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西班牙人占领新大陆，葡萄牙人在印度、中国和非洲的海岸登陆，侵占领土和其他资源。伊比利亚人向外拓展他们的影响力。历史学界有观点将此理解为第一次欧洲全球化，哲学、宗教、建筑和艺术在此间开始传播，世界不同部分开始彼此影响。法国历史学家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的《世界的四个部分》是研究这一阶段全球史的主要作品之一，与布罗代尔不同的是，他的分析尤其看重文化产品的传播。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书籍的流动——格鲁金斯基举的书籍例子，有的出版于十七世纪初。
“世界的其他部分常常收到欧洲文学作品，并习惯于阅读这些作品，包括经典的与新创作的作品、名作与普通作品”。而这一种阅读和书写，也并非是单向流动，包括了对“他者”知识的想象和借用。16世纪的墨西哥城成为中心，展现了世界不同部分的融合。在对流动的分析之中，格鲁金斯基并没有忽视或者说回避殖民给当地人造成的巨大苦难与创伤。
原文作者 | [法]塞尔日·格鲁金斯基
《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法]塞尔日·格鲁金斯基 著，李征 译，东方出版社，2022年11月。
书，开始漂流
如果没有书籍的流通，齐马尔帕赫恩的学术参考书目、巴尔布埃纳的文字讽喻，还有充斥在1578年墨西哥城迎接圣骨仪式上的各种引文都是难以想象的。欧洲图书跨越大洋的传播是文艺复兴时期一切知识载体的移动的最具体的彰显。但是，图书不仅输出了欧洲的现代性，而且还催生了伊比利亚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之间的联系。
16世纪初，欧洲图书也对伊比利亚人所到的地区展开征服之旅，它们与西班牙征服者、传教士及王国的代表们一起穿越了大西洋。此前，欧洲图书已经随葡萄牙人到达了非洲与印度沿海。之后它们到达日本与中国。
这些图书在它们的历史上首次在全球所有的海洋上像船舰一样流通往来。很难估算出当时这些图书出口的具体数量。有文献显示8000多本图书在1558年至17世纪末从西班牙出发被运往西印度群岛。但是大概要将这一数字增加10倍，因为要考虑到走私以及不在伊比利亚政府部门控制内的图书出口。欧洲资源的流动并不仅仅是机械的、无意识的迁移。这一流动带动了一系列次级效应以及对欧洲的回归，这些都是难以预料与协调应对的。例如，欧洲文学经典借助翻译在欧洲之外的他处被再生产。约1520年，当杜阿尔·德·雷森德作为葡萄牙国王派出的送货人来到摩鹿加群岛，带来了他在漫长的旅程中所翻译的西塞罗的作品。另一位葡萄牙人昂立·加西是矿石、掘银技术的专家，他来到西班牙统治的美洲时，带来了卡蒙斯与彼特拉克的作品，他在两个半球之间的旅途中将它们翻译成了卡斯蒂利亚语。
纪录片《西班牙，第一次全球化》（España, la primera globalización，2021）画面。
如同图像一样，欧洲图书也展开了环球之旅，超越了西葡帝国的疆界。安特卫普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的地图集《寰宇全图》的一件样书抵达日本，后来又被利玛窦献给中国明朝皇帝。西奥多·德·布雷描绘古罗马辉煌的《罗马城市地形图》（法兰克福，1597）以及格奥尔格·布劳恩与弗朗斯·霍根伯格描绘城市样貌的《世界城市地图》（科隆，1575—1583）也都经历了相似的命运。这些图书被输出，并与它们的读者一起环游世界。这些书籍陪伴着它们的主人穿越大洋。
人们借助阅读来消磨在船上的时间，自己独自阅读，或大声读给旅伴。作者的流行性、书商的商业利益都可以造成在距欧洲数千公里之外的世界的不同部分的人们与欧洲人阅读着同样的书籍。图书爱好者分散在非洲、亚洲与美洲，他们构成了对同一主题、同一宗教典籍、拉丁文经典或畅销小说感兴趣的读者群。
