，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加上殖民地阅读文化背景，她的课外读物想必都是英文，因为学校里老师也都在读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读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

我还非常幸运地访问到了比张爱玲晚一年入读文学院的百岁老人莫绮莲，这些故人故事的抽丝剥茧简直可以写推理小说，莫绮莲对于读书年月的记忆仍是清晰准确，还记得“张爱玲和另一个二年级同学走下坡来，她朝我微笑，齐肩长发有点凌乱”这么细节的画面，并对“带着那么厚镜片、内向不爱社交”的她，回上海后变化那么大，感到不可思议。

一把青：斯黛拉·本森真的是闻所未闻！你从张爱玲1944年参加女作家聚谈会短短的一句“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挖出又一个曾经浓墨重彩地参与历史，又被历史掩埋的英国女作家，没想到她那么早就到过香港四川北京广西，身体孱弱但生机勃勃，还写了大量游记，那么早就拥有了殖民者反思的自觉，更没想到她居然是张爱玲笔下香港“鬼气森森”的重要源泉。

黄心村：斯黛拉·本森1933年41岁病逝，留下尚未写完的长篇小说《蒙多（Mundos）》，这本小说如果能完整出版，她一定会是20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别人不会把她遗忘，但确实是走得太早，最重要的作品还没有出来。她一生积累的日记遵照遗嘱被送往剑桥大学封存五十年，我有幸看了一部分，如果要研究历史，这一定是一笔不得了的财富，里面走马灯般有各色真实人物，非常有意思。

本森在1920年第一次到香港，第一印象是“阴沉的、雾蒙蒙的、倾斜的岛”（that grave and misty tilted island），被带到英国人聚居的太平山顶，她感受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悬殊差异，香港之所以倾斜，因为是垂直陡峭的等级社会，在去世的前一年，本森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把英国殖民者形容为一群鬼魅，“盘踞在他们贵族生活的山上，他们看上去是那样的稀薄，而他们身旁就是厚实而丰富的中国人的生活”，身为殖民者的一员，她狠狠地批判和讥诮，让殖民社会的人特别不高兴。《第一炉香》中葛薇龙赴姑妈的半山大宅，是传奇小说和哥特式古堡小说的结合体，也投射了本森怪诞荒谬的重重幻象。可以想象，刚刚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突围、抽离出来的张爱玲，撞上了从另一个世界兴冲冲看来、正孜孜往里看的本森，她们的香港观察，保持了一致的焦距。

更有趣的是，1919年底，本森结束在美国的游历从三藩市坐船跨越太平洋，再经日本抵港的航线，刚好和1955年张爱玲的离港赴美之路，完成了一来一往的重叠，不仅如此，本森香港日记那么多浅薄、庸俗、自私的幽灵殖民者声色犬马间，“唯一一个似乎有智力和精神储备的人”、任职港英政府的考古学者贝尔福（Stephen Francis Balfour），恰是佛朗士的邻居兼好友，贝尔福是个中国通，不仅与本森对殖民地的批判一拍即合，更与许地山、戴望舒这些南来文人都十分熟稔，这个小圈子的组成还有待更多资料挖掘。

可惜，贝尔福在香港沦陷后被关在集中营，未能等到战争结束就死于空袭，和佛朗士同葬在赤柱军人坟场。隆隆炮响劫后烬余，大火烧遍后还剩下什么呢？两个活得有声有色的至交，永恒地葬在一起。

一把青：本森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运动者，从1910年代伦敦的女性争取投票权运动中走来，充分利用她的政治和文化资本在香港投身妇女解放和抵制卖淫制度的运动。这一点倒是和一生都对运动和主义避之不及的张爱玲有所不同？

黄心村：张爱玲绝对是有距离感的，她的女性主义意识确实有，但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表达出来，不能轻易地把她归到某个阵营中去，不同于本森毫不犹豫的运动者姿态，也不是毛姆的远东观察中力图巩固的顺从沉默的东方女性形象，《谈女人》中对女性和性别政治的冷眼旁观，应该是在毛姆和本森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一把青：你还特别提到张爱玲“不可能没读过，但有意地只字不提”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想必是不喜欢。本森与伍尔夫两位同时代英国女作家不止相知相惜，本森在日记中赞美伍尔夫美好和真实，但也认为她“仿佛在知识生活之外就没有别的生活”，而高高在上的伍尔夫在得知本森死讯后，难受之余生出“好奇怪的感觉”，慨叹“我们本来可以成就一段友谊”，这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也让人联想起张爱玲对于友谊的态度。

