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任务是在保市场主体从而保供给的同时，还要保基本民生。

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在正确认识这一长期任务的现实紧迫性时，可以将长期与短期、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对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从而将长期和中期的增长趋势、短期和近期的经济形势以及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结合起来科学研判，以此避免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优先顺序不当。

“长期”“短期”与“供给侧”“需求侧”两对因素交叉形成四种组合，密切关注这四种组合的实际情形并加以科学地分析，能够很好地揭示出中国在每一个时期的紧迫性挑战和长期任务。比如，“供给侧”与“长期”组合起来，最典型的表现就是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与此相关的是我国经济遭遇供给侧冲击。就此，党中央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高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增长减速了，但是仍然实现了合理增长。同时，其间没有遭遇需求侧的冲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期的潜在增长率和后来实现的实际增长率是高度一致的。

再比如“需求侧”与“长期”的组合，正发生在我们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之时，这不仅仅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期冲击，也形成一个长期的常态性制约。也就是说，人口拐点出现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制约成为常态。2021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34‰，说明人口已经接近峰值。当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已经达到14.2%，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总量、年龄结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四重因素产生叠加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使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常态化。人口趋势通常是稳定的，至少在可预测的期间如此。因此，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需要依靠深化改革和推动政策调整，在保持潜在增长率稳定的同时以足够的需求水平予以支撑。

从“需求侧”与“短期”组合的情况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必要且有时十分严格的防控措施，不仅在供给侧对实体经济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也因对就业产生冲击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进而抑制了消费需求。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在保市场主体从而保供给的同时，还要保基本民生，即通过保障个人的就业岗位，稳定家庭收入和消费，从而防止因需求不足影响消费的稳定，为整体经济的复苏提供保障。

明确了在长期与短期、供给侧与需求侧，乃至宏观与微观的组合框架中，观察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增长趋势，进而作出准确判断的必要性之后，我们便能够更好地分析和应对中国经济在新起点上面临的新挑战，从而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长期目标与应对短期挑战有机衔接起来。

首先，随着人口峰值临近和老龄化程度加深，供给侧稳定潜在增长率的压力将加大。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将愈发显现出来，会通过以下表现使原来预测的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如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人口抚养比加速提高、劳动力短缺现象越发严重，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稳定和生产率提高，最终都通过生产函数产生不利于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者对潜在增长率曾经作出“中位”和“高位”两种预测，前者是自然趋势，后者则是明显加大改革力度后的前景。从这个含义看，应对未来的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需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改革，以对标“高位”预测前景的改革力度，获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至少保障潜在增长率实现“中位”预测的前景，即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取乎其上，保乎其中。

其次，人口增长过缓的新挑战在需求侧也突显出来。人口因素通过四种效应对居民消费扩大产生不利影响。一是人口的总量效应。人就是消费者，人口增长则消费自然增长，人口负增长则消费增长就受到抑制。二是年龄结构效应。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比较低，因而社会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扩大。三是收入效应。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必然以相应的下降“节奏”降低消费增长速度。四是收入分配效应。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低，低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不足。因此，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抑制消费。以上分析从理论上给了我们警示，同时借鉴几个经历过人口负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口增长到达零点进而转入负增长时，消费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到较低水平。

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要把扩大总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以及需求侧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置于应有的改革优先地位。在宏观战略上，党中央已经作出重大的部署，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等，现在紧迫的任务是在战术上对时间表和路线图作出安排。在这方面，理论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智库学者义不容辞。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杜志雄、檀学文等撰写的《共享福祉，至善求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之路》一书，以八章的篇幅做了有益的尝试。借此机会，基于前面所述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挑战，我就如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两方面着力，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别是促进城镇化发展，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从现在到2035年的十几年时间，是一个消除二元结构的机会窗口期。对比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介于12000~24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更高，农业就业比重更低，这意味着我们与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具体分为三点：一是要缩小在城镇化方面与这些国家的差距；二是要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差距；三是要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如果能利用好窗口期，在这些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就可以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可以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转移比例，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达到在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明显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增加全体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让更多农民进城以后变成城镇居民，切实提高消费水平。可见，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在供给侧、需求侧都可以带来真金白银改革红利的关键举措。

第二，明显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国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水平。过去10余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呈平缓下降的态势，但总体水平仍然偏高，目前约为0.468。这意味着缩小收入差距既是紧迫的任务，也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也意味着需要加大再分配力度，扩大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事实上，很多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降低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此外，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可以更好满足国民基本生活之需、解除消费后顾之忧和阻止贫困代际传递。

第三，加快和显著扩大政府的社会性支出，特别是加大这类支出占GDP的比重。根据所谓“瓦格纳定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逐渐提高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迄今都仍然偏低，可以说形成了“双重缺口”。

把瓦格纳定律放到中国的国情中来看，我国到2035年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有望进一步提高到24000美元，这也是政府支出占比应该加快提高的“瓦格纳加速期”。因此，我们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来看，要明显降低基尼系数、提高人民福祉和扩大消费需求，就需要提高社会福利支出，完善相关的再分配的举措既重要又紧迫。

最后，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民生的冲击与促进共同富裕无缝衔接。我们应该对防控疫情与稳定经济、保障民生，以及疫情后经济复苏，进而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有充分的信心，我们也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和底气不断加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改善收入分配和做好再分配。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地转移到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缩小贫富差距并保持消费总量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实现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

注：本文系作者为《共享福祉，至善求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之路》一书撰写的序言，该书于202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