世界性读者的产生
1583年马尼拉的一个西班牙人的书房中藏有23本文学书，其中有杰罗尼莫·德·乌雷亚翻译的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与雅各布·桑娜扎罗的《阿卡迪亚》。穿越海洋的书籍并不都是后人记住的那些书。今天，在比利牛斯山脉这边，谁还记得乔治·德·蒙特马约尔的《狄安娜》及其续篇。在塞万提斯的西班牙，仔细阅读了《堂吉诃德》的本堂神父认为，对于“在此类书籍中荣列第一”的这一名作不应给予热情。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在巴伊亚的萨尔瓦多的葡萄牙人手中（1591）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手中（1583）都看到了这本带有田园生活色彩的畅销小说。1582年在西班牙出版的《狄安娜》的第四部分在一年后就出现在马尼拉，这足以说明书籍流通速度之快，甚至常常优于现今的情况。
西班牙人、美洲混血儿与印第安文人这些读者的数量在16世纪末相当多，他们构成了一个市场，吸引了伊比利亚半岛书商的注意。
《唐吉诃德》（Honor de cavalleria，2006）剧照。
《堂吉诃德》首版的相当一部分都被运往海那边的美洲与秘鲁，这些书当时刚刚出版，书商们知道可以卖上好价钱。而且“差书”也被出口，还卖得相当不错。
杰罗尼莫·孔特雷拉斯的《丛林探险》这本出现在《禁书索引》中的图书将两个大洋连接起来，它被运往马尼拉。16世纪90年代初，葡萄牙人统治的巴西接收了与《狄安娜》同样可疑的一些书籍，如奥维德的《变形记》、乔治·费雷拉·德·瓦康塞洛斯的《欧弗罗齐娜》（1555），这些都是里斯本宗教裁判所的禁书。在这些图书所到之处，教廷圣职部的特派员们不得不睁大眼睛，“书籍是履行船只检查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船上的货物箱非常重要”。
在书籍流通的同时，欧洲语言也发生了全球化。16世纪是古代语言如拉丁语与希腊语以及现代语言如卡斯蒂利亚语、葡萄牙语与意大利语展开传播的时代。在墨西哥城，圣克鲁斯·德·特拉特洛尔科帝国学院的土著学生从1536年开始学习拉丁语，果阿也是如此。到了16世纪末，池田学院的日本学生也开始学习拉丁语，1596年有93个学生。新的读者群的出现反映了书籍的全球流通并不仅仅跟随海路的开辟与旅行而展开。
大规模印刷厂的兴起
欧洲图书的就地生产需要运输贵重设备、建立印刷厂、熟练掌握了新的工作语言并对世界各地具有好奇心的印刷工人。墨西哥城接收了伦巴底人如乔瓦尼·保利、都灵人如安东尼奥·里卡多、鲁昂人如皮埃尔·奥恰特。在果阿工作的有佛兰德斯人，如约翰内斯·德·恩德姆，还有卡斯蒂利亚人，如胡安·冈兹莱与胡安·德·布斯塔曼特。他们与土著助手们合作，后者很快就熟悉了活版印刷术——最初来自古代中国。
从1538年开始，在塞维利亚的克伦伯格家族提供的技术与资金的支持及墨西哥主教与总督的鼓动下，美洲第一家印刷厂建立。40多年后，在利马，从墨西哥城来的皮埃蒙特人安东尼奥·里卡多也建立了印刷厂。在亚洲的果阿，晚于新西班牙首都近20年后，耶稣会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该社的首部图书《哲学推论》。1588年（万历十六年），中国澳门使用欧洲活字印刷术出版了第一本图书——玻尼法爵神父的《公教儿童教育》。1584年，第一家欧洲出版社在日本着陆，后来在耶稣会士的努力下，出版了80多部图书。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的出版活动相对较少：马尼拉到了1593年才出版《西班牙语与塔加拉语基督教教义》。16世纪中叶至1636年出版了23部图书，葡属印度则在墨西哥城（约300部图书）与日本（逾80部图书）之后位列第三。这些技术中转站在世界的两头同时建立起来。果阿在16世纪50年代出版了第一部哲学书，墨西哥城则出版了奥古斯丁教派信徒阿隆索·德·拉·维拉·克鲁斯的一些伟大著作：《逻辑汇编》（1554）、《辩证法》（1554）与《物理思辨》（1557）。