黄心村：当时伦敦的布鲁姆茨伯里精英作家群（Bloomsbury group），以伍尔夫夫妇作为绝对内核，他们掌握所有出版资源，想在文学界获得地位和认同，谁都想进入这个中心圈，本森虽然家庭背景也不错，但只能算是十分边缘的编外人员，除了旅居亚洲物理距离的遥远，本森所隶属的“中等趣味”（middlebrow），在“高等趣味”（highbrow）的代言人伍尔夫眼中，是不入流的，像个劳动阶层妇女，“伤感得发腻，那种所谓的机智脆弱得足以使人情绪冻结”，直至1932年底伍尔夫才终于在信中透露开始读本森的代表作《移植的多比（Tobit Transplanted）》，承认充满乐趣，但也确实感受到“惘惘的威胁”，意识到自己固若金汤的地位可能会被区区一个本森的写作潜力撼动，但紧接着就是传来本森的死讯了。

《我看苏青》中说，“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伍尔夫和本森其实是同类人，都是在帝国边缘行走的坚守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女性作者。“小报忠实读者”张爱玲有意识地弃伍尔夫而择本森，更青睐她游离于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化之外的独立声音，又怎么能想到，多少年后多少人因为小说中的繁复的心理刻画，把她比作“中国的伍尔夫”呢？

作家的友谊难以捉摸，张爱玲特为尤甚，年轻时仰慕的胡适，见过一次就没有下文，曾经最重要的朋友炎樱，后期也渐渐疏离不来往，一个普遍的解释是炎樱家庭幸福，张爱玲看着不舒服，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她后半生最重要的闺蜜、宋淇太太邝文美，家庭也幸福，张爱玲还是“每次想起茫茫人海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的安排多好”，宛如情话。我想她对于友谊和爱情都是只能专一，跟一个女友好了，就不需要第二个女友，她一定有她不一样的、奇特的标准，我们无法用世俗的观念去想象。

一把青：你还从《我看苏青》和《太太万岁题记》两篇中抓住“黄昏的阳台”这个字眼，总结张爱玲的历史观，很写意传神的五个字，也深具“张学”美感，能否展开讲讲这个概念？

黄心村：这与战争的经验分不开。《我看苏青》中“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见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我想着，这是乱世”，《太太万岁题记》写在两年后，她写到自己关注小人物的生之琐碎与死之传奇，“于高兴之外又有种凄然的感觉，一离开那黄昏的阳台我就再也说不明白的”，点出战后的惘然若失和现世的不可久留，是身处乱世的特定氛围，也是金光灿烂的日暮中，主体所浸润的惴惴不安。

我最早将“黄昏的阳台”视作张爱玲散文创作的立足点。散文是介于非虚构和虚构之间的“临界点文体”，黄昏是白天黑夜的过渡时刻，而阳台是私领域与外部世界的过渡空间，如此转瞬即逝又充满张力的暧昧时空，她能捕捉战争与和平的最大洞察，前面讲到，我觉得她的散文中有很多的虚构，例如人名、细节等等，这是她写作的方式，拒绝任何深层的结构或宏大的意义，把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打碎成无数碎片再重组，营造现世与隔世的迷幻交叠。

一把青：她在这个“黄昏的阳台”上站了多久？你说她晚年《小团圆》等作品，以及与宋淇夫妇的700封通信都是生命书写（life writing），那这种“惴惴不安的绚烂黄昏”，有在晚期风格中呈现吗？

黄心村：还是有不同的。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张爱玲，远离了黄昏的阳台，远离了残酷的大上海，也远离了战争与革命，接受一种永远的离散。《小团圆》她的心比较定下来，通过对个人生活的虚构化自我梳理、那些反复的改写，最终放下了。需要留意的是，《小团圆》的酝酿过程与《红楼梦魇》的考证时间如同两条纠缠的绳索，其感情充沛的读红文字，与《小团圆》的互文关系亦十分耐人寻味。

