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故宫文物南迁、西迁，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在这段历史中，究竟经历了哪些磨难？郑欣淼倡导开展的“故宫学”又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在一场名为“故宫博物院与故宫学”的讲座中，章宏伟讲述了其中的原委。本文选自《思享者：我在北师大听讲座》，系2020年10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专家讲座”转录文字节选及相关论文整理而成，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思享者：我在北师大听讲座》，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被占，平津震动，华北告急。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学校部署南迁。鉴于日军侵略者气焰方炽，一旦入侵华北，故宫文物就有在战火中被毁或被劫的危险。为确保文物安全，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故宫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往异地储藏。

文物南迁的准备工作，一是选择文物精品，二是做好装箱工作。这次装箱，可以说装了故宫文物大部分精华。

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手中，平津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决定从1月31日开始，将已经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消息传出，一时间舆论哗然。一些人认为：古物在兵临城下之际运出北平，势必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呼吁政府应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态度，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绝不宜轻易他迁，以免散失。

1月23日，北平市自治区各公所及商会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迁，在民众集会上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古物，誓与国宝共存亡。一些故宫职员也收到了恐吓信，并有人宣称要在铁路沿线埋炸弹，以阻止文物南迁。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当时曾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拍过这么一封电报：“（平津卫戍总司令）于学忠转来各团体反对古物南迁函电，举座大哗。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

这时，政府发表了对南迁一事的态度，劝慰民众：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京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故宫文物南迁，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从2月6日凌晨起运第一批古物，分5批共运出13427箱64包（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6065箱8包8件）。这些南下文物，先存上海，再运到南京，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7月29日，北平陷落。8月13日开始大举进攻上海，南京岌岌可危。

为了保护这批国宝，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立即将古物分批西迁到大后方。三路西迁，具体的过程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能说是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经常是文物前脚刚走，日寇的飞机轰炸就跟着来了；载运文物的车辆也曾翻下桥去，如果车里装的是瓷器之类怕碎的东西也就完了，装的是档案图书之类的纸制品，并不怕摔，车子虽是翻到河里，这里却没有水，而且桥不高，箱子受的震动不大，也没有什么损坏。总之，文物有惊无险，安然无恙。这批文物从1937年11月开始西迁，到1947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在后方整整过了10年。故宫文物南迁、西迁，文物没有大的损失，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

1948年，蒋介石国民党败局已定，故宫博物院在京理事开会决定将南迁存京的文物挑选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1月29日，共有三批文物运台，总计2972箱，约占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的22%，大都是南迁文物中的精华。1965年11月在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成台北故宫博物院。

未及运走的文物留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批文物的绝大部分从1951年起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辗转了十几年的国宝又终于回到了它们原来的家。

故宫文物南迁及南迁文物运台已为人们所熟知。不少人以为，当年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都南迁了，而其中的精品又都运到了台湾。这自然是个误解。南迁古物，当时决定尽量挑选精品，事实上未能完全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故宫博物院入藏了国家拨交、个人捐献和收购征集的24万余件文物，其中多有国宝级精品。

故宫博物院是个藏宝之府，现对社会公布可移动文物数量达1863404件（套），有陶瓷器、货币、玉石器、甲骨、青铜器、封泥玺印、玻璃器、刻石文物、雕塑、碑帖、书法文物、绘画文物、敦煌与吐鲁番文物、宗教文物、漆器、珐琅器、织绣与服饰、金银器、铜锡铅器、竹木牙角器、匏器、工艺盆景、笔墨纸砚、成扇、卤簿仪仗、乐器、武备文物、科学仪器、钟表、医药器具、戏曲文物、照明用具、日用杂品、娱乐用具、近代交通与通信用具、图书、书板、图样、舆图、档案文书等。

