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经济大船破浪前行。
一年来，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及时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站在更高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字出现30余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依然是明年主基调。
应变局、开新局，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百位企业家及数十位学者，读懂中国经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大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为2023年的经济路线指明了方向。
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我国明年赤字率该如何安排？经济增速目标又该如何制定？针对这些问题，贝壳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刘尚希表示，考虑到今年GDP增长的低基数，2023年还是可以定5.5%的增速。
财政政策加力应落到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来
贝壳财经：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力提效？对于明年的赤字率，你怎么看？
刘尚希：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毫无疑问，现在财政政策强调加力，加力的基础上还要提效。11月份我国经济基本面不太乐观，多项指标下滑，要是从财务指标看，亏损实际上还在扩大，这意味着许多企业已经越来越艰难，市场主体信心不足，面对这种情况，财政政策应该加力。
那么，财政政策加力如何体现？实际上还是要直接体现在支出强度上。经济不景气，税收收入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支出强度要保持还要扩大，只能提高赤字率，扩大国债规模。今年12月份，财政部发行7500亿元特别国债借新还旧，2022年财政收入下降，支出强度没减，预算赤字率执行下来是扩大的，这实际上已经采取加力的政策措施了。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明年财政应当在中央层面加力，地方有力使不出，比如地方专项债就出现了“钱等项目”的问题，因为从县域、市域范围内布局投资项目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明显，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加力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加力应该从中央层面出发，特别国债、一般国债的发行规模都有可能扩大，赤字率也要上调。
当前，我们没有必要再拘泥于3%的赤字率，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3%是1993年正式生效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财经纪律要求，时过境迁，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没有欧盟国家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国从实际出发，更不应该有这样的所谓国际标准的约束，否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其实，财政风险、债务风险并不取决于赤字率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增长趋势，增长潜力能否发挥出来，这比赤字率高低、债务规模大小更为重要。我们不能只看分子，更要看分母，即GDP增长，如果通过扩大赤字，增加一些债务，使得分母更快增长，从未来趋势来看，风险其实是收敛的。我们应该动态观察，风险的趋势在收敛还是扩散，而不是静态地看赤字率高低，更不能仅仅看年份的赤字率。
中央一直提跨周期调节，就应该着眼于趋势，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去看赤字率，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明年赤字率应该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上调，幅度小作用不大，就像开处方一样，药也有剂量要求，剂量小不管用。
此外，财政政策加力还应该落到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财政政策要着眼中长期去考虑问题，跳出传统“三驾马车”的短期宏观调控框架，因为短期宏观调控依据的是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当前的问题虽然反映在短期，但更多是中长期的问题，所以，财政政策加力必须着眼于扩大内需战略。这里要区分“扩大内需”与“扩大内需战略”，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以往谈扩大内需，可能就是需求管理，是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是短期的，而扩大内需战略是一个中长期概念，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落实到扩大内需战略上，如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否则，花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徒增赤字债务。如何瞄准这方面发力，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体现
贝壳财经：过去几年，减税降费政策持续落地，客观来说降低了企业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稳经济大盘发挥了作用，那么，你如何看待明年的减税降费趋势？
刘尚希：减税降费有盈亏临界点效应，越偏离盈亏临界点效率越低，就像一个圆一样，在圆形中间临界点效果比较显著，越远离圆心效果越差。所以，减税降费对正常经营、有营收的企业有效，但对亏损严重的企业效果已经不明显，大量企业在疫情反复冲击下处境艰难，一些企业甚至已经退出市场，要让他们再复工复产，减税降费难以解决问题，所以，即便咬紧牙关再推动减税降费，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已经很小了。另一方面，财政可持续性也难以承受，特别是地方财政减税降费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因此，明年的重心不应该放在减税降费上，当然，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过去几年，我国出台了很多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有必要进行系统梳理、分类、评估、转化，看看哪些政策是阶段性的，哪些政策可以作为制度长期稳定下来，一些临时阶段性政策若能转换成长期制度安排的应尽量转化，避免出现到期之后的不确定性，这不利于稳定和改善预期。
从企业经营角度来说，可以短期考虑，干一天算一天，但从投资、研发角度而言，必须要有三五年甚至更长的考虑，短期阶段性政策显然难以满足需求。所以，短期政策应该考虑调整，通过评估看是否能转化成制度性安排；若难以转换，应抓紧明确是否延长。此外，不配套的政策可以配套起来，力度不够的政策可以加力，这些方面还有挺大的完善空间。
贝壳财经：2022年我国定的GDP增速目标为5.5%，2023年你觉得我国GDP增速定在多少合适？
刘尚希：考虑到今年GDP增长的低基数，2023年还是可以定5.5%的增速，这样两年平均下来实际增速也不高，是有可能实现的。
