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关大博带领的国际团队发布的《新兴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报告2022》和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全球气候变化减排新观点，即中小型新兴排放经济体将是全球未来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力军，而发达国家应为其未来发展腾挪碳排放空间。

该报告涵盖了全球50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碳排放数据，并精细化核算了不同能源品种及产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揭示了新兴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征。

团队基于新兴经济体碳排放清单数据库的最新研究发现，2010-2018年间，有50多个新兴经济体年排放增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虽然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排放量不足全球总排放的1%，但整体排放总量却是全球第三大排放体——印度的1.6倍。而这些国家未来的工业化进程所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导致碳排放持续增长，这无疑对本世纪末温升控制在1.5℃内的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

为何聚焦新兴经济体碳排放？入选报告的50个新兴经济体有何特点？研究新兴经济体的碳排放对于我国参与气候应对有何意义？

报告主编、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关大博表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数据话语权基本掌握在西方数据库手中，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排放国，而且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及南南合作发声，而数据是这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

在10月25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关大博对《新兴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报告2022》进行解读。受访者供图

新兴经济体是未来全球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

新京报：成立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团队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碳核算？

关大博：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是2016年联合中国、英国、美国等多国学者联合成立的学术研究团体。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致力于打造一个多尺度的碳排放核算体系，整体做到全透明、可比较、可验证，争取为我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编制出精细化的排放核算清单。最重要的是，我们发布的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并免费面向学术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大趋势，未来二氧化碳排放将持续导致全球不断升温。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中，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是持续升高的状态，按照现有的趋势，全球升温将导致非常高的气候风险，地球温度将提升4℃-7℃。全球气候变化公约《巴黎协定》要求全球将平均升温限制在2℃，争取控制在1.5℃，在此目标之下，我们如何规划碳排放空间？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要把账算好，也就是最基本的碳核算问题。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格局下，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成为准确掌握未来排放趋势、有效开展各项减排工作、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以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

新京报：今年是团队第二次发布新兴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了，为什么会关注新兴经济体的碳排放？

关大博：我们从2016年开始发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报告，从2017年开始，我们着重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60多个新兴经济体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编制工作。

以往政府和学界主要关注拥有庞大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排放大国，而相对忽略了诸多中小新型经济体的碳排放问题。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兴经济体也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过去十余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推动了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迅速增长，成为未来二氧化碳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了解广大新兴经济体的碳排放是重要且必要的。

比如，我们研究发现，被列入报告的50个新兴经济体，整体化石能源相关碳排放是6.3-7.8Gt，占全球1/4左右。在过去10年中，老挝、乌干达、缅甸、马达加斯加等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的单独排放量占全球不到5%，有的国家占全球不到1%，但是这些国家整体加起来，比全球第三大排放体印度高出60%。

然而相比较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体系普遍存在排放清单核算口径不一、尺度不完善、方法不统一等问题，基础数据的缺乏成为研究新兴经济体碳排放特征的主要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新兴经济体低碳发展路径的研究及政策探讨，因此需要从时间序列、区域行业等不同视角分析新兴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建立全面细致统一的新兴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清单。

争取对百余个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精细核算碳排放

新京报：与《新兴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报告2021》相比，今年的报告有何更新？

关大博：新兴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欧洲区域的基础上，扩充了大洋洲区域，进一步丰富完善数据，包括了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的小岛屿国家；从覆盖30个新兴经济体拓展到50个新兴经济体，并在时间序列上填充与完善，提高数据的时效性。

考虑到数据稳健性等问题，我们与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库、欧盟领衔的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EDGAR）数据库等全球主要数据发布机构进行数据对比，今年还新增了与英国领衔的全球碳预算（Global Carbon Budget）数据库的对比，增强数据对比的权威性和数据质量控制的可靠性。

新京报：入选报告的50个新兴经济体有何特点？选择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是什么？

关大博：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展望2022》，50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阶段”按照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结合国家的地理位置及经济特征，部分国家属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

2022年的报告比去年相应增加了一些没有包括的国家，比如泰国、柬埔寨、马达加斯加，还首次尝试对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进行了排放核算，因为他们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国家，且自身能源及碳相关数据缺乏基础。我们依据IPCC权威核算方法体系，与当地学者合作并尽量采用当地获取的信息，对一些中小型经济体进行碳排放核算。

哪些新兴经济体能进入报告，是以数据的验证成熟度来判定的。去年我们发布了30个新兴经济体的碳排放数据，是我们觉得数据准确度最高的，今年的50个同样如此，我们实际上做了将近70个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因为数据发布出来还要进行层层校验，这些进入报告的数据，是我们有信心能够发表出来的。

我们计划在未来四五年内发布一系列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争取对全球100多个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精细核算，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减排以及南南合作提供科学依据。

弥补碳排放数据空白，增加合作共识

新京报：你提到，这个报告采用“数据众筹”的形式来收集数据。什么是“数据众筹”？如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关大博：“数据众筹”是以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夏令营为起点形成的一个工作网络。

我们从2017年开始针对新兴经济体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编制，但这个工作没有固定项目资金支撑。5年来，我们的团队聚集了近千名各国学者，一期夏令营大概100多名学者一起合作十天，收集校验数据。为了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我们编制了碳核算手册，通过举办夏令营和相关培训，收集更全面合格的数据，也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尽量让参与者选取相对熟悉的地区，通过碳核算计算器进行交叉验证。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不是仅把50个经济体的国家级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一一核算，还对绝大多数国家的地区、省市的二氧化碳进行了初步核算。比如印度，不光包括国家级二氧化碳排放，也包括33个联邦的排放。对各国进行核算，清单都细分为20种能源品种、47个行业部门及多种工业产品。

我们的核算利用IPCC全球统一的编制二氧化碳清单的方式，利用各个国家统计局和地区统计机构发布的官方数据，来建立能源平衡表、排放因子等，实现分部门、分产品、分区域能源消费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应数据。具体的方法学报告在我们的网站和相应出版物上都有体现，和全球其他数据库的对比也全部公开展示。

新京报：研究新兴经济体中的碳排放，对于我国参与气候应对有什么意义？

关大博：首先，我们争取为全球气候变化碳核算数据库的空白做一些贡献。这次报告中的50多个新兴经济体，在欧美一些数据库中，数据是比较缺失的。在平时的研究或数据发布中，这些国家基本上被合并成“世界其他国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世界其他国家”近几年的碳排放涨幅速度非常快，这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好奇。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容易被归类于“世界其他国家”，从碳中和的角度讲，我们对合作方的能源利用或资源相关工作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数据话语权基本上掌握在西方数据库手中，我们作为世界最大的排放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及南南合作发声。数据是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

另外，这也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走的“双碳”路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也就是说，要做到“实事求是”，数据越清晰，这个道理就能说得越明白，也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思路、路径，了解越多理解越多，大家的共识可能就越多，在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中，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白爽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