故宫博物院已经出版《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全集》60卷，现在又在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估计将达600卷，全是精美图录。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翻阅。今天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一本小书，但很有分量，就是郑欣淼先生著的《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该书不仅对两岸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数量、类型、品质提供了翔实的数据资料，而且对故宫文物的来源、构成、流播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最后还从故宫学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故宫只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却有两个（沈阳故宫博物院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过去对藏品的整体整理、研究不够，尤其是宣传不够，致使一般人不明白内里的真相。该书对故宫文物的聚合、流散和回归做了清晰的叙述，厘清了两座故宫博物院皇家旧藏的来龙去脉与现状，全面论述了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来源、构成、流播、现状、分类、数量及相关史实。该书文字虽然不多，却有巨大的容量，分述两岸两院藏品的动态，把两院藏品分为12个类别，清点比较各自的来龙去脉、各自的特点特色，多少有无，将同源分流、庞大繁杂的故宫文物梳理得清清楚楚。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的85%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92%均来自原清宫旧藏，这正是两岸故宫博物院同名的根源；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藏品总量上远远多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且文物精品从总体上也远远多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非像有些人以为的“文物南迁已经把北京故宫博物院搬空了”；在类型上，虽然北京故宫博物院更为丰富，但两岸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都涵盖了我国古代各种艺术瑰宝，同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作者并未计较两座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孰胜，而是把故宫博物院作为一种整体文化来看待，客观地把本属于故宫文物却由于上述原因而分别庋藏于两处博物院的藏品一并加以整理介绍，以求这份文化遗产首先在故宫学的理论框架内进行介绍和探讨。

郑先生的《天府永藏》不是一般的资料梳理，不是公布文物的清点账目，而是研究型的文化整理，是清理文物的研究，其意义远超出文物藏品清点的范围。该著作明显的特点有三：

一是客观、准确。全书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建立起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根根脉脉、根脉相连的文物文化谱系；资料的索取与考证翔实，结构完整、严谨，文字精练，数字准确，必将深化人们对故宫的价值、意义及地位的认知。

二是大历史大文化的文物视野。全书用一半的篇幅对两岸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分类论述和比较。除传统的书画、陶瓷、玉器、青铜器等外，更重视发掘更具宫廷特色的宫廷类、宗教类、建筑类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宫廷类文物，就梳理出帝后玺印、卤簿仪仗、宫廷服饰、科学仪器、戏曲、医药、地毯等16类。

三是体现作者本人首倡的“故宫学”研究的整体性。虽然主体是可移动文物，但始终置于与不可移动之紫禁城的关系、与宫廷历史文化艺术的关系的框架之中，即置于以“故宫学”为标志的故宫文化整理与研究的整体中。因此，该书不仅为读者清晰地解析了故宫藏宝，更能从历史文化艺术的视角，而不是从所谓藏宝的视角引导人们看待最引人注目的故宫珍藏，从而真正理解“国宝”对于国家、民族、人民及对于世界的意义。

最后，作者对故宫及其藏品的价值从历史、科学、艺术等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当代人对故宫及其藏品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的典守职责，提出通过各方携手开展包括对紫禁城建筑、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故宫博物院历史等的系统研究，对以故宫为代表，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的系统研究建立故宫学，并希望把故宫学统筹和推动故宫及其藏品的管理、科研、交流、展示、弘扬等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更加自觉的高度。

1924年，溥仪刚被逐出紫禁城，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的李煜瀛在商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明确提出要“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后又提出故宫博物院“学术之发展，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由于五四运动的原因，北京大学已成为当时全社会在思想与新学科研究方面的先导，在点查清宫物品及后来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力最大。当时参加故宫工作并从事研究的学者有马衡、刘半农、钱玄同、陈垣、孟森、容庚、沈兼士、沈尹默等。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主要精力用于清点、整理清宫藏品，包括文物、档案、图书，同时注重向社会公布，出版公布文物、文献档案资料。1925年开始出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为学术研究的需要，1935年又成立了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10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分特约及通信两种，除本院人员，还聘请社会上颇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从研究人员的阵容上，可见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一开始起点就较高，并且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故宫博物院有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引进了唐兰、徐邦达、罗福颐、孙瀛洲等一批名家。“文化大革命”之前，故宫博物院按照博物馆的基本要求，从自身实际出发，主要是进行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迎来了新的时期，充满活力，成绩骄人。故宫博物院以其特殊的地位、气势恢宏的建筑和典藏的百万珍宝闻名，在图书出版方面开风气之先，最早与港台地区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等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出版了《紫禁城宫殿》《国宝》《清代宫廷生活》等有广泛影响的画册。