墨西哥城主教府于1556年兴建，果阿主教府则于12年后兴建。日本与墨西哥之间也存在并行性与共时性：1594年葡萄牙人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的拉丁语语法作为重要的语言学工具分别在墨西哥与日本出版。
纪录片《西班牙，第一次全球化》（España, la primera globalización，2021）画面。
欧洲语言的全球化伴随着另一种侵入形式。经典作品的片段与基督教的大量文本被逐渐翻译成美洲印第安语言与亚洲语言，从而进入直到那时对欧洲传统来说全然陌生的社会中。埃索普的《寓言》在墨西哥城被翻译成纳瓦特尔语，在长崎被译成日语。由耶稣会士尼科洛的日本门徒创作的画作装饰的日本版《寓言》到了利玛窦神父手中，他将其献给了中国朝廷的一名官员。这一翻译潮流使之前从未被书写过的美洲印第安语被以语音方式书写下来，以书的形式或以散页文本的形式获得物质存在。的确，这尤其针对纳瓦特尔语、玛雅语、盖丘亚语、巴西的图皮语以及佛罗里达的提穆库亚语。
伊比利亚的流动在世界的不同部分推动了拉丁语文字与欧洲印刷文字的传播。在美洲开创的这一传播动力，在果阿被推进，之后到达远东。日语也被转写成拉丁语文字。塔加拉语作为菲律宾语言的一种也被转写成拉丁语文字。由于印刷厂厂主、拉迪诺人托马斯·品平是一位双语的菲律宾人，他在1610年出版了他撰写的卡斯蒂利亚语教材，使用了拉丁字母。词语、文字随书籍一起旅行。欧洲语言中的“livre”一词（卡斯蒂利亚语为“libro”）在塔加拉语中转为“librong”，纳瓦特尔语中的“amoxtli”一词在过去指古代象形文字，在新西班牙则意为“图书”。
就地图书印刷使用地区语言，凸版印刷，运用拉丁语语法这种欧洲所有语言的模板，并按照安布罗修斯·卡莱皮努斯词典的模式编撰了词典作为参考。在美洲与亚洲，渴望与未来的基督徒进行交流的僧侣们增加了各种“技艺”，作为进入世界上各种语言的钥匙：方济各会修士阿隆索·德·莫利纳的《墨西哥语与卡斯蒂利亚语艺术》、耶稣会士若昂·罗德里格斯的《日语艺术》（长崎，1608）。
如下这些词典则体现了更多的雄心：阿隆索·德·莫利纳的卡斯蒂利亚语—纳瓦特尔语、纳瓦特尔语—卡斯蒂利亚语词典1571年在墨西哥城出版，80年后《拉丁语—日语词典》在日本的天草出版。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出版社与书商寄到世界的四个部分的大量图书之外，还有来自欧洲的最早的词汇书、宗教著作与文选，它们也出现在美洲与亚洲。这些图书回应了在全球进行福音传道的需要，通过这些图书，欧洲的印刷术与文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新知识回流欧洲
伊比利亚的流动受到欧洲的推动，其美洲驿站与亚洲驿站通常仅仅承载了地区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美洲与亚洲的印刷品向西欧回流，则长期为例外现象。
葡萄牙医生加西亚·达·奥尔塔1563年在果阿出版的印度植物学概论《印度草药与药理对话录》值得关注。该著作以作者与一个对印度草药感兴趣的西班牙人之间的对话展开，面向欧洲读者，用以更正并丰富他们对印度植物的了解。此著作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1567年，它被夏尔·德·埃斯克鲁斯（克鲁修斯）翻译成拉丁语，之后又被阿尼巴尔·布里冈蒂译成意大利语（威尼斯，1575），而且很早被引用到欧洲出版物中，如早期出现在胡安·弗拉戈索的著述中（出版于埃纳雷斯堡的阿尔卡拉，1566），还有克里斯托沃·德·阿科斯塔的著述（布尔戈斯出版，1578）。
