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作者：王路曼，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2年8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罗东
关于山西票号的叙事，可能是近代中国金融史最有故事，也最有争议的一部分。在今日，到山西省平遥县旅游的人们多半都会注意到这座古城的票号痕迹，城内的日升昌等遗址向来往的游客展示着其过往的辉煌。而当人们站立在这里时，若不是对票号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大概不会猜到这里的票号曾经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后半叶，将分号开遍了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杭州、广州等国内各大城市。
在文学或民间故事中，山西票号被认为一度掌握着晚清的经济命脉。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成立的，在一百余年的历史里，整个亚洲可能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平遥县一样有着如此巨大的金融影响力。甚者，在晚清北洋民国时期，不少有志之士将平遥比作纽约、伦敦。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山西票号也随着晚清的衰落而衰落。总之，两者被认为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在王路曼的新书《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以下简称《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中，清朝的中央朝廷、省级政府与山西票号的关系并不相同，省级政府对票号有着实际的、庞大的汇兑需求，而朝廷则对此持警惕和压制态度。
接着，这本新书更大的分析过程是在呈现，1842年以后，山西票号如何将沿海与内陆的资本流动联系起来，并且这一呈现试图打破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这是因为，即便在那些认为近代中国孕育着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经济史著述中，“近代中国”指的往往也只是长三角、华北地区或沿海城市，而不包括内陆非港口型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或东方是欧洲的“他者”，内陆则是国内沿海地区的“他者”。《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的看法是，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和农村，以及连接它们的票号，在共同推动贸易市场的发展和扩张。
这本书最终指向了近代中国的内陆是否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更宏大的议题。其处理方法是打破资本主义的单一叙事神话，既分析山西票号的资本主义逻辑，也分析它的非资本主义逻辑。在流行的单一叙事之下，票号的未来只有转向现代银行这个唯一的结局，当票号在20世纪初没有发展成为现代银行时，也就等于彻底的失败。而作者王路曼把山西票号的衰落理解为商人在晚清变局之下的某种主动选择，票号是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私人共同体。他们将积累的资本转而投入到工厂、学校教育等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发展机会。当然，翻阅这本书的读者，如果对经济史没有兴趣，也可能被其中比较跌宕起伏的票号家庭故事吸引。
作者/罗东
编辑/李永博 张婷
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