故宫是学术的故宫，故宫学人薪火相传，特别是1977年以后，老专家、新学人的学术论著不断推出。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在清史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古陶瓷研究、金石考古研究、工艺研究、宫廷图书文献研究、古建筑研究、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

“故宫学”提出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累积已久的相关研究成果。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立足于对故宫及故宫博物院的认识和定位、对故宫学术研究的现状以及80余年来故宫研究历史的调查与考察，形成了故宫学的思路。他认为，故宫与故宫博物院密切相关，对故宫价值认识的程度影响着对故宫博物院内涵的理解与功能定位。通过对文物认识的深化、对古建筑的重视、对宫廷历史文化的挖掘、对无形文化遗产传承等四个方面的探讨，我们认识到故宫不只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博物馆”，而且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博物馆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宝库。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理念，将故宫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

“没有长达80年的故宫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就不可能准确提出故宫学概念，而故宫学的提出并确立将使故宫学研究进入自觉阶段，将从整体上提高故宫研究的水平。”在郑欣淼看来，故宫不单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也不单单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它是将建筑、文物、典籍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整体，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对于“故宫学”，郑欣淼的解读是：它不是经院式的烦琐论证，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刻板研究，它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等，是一门把故宫当作一个文化整体的综合研究。

郑欣淼坦言：“故宫学”内容的物质载体，当然首先是故宫的博大收藏。对故宫价值的认识需要从故宫学的视野来看故宫，不仅认识到故宫古建筑、宫廷文物珍藏的重要价值，而且看到历史遗存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在此发生过的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这一认识是故宫学得以产生的重要依据，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故宫文化的这一整体性，也使流散在院外、海外、国外的清宫旧藏文物、档案文献有了一个学术上的归宿。“故宫学”的目的就是不断推进对故宫的综合研究，挖掘故宫文化的深邃内涵。

用“故宫学”的视野来重新认识故宫，会有全新的认识。我举一个在故宫藏品中很不起眼的清宫剧本为例。郑振铎在1935年7月的《文学百题》上发表《清代宫廷戏的发展情形怎样》，从宫廷戏表演特点上讨论昆曲在清朝衰亡的原因，认为清宫戏需要“极复杂的舞台和布景，极夥众的演员和切末”而流传不广；剧作家们创作力低下，“往往剽窃元、明的戏文，作为自己的东西。便形成了恹恹无生气的作品……自绝于民众，而不能不同时走上了灭亡之路了”。我们用“故宫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清宫剧本的价值，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第一，剧本是戏剧的物质载体之一，是戏剧的排演依据。中国古代辉煌的戏剧，留下的剧本并不特别多，戏班唱戏留下的剧本更少。现在流通的剧本大都是为了满足社会欣赏阅读、文学研究的需求，并不能代表演出团体的排演剧本，实际上已经是剧本的变种。而且社会上的戏剧演出一般由民间戏班子的演员担任，为了节约经费和增加观众，戏班子大部分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流动性强。这一特点决定了剧本不易进行资料性的保存，有些戏甚至是师徒之间的口传身授，有的演员还不识字，对剧本不重视，留下的排戏用的剧本就更少了。清朝宫廷的戏剧承应活动遵照皇帝的意志进行，对戏本管理规范，有着严格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方法，活动范围固定，仅限于宫廷园囿，因而留下了大量的种类繁多的南府和昇平署剧本，大都是实实在在的排演剧本，每种戏具有不同内容和用途的本子。有专供皇帝和皇太后看的安殿本，更多的是供演剧人员演出使用的戏本，分为总本、曲谱、提纲、串头和排场等。清宫剧本是演出戏本的宝库。这些剧目应该都曾在宫内演出过，为当时戏怎么演提供了版本。现已知藏有清朝宫廷剧本较多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单位的藏品数量总共不到2000种，册数一时没有找到。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11491册，数量大，每种戏都有不同内容和用途的本子，其中有不少剧本是其他戏曲著作中不曾著录的珍稀善本和孤本。这是一批极为宝贵的戏曲资料，是清朝宫廷戏剧活动的实物证明，对于恢复清宫演戏旧貌、发扬中国戏曲传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些剧本在戏剧发展史上的价值，现在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以为，对其价值，只有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是怎么估计都不会高的。

