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记者肖隆平)2022年12月23日,首届新京报数字政府论坛暨“2022数字政府建设优秀案例”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在下午主题为“新时代新征程,未来城市治理的方向与重点”的圆桌论坛上,来自清华大学、青岛市大数据局、南通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和厦门市翔安生态环境局的专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展开了讨论。

技术赋能政府和赋权社会处于深度融合中

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建设,近年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在哪些方面提升了城市治理能力?

对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数据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孟天广表示,过去几年数字政府建设呈现三种模式:以浙江、广东一些城市为代表的,强调在城市空间建立中心化的数字化决策辅助体系;以北京、江苏和福建等为代表的,通过数字技术支撑构建政府与社会共建共治的智能社会治理体系;以西部一些城市为代表的,依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集约式数字政府。

“这三种模式有效支撑了数字政府建设五大体系的完善。”孟天广说。尤其是当下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即强调技术赋能政府和技术赋权社会的融合。最后目标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政府建设,这一点不同于国际社会的数字政府建设。

青岛是一个典型代表。青岛市大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福宾介绍,青岛从2021年开始梳理政务服务的一件事和城市运行的一个场景。经过筛选,恰好是12件政务服务一件事,也是12个城市运行的场景,所以就叫“双12”。

这主要是围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的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以需求为牵引。这个需求不是部门自己提出来的,而是经过各方面的梳理,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自上而下,主要是以应用为导向,满足青岛市企业和市民的生产、生活和服务需求,着力提升青岛企业和公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作为国内较早一批建设数字政府的南通市是另外一个代表。南通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胡高明介绍,2004年南通立足于全市一盘棋,着手集约化的机房、电子政务网、数据共享交换、政务网站等基础功能的建设。

为更好建设南通数字政府,南通于2017年成立了江苏省第一家大数据管理局,2019年11月,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南通市大数据发展规划(2019-2025)》,2020年6月,南通成立了全国首个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大数据管理局与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一体化运行,2022年11月,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南通市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胡高明表示,南通市从顶层设计规划了全市的数字政府建设蓝图,明确了重点建设任务和具体措施,构建了数据传输一张网、系统承载一朵云、网站建设一底座、便民服务一门户、数据交换一平台、安全保障一体系和市域治理一中心的数字政府建设格局。“城市治理从最初对城市部件的管理逐步上升到对市民衣食住行的关注,让南通市域治理更加有温度。”

厦门市翔安区的数字化生态治理则是一个职能部门场景应用的代表。翔安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林智文介绍,最初,他们主要依托现场检查和平台微信调度群推进工作,所以监管压力比较大。后来,为了进一步提质增效,翔安生态局尝试将智慧环保与高德工作地图进行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潜力,从而“形成了更加高效、灵活、开放、实用的管理手段”。

系统应用之后,林智文介绍,主要就是把智慧环保里面的数据、指令导入高德工作地图,在地图上生成他们需要的工作平台——具有实现导航定位、扫码、打卡、记录、交办、反馈和汇总等功能。如今应用到了海漂垃圾、扬尘管控、路口排口整治等多领域,按管理要求分段划分,落到图上,每个管控单元都有具体的责任人员,管控要求和监管部门人员,从而形成了要求明确、职责清晰的运转系统,各层级人员都可以通过手机端实现信息的交汇。

不同层级数字政府功能不一样

数字政府的建设规模大小不一,大的如城市大脑,小的涉及基层社区治理。这些在城市治理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要求上会有哪些不同?对此,孟天广表示,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首先是整合政府自身内部的信息流、业务流,包括数据汇聚,跨部门交换共享等,从而建立一个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协同的平台型政府。

其次,数字政府建设还涉及政府对外服务职能,即服务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诉求。“一网通办”“一网通管”都是政府对外职能或业务履行的“窗口”。这就出现了一种集成性数字政务服务平台。 

孟天广介绍,不同层级政府建设数字政府的角色和功能要有所区别,同时又能形成互补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宏观政府(比如省级政府)重在建设战略性数字政府,是给下级政府和隶属委办局提供制度保障、技术支撑、数据支撑、人力资源保障。中层政府重在建设枢纽型数字政府,主要是上通下达,信息流、业务流的汇聚,促进部门间协同。基层政府重在建设回应型或者服务型数字政府,直接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精准、高质量公共服务。

