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论坛”在京召开。本届论坛以“群众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为主题，探讨源头治理、数智治理、韧性治理等议题，旨在研讨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

北京市自开展接诉即办工作以来，至今已受理群众反映1亿多件，诉求解决率、满意率分别从53%、65%提升至94%、95%。

四年来，北京接诉即办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构建起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主动治理的为民服务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2022年，北京市聚焦老楼加装电梯、城镇住宅下水管道堵塞、物业服务不规范等17个问题。截至11月20日，全市已完成400余项任务，出台近百项政策，公众满意度91.93%。

论坛上，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中国城市善治指数指标体系》。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副主任孟天广在现场介绍，202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4.72%，城市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载体，深刻理解城市治理规律、路径、模式构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重要基础。

我国政务热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其时沈阳市政府为全市提供政务服务、吸纳群众意见，特意开通了全国第一条市长热线，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随后，我国各大城市纷纷开通政务热线。

孟天广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纷纷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譬如北京的“接诉即办”、上海的“一网通办”、杭州的“城市大脑”等，有力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之治。

近年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可称得上是政务热线发展的典范，树立了数字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的标杆。如今，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走出首都，走向全国。

论坛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在主题为“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数据治理”的演讲中指出，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公共数据治理方面存在三个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在实现从“三难”“三通”到“三跨”的目标时，数据治理成为瓶颈。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资源共享、业务协同、互联互通是三大难题，需要实现“三通”——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最终实现“三跨”——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政务服务。

二是，目前我国在公共数据治理方面主要存在“三低”现象，即整合度较低、共享度低、开放度低。如何从“三低”走向“三高”是我国数据治理面临的重要的问题。

三是，公共数据的治理难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存在部门利益壁垒。这是公共数据治理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对此，未来该如何提升我国公共数据的治理能力？汪玉凯认为，首先是要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数据基础设施的统筹，防止重复建设，特别要注重改变观念，提高数据治理能力。其次，通过加大公共数据改革的力度，提高公共数据资源的共享度。在整合过程中，要打通政府、事业单位、公共企业、部分互联网机构的边界；要打造城市超级App，使其成为移动服务的总门户，应用场景的集结地，政府、市场、社会的大平台，便民利民的大通道。

“当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都打造了超级App，极大地方便了公众，提升了数据治理的能力。”

汪玉凯还建议，制定严格的制度规范，保障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其中要处理好公共安全与公共数据开放的关系，处理好横向和纵向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公共数据开放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文件已出台，如何在公共数据安全和个人数据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是新的课题。

此外，在实践中可探索将部分公共数据资源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开放，实现双赢。在汪玉凯看来，当前公共数据交易已得到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公共数据资源的交易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推动了企业进一步利用公共数据造福社会；与此同时，还要推动部分公共数据免费向社会开放。这些方面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也是新的课题。

记者 柯锐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