第二，故宫博物院藏清朝宫廷剧本的题材内容广泛，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其中既有元明著名剧作家创作的杂剧和明清传奇，也有清代乐部词臣依据古典小说和佛典故事改编的连台本戏和各种承应戏。演出的艺术形式包括昆腔、弋腔、乱弹、梆子腔和西皮二黄等，有的剧本还配有表演动作或曲谱，词藻华美。这一点似乎少有学者论及。对于穿戴题纲里所反映出的表演程式也是值得关注的。故宫戏本有些只在宫廷里演，外面知道的人很少。也有社会演出的剧本，皇帝欣赏需要，引进宫里，保留了当时外面的戏。外面已失传的，多年后，宫里的也与外面的不一样了。外面的都没有这里丰富。流传在外的，源头能在清宫找到。宫廷演剧体制对戏曲艺术起了重要的规范和提升作用。宫廷与民间演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就戏曲发展本身而言，清代戏曲史乃是昆曲走向衰亡，而京剧萌芽、成长并日趋成熟精致的过程。在这个花雅之争的过程中，宫廷演剧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皇帝由于本身的喜好，乐于参与创造，他既是观众，又是导演、监制，直接参与创作，这与以往各朝大不一样。皇帝的参与，从支持雅化了的昆曲、昆弋，排斥民间剧种到后来接受民间剧种，在他的指导下宫廷演剧更加规范化、精致化，也有一部分“政治化”。作为宫廷演出的昆弋戏，是被改编过的，为何如此改编，改编后如何表演，可以看出皇帝的审美取向和欣赏趣味。由于宫廷演剧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皇帝对花部乱弹的态度、对当时的花雅之争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正是皇帝对乱弹的喜爱，对正在发展中的花部戏曲起了很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影响了戏曲的创作演出和发展进程。到光绪朝京剧形成，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形成了诸多流派，至今不衰。总之，清朝宫廷演戏的历史，反映了戏剧发展的客观规律，即它起自民间，逐渐完善，贵族加以雅化、利用，排斥昆曲以外的剧种。而其他剧种蓬勃健康地发展，终于突破统治阶级的偏见，在宫廷发展起来，引得皇帝也染指其间，促成新剧种形成的互动关系。民间戏曲的生命力是源泉、是不竭的动力。

第三，昇平署曲本及档案资料不仅仅是清代内廷演剧的历史，同时还是清代兴衰的缩影。国家民族的生存状况，也影响着戏曲创作和演出。一部清代宫廷戏曲史，就是一部缩微的清史，由极度的辉煌走向没落。清代宫廷戏曲不仅使我们了解清代戏曲的发展轨迹，还可为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研究提供珍贵史料。对于清廷演戏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于演戏机构的设置上，而机构设置后面的礼乐制度变化的本质，还有待深入地挖掘。清代戏曲艺术在清宫帝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宫廷戏剧文献保留了丰富的清代宫廷生活的文化信息，是研究清朝宫廷史的第一手资料。由一斑而窥全豹，在“故宫学”的视野下，故宫的价值需要重新被认识。

本文选自《思享者：我在北师大听讲座》，系2020年10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专家讲座”转录文字节选及相关论文整理而成，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主讲人丨章宏伟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袁春希

校对丨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