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冯内古特对特拉法玛多文明的幻想、对一种全新的宇宙观的建构，在其后半个世纪的科幻文学世界里也得到了延续和深化，今天的我们应该更理解那超越人类狭隘的四维目光。

自从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许多根本不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的人就拾人牙慧，津津乐道，他们以为阿多诺的意思是：奥斯维辛的存在令写诗这回事很无能，继而他们质疑起整个文学面对残酷历史的能力。其实阿多诺本质上是说：纳粹的灭绝大屠杀使一切文明的意义都成为虚无，即使写诗这一文明的精粹行为也与野蛮无异，甚至成为帮凶。但为什么人们还要写诗呢？诗与艺术是否奥斯维辛所留存的遗物中唯一可能否定野蛮的行为？

《五号屠场》，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译者：虞建华，版本：读客文化·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

轰炸灾难的幸存者

纳粹屠杀幸存者、诗人保罗·策兰写出了《死亡赋格》，就是为了反驳“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这种历史虚无。而阿多诺看了这首诗以及保罗·策兰、奈莉·萨克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更多犹太幸存者所写的作品之后，也公开表示自己的判断有误。

如果我们承认奥斯维辛之后，诗歌随着诗人肉体之消亡而消亡，那才是真正向大屠杀投降了。然而人类的灵魂总是愈挫弥坚，也许人类作为有机生物本来没有灵魂可言，但通过重重虚无的锻炼，我们斗胆赢得灵魂，并使之更加坚硬。这样一种信念，驱使了身处不同位置的历史亲历者去书写人类的绝境，既有策兰这种直接受害者，也有无奈身为加害者后代的德奥作家比如英格褒·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还有盟军中的那些创伤后遗症者，比如本文要谈的库尔特·冯内古特。

冯内古特要面对的是一样的质疑：“德累斯顿之后，写小说是野蛮的？”德累斯顿大轰炸是二战欧洲战场最惨烈的一次轰炸，死亡人数十三万五千，超过东京轰炸。关键是，德累斯顿是不设防的文化古城，没有战略意义，因此轰炸致死者绝大多数为平民，此举因此成为同盟国极力想淡化的污点。而小说家冯内古特当时恰好作为俘虏身在德累斯顿，是轰炸灾难的幸存者。他目睹惨况，因此耿耿于怀，其后花了二十四年处理心中创伤，终于写出一部名著《五号屠场》。

1945年，轰炸后的德累斯顿。

“礼失求诸野”

“五号屠场”是当时在德累斯顿的美军俘虏集中营，却因为其地下室牢固而保护了这批战俘（包括小说主角比利和叙述者/冯内古特）以及看守他们的四个德军士兵。屠场为杀戮而设，却造就了生还的奇迹，这样的反讽让人哭笑不得。

也许正是这个反讽启示了冯内古特的生死观和这本小说的结构，他在小说中引入一个外星高级文明“特拉法玛多”用来反衬“地球仔”的愚蠢好战。在特拉法玛多人的认知中，死亡不代表终结，人永生于时间的各个阶段，时间也并非河流而是可以旅行的立体网络。因此小说主角比利作为拥有时间旅行能力的人，同时穿梭于1944、1945年的欧洲战场、战后复苏的美国和特拉法玛多星球等地，制造出小说内的平行宇宙结构。冯内古特的笔锋锐利流畅，故事视觉感强烈，因此读者随着比利如鱼得水地转换叙事层面而毫不感到违和，可以说，特拉法玛多的永生在此变成了小说艺术的永生。

当然，如果从偏向现实主义的战争创伤小说的角度看来，二战幸存者比利所相信的特拉法玛多文明以及他的时间旅行，都是他为了回避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的一种自我催眠。他虚构出一个较完美的宇宙来反驳这个残酷无情——只会在每一次荒诞的死亡之后喃喃一句“事情就是这样”的犬儒宇宙。起码，小说中比利的儿女和医生都是这样相信的。

再加上冯内古特别具一格的黑色幽默文风，我们常常会捉摸不透比利的叙述哪些是回忆、哪些是当下、哪些是虚构，冯内古特就是这样让我们在一笑之后细思极恐，因为在特拉法玛多人的眼中，我们人类统统都是比利那样的可怜虫。而写作，唯有写作拯救了比利，当然也拯救了冯内古特，甚至从刻意隐讳之中拯救出德累斯顿的历史。

特拉法玛多式的写作是怎样的呢？比利所见如此：“每一簇象征符号都是一个简明、紧急的信息，描述一个情景、一个场面。我们特拉法玛多人同时阅读这些信息，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看。所有这些信息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联，但作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裁剪下来，这样，当你同时看到所有这一切时，它们会产生出一种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深奥的生活意象。小说没有开头，没有中间，没有结尾，没有悬念，没有道德说教，没有起因，没有后果。我们喜欢我们的书，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中同时看见许多美妙瞬间的深处。”

这像极了几年前一部深邃的科幻电影《降临》里的外星文，玄之又玄却治愈、消弭万物的冲突。可要是跳出小说家思维来看，这不就是现代诗的特征吗？殊异意象组成的现代诗，并置着情感、信息和意志，将之同时交予愿意虚怀若谷接受它的读者，让读者与诗人同时感恩这个宇宙的无穷瞬间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