文本作为生命体，它所经历的劫难以及劫难后得以延续的多重生命，适用于《红楼梦》，也同样适用于张爱玲。还有《重访边城》，最早是在1963年用英文发表，为什么要在整整二十年后找出当年的笔记再用中文重写，对香港进行最后一次文字上的诀别？要知道张爱玲对文字很有坚持，宋淇建议她删掉《小团圆》写香港抗击日军战斗中的校园的前两章，指琐碎又是从前写过的，她回信说不能删，因为是盛九莉的key to her character（性格关键）——恰巧又是香港相关的素材，《重访边城》亦如是，是多么无法割舍的经验，让她即使按下未发表，也仍旧要一写再写呢？

也只有在虚构化的框架中，她才会写到伤痛，就连最私密的书信中她都很少提及，只是以“低气压”、“下次再谈”带过。未完成的残篇《异乡记》可以说是伤痛文学的代表，其中沈太太、拉尼、那些改头换面的温州地名，都是在旅途中即刻发生的虚构化过程，所以仓促颠簸、被反复打开，充满不堪，又不得不写，和前述的斯黛拉·本森一样，如果没有写作的目的，旅行一点意义也没有。直至最后一本《对照记》，她完全放下，和解完成，前世今生的恩恩怨怨变成脍炙人口的那句“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一把青：以上提到的大部分人，佛朗士、许地山、本森，包括那场女作家聚谈会的同场者汪丽玲、潘柳黛、关露、苏青，要么被历史遗忘，要么只是成为象牙塔里一小撮人的研究对象，如今回看，就像《忆胡适之》所言，感觉“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深处吹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惟张爱玲仍在流行，大众且长青，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这种独特？

黄心村：我觉得命运还是特别关照她的。安排她没有去成伦敦，来了香港，1955年离港赴美，又恰好经过日本，又在节骨眼上见证了日本社会转型，冷战的时候，她又在冷战的地图上走了一圈。20世纪有这么一个人，游走于帝国版图之间，她的每一步都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潜流，不是表面的时代风云，而是下面的暗潮汹涌，关键的事件她都在场，在场的人很多，偏偏是她又用她的方式，把这种在场写出来。

在UCLA念书的时候，我们在课室里研究张爱玲，后来才得知彼时隐居避世的她，最后几年的公寓就离我们学校很近，但想必就算擦肩而过也是纵使相逢应不识，我们就像处在两个平行宇宙，研究张爱玲，文本是源泉，是灵感，是索引，从文本出发，眼见为实之后又回到文字中。

80年代，十几岁的我第一次读到《传奇》，惊叹“这是什么东西啊”，完全不知道怎么把她安放。但文学史研究者至今还拼命地把她安放，其实很Ironic（讽刺），无从安放又怎么样呢？硬要说她如何连接晚清、《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海上花》，放在linear（线性）叙述的历史脉络里，我觉得张爱玲也是不会安宁的。汉语文学的线性叙述能不能打破呢？何不以张爱玲作为方法，横向的、将她放在世界文学的脉络中看呢？看她跟毛姆、斯黛拉·本森、以及同时期英语书写中的elite（精英）与中等趣味的关系呢？

张爱玲在港大的学生档案，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也不要贴地域的标签，很多人都忽略了日本对张爱玲的美学趣味特别重要。日本占领下的港大校园，作为暴力手段，要求学生强制学习日语，《烬余录》《易经》都写过，日语课老师是个年轻的俄国人，可谓太平洋战争背景下东亚都市中的特殊风貌。

因为重拾语言，她在神户和东京逛街看衣服都游刃有余，观察到这里“举国若狂地玩着一种吃角子老虎机……每个人守着一架机器，三四排人，个个脸色严肃紧张，就像四排打字员，滴滴答答工作不停”，是日本由战后恢复期迈向用现代化手段发展经济时期市民面貌的珍贵速写。另外，纵观张爱玲的散文创作，也不乏对浮世绘、日本花布、和歌、日本电影、东宝剧团的关照——如果割裂地做选择题，仅仅去追究张爱玲到底是上海的还是香港的，就会遗憾错失这层视角。

只有打破重重藩篱，把所有关联图和参照系全面地画出来，张爱玲在这样一个上下文里面，才更具说服力。

特约作者/一把青

编辑/走走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