林智文亦表示,由于城市规模,治理层级不同,分工不同会产生差异,但是因为治理体系的一体化,又能够相互统一。所以越高层级的数字政府越需要注重统筹、平衡,尤其是在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发挥优势,如此才能确保区域的协调发展。

但林智文也认为,不管城市大小,最终都要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所以很多具体工作都要从扁平化、网格化的管理抓起。以环保管理为例,智慧环保的数据量很大,借助大数据分析,可以迅速找准污染源,指导精准治污,有效改善环境。可以说,在大数据的分析下可以更加全面地掌控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和现状,让城市治理更加精准,尤其在补短板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中间层”数字政府建设的代表,胡高明介绍,南通在2020年建设了市、县、镇三级的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也打造了横向到部门、纵向到县镇的联动指挥体系。南通市级的指挥中心就是发挥“南通大脑智慧中枢”的作用,具备数据共享、预警预判、联动指挥和行政问效四大核心功能。

在实践中寻找难题的突破口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已经有好些年,目前城市治理还面临着哪些挑战或难点?要提升城市治理能力还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孟天广认为,当下城市治理主要面临四个挑战。首先,任何数字化治理的底座都是城市的新基建,但是很多三四线城市,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新基建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现象。

其次,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如何依托数据资源的整合赋能各个委办局,让各个职能部门有激励参与数字政府建设。我们调研发现,有些地方的数字政府主要是政数局体系,缺乏各职能部门深度参与构建各类场景化治理应用。换句话说,数字政府建设既要擅长运用数据、算法、算力等新兴治理要素,还要理解各个委办局的业务属性和治理规律。

再次,围绕数据的汇聚和开放仍然是一个挑战。现阶段我国正在构建全国统筹的政务大数据体系,政府内部数据汇聚和交换有显著进步,但公共数据面向社会主体开放共享仍面临很大挑战,迫切需要体制机制创新。

最后,一个城市的数字化治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城市的数字化就业,数字人才的存量,数字创新能力的培养。此外,市民的数字素养也至关重要,如果市民没有数字化参与能力,就难以为政府提供理解城市复杂性的市民诉求、反馈等城市运行数据,进而赋能数字治理。

感同身受的胡高明表示,除了数字化人才、新基建配套和不同委办局的场景应用问题,他从南通的实际情况来看,认为有两个比较大的挑战摆在他们面前。

与南通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一体化运行的南通大数据管理局,负有市级智慧城市与政府投入信息化项目的审核权,市里还设置了数字政府专项资金统筹保障市级电子政务信息化项目,这就有利于将新报项目数据资源“归拢”“收集”进入政务资源数据共享交换,但来自省、部级的数据回流还是很难做到“入库”“落地”。尽管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是杯水车薪。

还有体制机制上下衔接问题。南通试点建设了市县镇三级的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将大数据、网格化、12345、数字城管整合在了一起,但是省、部级这些职责还分属于不同部门,怎么上下同步对应还需不断完善。

针对当下数字政府建设的挑战,青岛也做了下一步的布局规划。张福宾介绍,他们正着手制定“2023-2025规划”,2023年的工作主要是推进全面的数字化变革创新:青岛将推出“无感审批”“智能办”“秒批秒办”等,对涉及民生的如社保参保、养老待遇认证、工程建设,高频事项形成“一件事一次办”。

社会方面的变革创新主要是以一个场景一件事的改革为统领,包括基本民生方面,比如医疗领域,实现全市“一家医院”,电子病例,医学影像的互通互认;交通方面,全市“一个停车场”,加大停车资源的汇聚和整合力度。教育方面,实施云上教育计划,加快教育数据的开放共享,建成一批人工智能的实验室和示范校等。

林智文认为,数字政府建设重点要从“共建、共享、共治”三个环节找突破口。以共建为例,很多问题的根源在政府部门,他们有一些想法和顾虑,所以他们在推进项目时会与相关部门做好沟通,这才能达成共识。

再以“共治”为例,林智文认为,公众参与很重要,但需要找到一个好的措施或者方法充分调动公众参与进来。“i厦门”App有一个“随手拍”功能,市民可以把发现的问题自己上传到App,然后相关部门跟进督改,这样就得到了一个良性的反馈。市民从中得到积分奖励,可以兑换话费或其他纪念品。

文/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柯锐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