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在京逝世，享年96岁。在中科院植物所缅怀王文采的网页上，一些晚辈不约而同地留言称，看到这则消息时，眼前浮现的，是先生高龄仍在图书馆查阅文献、在标本馆解剖镜旁伏案工作的身影。

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70多年里，王文采为摸清我国植物多样性“家底”、植物分类学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首先要知道中国有多少植物，它们长什么样，分布在哪里。王文采先生从进入中科院植物所的那一刻起，就投入毕生的精力研究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金效华说。

年逾八旬的王文采（右一）拿着手写的讲义，为学生们讲解植物分类学。受访者金效华供图

在野外调查时曾感染疟疾，命悬一线

1926年，王文采出生于山东济南。少年时期，他就读于北京四中，并展露出绘画和音乐才能。19岁时，王文采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大三那年，植物分类学课程燃起了他对植物的浓厚兴趣。他被植物标本和精美的植物纵切面图深深吸引。

当时，这门课由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林镕先生执教。王文采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曾表示，1948年，林老师带他们到玉泉山野外实习，随手拿起开花的紫花地丁等植物，就开始讲解植物是什么科、什么属，有哪些特征，同学们会一一记录下来。休息时，王文采就漫山奔跑，去看各式各样的花朵。

大学毕业后，成绩优秀的王文采留校任助教。彼时，中国植物学开拓者胡先骕正需要找青年合作编写“中国植物图鉴”，王文采的师兄向其介绍了专注于植物的师弟。在胡先骕的推荐下，王文采调至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开始了他长达70余年的植物分类学研究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全面调查我国植物资源现状、建立属于自己的植物分类学研究体系迫在眉睫。王文采称，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采集人员很早就曾到中国采集大量标本，这些国家的植物园专家通过研究标本，发现了很多新属新种。为了采集植物标本做好植物调查，王文采也多次前往人迹罕至之地开展野外调查，在情况恶劣的环境中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在广西、云南等地的热带雨林中看到丰富茂密的植物时，王文采眼界大开、兴奋不已。但野外考察往往也伴随着风险。1958年，在云南勐腊进行综合考察时，王文采染上了恶性疟疾，连续高烧不退，吃药也没有效果。在危急关头，昆明植物所的四名青年无偿为他输血1600毫升，才成功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主持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1965年，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抽调10人，以王文采为主要组织者和编研人员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王文采完成了其中荨麻科、毛茛科、紫草科和苦苣苔科等十余科的编写工作，并主持了全书的统稿工作。

据金效华介绍，荨麻科、毛茛科、紫草科和苦苣苔科是植物分类中的疑难类型，很多人望而却步。

他举例说，做衣服使用的比较好的麻类就是来源于荨麻科，物种鉴定主要靠花朵和果实，但荨麻科植物花朵非常小，只有2-3毫米，观察其形态结构很费眼睛，果实比花还小，而且长得很像。此外，荨麻科植物水分比较多，被压成标本后黑乎乎的，当时的解剖镜不够先进，照明又不好，给物种鉴定带来了更大的难度。“苦苣苔科植物的花朵倒是很大，但是物种分类非常杂乱，缺乏资料，也不容易鉴定。但是在王先生的心中，只要国家有需求，他就会克服一切困难去做，乐此不疲。”

1983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全书七册全部正式出版，收载我国高等植物约15000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植物图鉴类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87年，王文采作为《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的第一主持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此外，王文采还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编研《中国植物志》，完成了其中毛茛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紫草科等类群一千余种植物的编著，为摸清中国植物资源“家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科院植物所副研究员高天刚说，评价植物分类工作做得是否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检索表是否管用，能否快速、准确地鉴定标本。“王先生学术积累深厚，他给出的检索表好用，也得到了世界同行的认可。比如，他们的《中国植物志》苦苣苔科部分发表之后，受到国际植物分类学家的欢迎，其中的检索表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并发表到国际植物学刊物上。”他说，王文采的检索表是经过充分实践获得的结果，因此可靠、好用。

注重学术传承，支持植物分类学发展

王文采注重学术传承，为壮大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人才队伍，他布局了重要经济植物大类群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蕨类植物、裸子植物、毛茛科、豆科、菊科、兰科和禾本科等物种数量丰富且分类研究不甚清楚的植物类群。

金效华回忆称，1999年，他在中科院植物所读硕士研究生，一开始研究方向是蕨类植物，当时所里研究兰科植物的三位专家已全部退休，研究队伍面临着断代困境。中国兰科植物种类多、又漂亮，有重要的经济、药用和文化价值。在这种情形下，王文采通过努力，结合个人兴趣，安排金效华“换方向”，研究起兰科植物。

“此后我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做博士后，2005年离开博士后工作站，找工作期间，当时的中科院植物所所长马克平说，你回北京所吧，王先生已经把推荐信亲自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这让我非常感动。”他说，自己此后一直在中科院植物所从事兰科分类和系统学研究，直至现在。

高天刚曾经师从王文采念博士，他回忆说：“王先生授课风格平实，没有曲折的故事，也不制造悬念。一开始听起来甚至可能会觉得有些枯燥，但时间越久，越觉得有价值，都是‘干货’。”在他看来，先生“身教”和“言传”并重，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们像他一样踏实认真地做研究。

植物分类学是植物研究和保护的基础性学科，但2010年前后，植物分类学陷入低谷，研究力量有所减弱，而王文采一直在支持这一学科的发展。金效华说，他们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为研究生开设相关课程时，王文采已经88岁高龄。先生受邀为学生讲分类时，还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个星期的课程。

“我们授课用PPT，但他是老先生，全部讲义用手写，还手画了植物的解剖图。当看到年近九十的院士站在那里，用手写讲义讲植物分类学时，学生们都很震动。”

晚年视物模糊仍坚持研究，著作等身

近年来，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植物园，人们经常看到一位耄耋老人清癯的身影。

八十岁之后，王文采仍然坚持到中科院植物所工作。他在标本馆用手持放大镜和显微镜研究植物标本，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楼梯草属植物》和《中国唐松草属植物》两本植物分类学专著，正式发表了共150万余字的77篇科研论文。

“标本是压干的植物，它们不像在野外时那样立体、鲜活，很多特征改变了或消失了，研究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去观察、去测量、去比较，要坐得住冷板凳，这并不容易。”高天刚说。

多年观察显微镜下植物标本的细微构造以及长期伏案工作，给王文采的视力带来很大损伤，右眼眼底黄斑病变导致失明。2018年，92岁的他突觉左眼视物模糊，但仍然借助放大镜，手抄笔录完成并发表了中国毛茛科两个大属翠雀花属以及银莲花属、共约300多种植物的修订研究。

高天刚说，先生高龄仍在进行研究，源自于他对植物分类学真正的热爱。“尽管年过九旬，他的思路依然清晰，而且记忆力惊人。我们前年和他交流时，他反应很快，谈及植物时多用拉丁文，源源不绝，如数家珍，必要时还用他绘制的植物解剖图辅助说明，图精细而优美。一讨论起植物来，我能感受到他眼中的光芒。”

迄今为止，王文采共发表了28个新属约1370个新种、新组合242个和新等级（族、系、组等）303个，是我国发现植物新类群最多的学者之一。

在学生们眼中，王文采待人真诚，平易近人。“他境界高，凡事总是先考虑别人，不计得失。在植物学研究上，他经常热情帮助请教他的人，从植物学爱好者到国际学者，范围很广，而且这种帮助不因对方身份不同而有差别。”高天刚说，晚年时，王文采常言及他在研究工作中的不足，“他时刻自省、不忘初心，是真正的‘大家’”。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陈静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