异域的“蹩脚药”来到欧洲市场，而且被西方作为药用植物所采用，激发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带动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使相关信息没有被迅速传播。于是出现了逆向的流动，新知识从遥远地域的驿站传播到欧洲。
《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The Curse of the Black Pearl，2003）剧照。
加西亚·达·奥尔塔的作品在欧洲的成功很特殊，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西班牙医生们在墨西哥出版了诸多面向欧洲读者的书籍。弗朗西斯科·布拉沃在其《药品使用》（1570）中针对一个外科问题公开指责他的塞维利亚同行尼古拉斯·莫纳德斯，并在伤寒问题上提出对意大利人弗拉卡斯特的异议。胡安·德·卡德纳斯的《印第安人的问题与奇妙的秘密》（1591）是关于新大陆的新奇事物的文选，坚定地要摆脱“对西方的所有外省所拥有的独特佳品的遗忘”。但是，布拉沃与卡德纳斯都远远没有加西亚·达·奥尔塔的才智，他们两人都没有能征服欧洲市场，没有得到在伊比利亚半岛与大陆上传播所必需的支持。
与美洲或亚洲的印刷品相比，西葡帝国编纂的手稿更多，后者承载了信息向西欧的回流，带来的文献空前丰富。欧洲文人可以看到的文本中常带有图像，如传教士贝纳迪诺·德·萨哈贡与迭戈·杜兰关于墨西哥的著作、佩德罗·西扎·德·莱昂与瓜曼·波马·德·阿亚拉关于古代秘鲁的编年史、耶稣会士诺布雷加与安奇塔关于巴西的信件，路易斯·弗雷斯关于日本的著作。寄往欧洲的这些手稿有的到了西欧的出版社，而非摆上大型图书馆的书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常常被人们所遗忘。
纪录片《列国图志之墨西哥》（ "Discovery Atlas" Mexico Revealed，2007）画面。
同样，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撰写的关于墨西哥的拉丁语《自然史》经过许多波折后，在罗马校对并出版。美洲印第安—欧洲混血儿如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迭戈·瓦拉德斯的著作也获得印刷的殊荣，前者在里斯本，后者在罗马与佩鲁贾。
除了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欧洲混血儿或欧洲人撰写的手稿之外，同一流动将奇特的器物带到欧洲，它们使西欧学者面对其他的表达方式：如中国书籍及中国表意文字、墨西哥象形文字、秘鲁结绳文字。
16世纪70年代，葡萄牙凯瑟琳王后有两本中国书籍，是“印刷版的历史书”。在里斯本，贝纳迪诺·德·埃斯卡兰特有看中国书籍的特权，他从中吸取灵感，在写作的关于葡萄牙人航海的论著中引入了一些表意文字。有的墨西哥手抄本经过海盗或皇家图书馆人员之手从欧洲王室流向私人工艺品收藏室。它们有的在罗马被复制，如《里奥斯手抄本》。画家卢多维科·布蒂在佛罗伦萨创作的壁画上画满了热带鸟类与墨西哥战士，简单地将美洲元素与亚洲元素混合在一起 。在贝纳迪诺·德·埃斯卡兰特的作品问世的10多年后，方济各会修士迭戈·瓦拉德斯在他的印刷版《基督教修辞学》中引入墨西哥象形文字，并探讨了这些文字的记忆法。安东尼奥·德·埃雷拉的印第安编年史封面上饰有从墨西哥手抄本上借鉴来的图画，该手抄本现被收藏在巴黎。
原文作者/[法]塞尔日·格鲁金斯基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导语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