现在，关于经济增速，有的人看法是，发展质量越来越高，速度低一些也没关系，这种看法显然把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割裂开了，没有把两者关系统一起来，这显然不符合中央精神。
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速长期上不去，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成效不显著，这要从认识上调整、深化，不能小看经济增速低，其实影响会越来越大，影响就业、居民收入，最终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循环。
要把扩大内需放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去考虑
贝壳财经：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5次提及“内需”，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为何在当前形势下，内需如此重要？你认为扩大内需的阻碍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扩内需？
刘尚希：扩大内需必须从战略角度考虑，是一个中长期问题。那么，如何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放到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去看可能就豁然开朗了，会发现扩大内需还有很大空间。
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这实际上是有水分的，没有考虑社会身份。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不到50%，超50%的人口仍是农民，农民的根在农村，在城市的农民工是没有根的漂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内需难以在战略上扩大，如果仅仅是劳动力流动，而家庭人口难以流动，城乡人口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消费场景不改变，扩大内需战略就无从谈起。只有将农民变成市民，才能在中长期持续扩大内需。因为农民的消费场景在农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只有逐步转到了城市，消费场景发生变化，不用刺激，消费自然会提高扩大。
那么，如何推动农民市民化？我们要顺藤摸瓜，为何现在农民工不能扎根城市？是什么体制、政策阻碍了他们？把这些障碍消除，农民市民化会有更为明朗的预期，农民工对未来的谋划就会改变，与在城市打拼，但随时准备回乡下的打算是不一样的，对消费的考虑也不一样，消费行为也会改变。所以，必须把扩大内需放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来考虑，通过改变越来越多的人的消费场景来扩大内需。毕竟在消费场景固化的条件下，让农民从口袋掏钱来消费难以做到。
当然，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中长期问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的，这其中涉及很多改革问题，要调整思路。目前，我国许多政策制定都是基于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考虑的，或者说是以此为基础的，这反而会固化城乡二元结构。要坚持系统观念，必须有城乡整体观，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下意识地只考虑城市，农村被无意识地屏蔽掉了，只有研究农村的、职能与“三农”相关的部门才会想到乡村，但也是基于“专业”“职责”孤立静态考虑的时候多。如何打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真正一体化统筹考虑城乡问题？这需要有中长期视野和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人本观念。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农民市民化，让农民融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应成为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职责。一旦脱离了“农民社会”这个基本国情，所有政策都会发生偏离。
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人们的“风险处境”问题，现在很多人的预防性储蓄在上升，主要是为了预防风险，他们觉得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大，更愿意储蓄而不是花钱。
风险处境与整个经济形势、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就业环境、营商环境以及公共服务保障是紧密关联的。比如，现在体制内就业、公共部门就业比重在上升，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靠公共部门难以解决就业问题，这表明大家更不愿意在体制外就业，把体制内当成了“保险箱”，这是一种内卷。为什么大家觉得体制外越来越不保险？这是否与营商环境有关？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营商环境到底有多大程度的改善，需要做系统性的评估、总结，不能泛泛而谈。
不可小看这种现象，这是一种苗头，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反思我们的就业政策是否有效，尤其是数字平台企业可以带动就业创业，就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政府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是否可以调整优化一下？这需要站在大局角度而非部门权力角度考虑问题，要高度关注以监管为名义的各种收权集权行为，要全面系统评估“合规性风险”所导致的行为收缩现象。
降低宏观不确定性，让越来越多人的风险处境有所改善，这至关重要。围绕这一点去做文章，除了宏观经济、就业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都事关老百姓对未来的确定性，通过完善这些服务，给老百姓未来构建更大的确定性，预防性储蓄自然也就减少了。也就是说，扩大公共消费，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当期消费和消费性投资扩大，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可谓“一箭三雕”。
提升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非经济因素
贝壳财经：目前，我国疫情防控政策已经优化，之前有些人认为，放开之后经济就会向好，但目前来看，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明朗，你怎么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刘尚希：这实际上还是市场信心的问题，信心具有不对称性，信心下降很容易，但要恢复却很难，信心并不是简单的V型结构，而是复合函数，信心的提升要比指标提升更难。
提升信心取决于经济因素，比如宏观经济与信心便相互影响，宏观经济的前景会影响市场预期，影响大家的信心，在宏观经济不太明朗的情况下，大家的信心不足，而信心不足又增加了宏观经济变好的难度。
但提升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非经济因素，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果较强，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就会成“惊弓之鸟”，在将信将疑下，信任难以建立，信心更无从谈起。所以我们要谨防政策制定上的“塔西佗陷阱”，对新政策出台进行风险评估，一旦出台了，就要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不能毛毛躁躁地出台政策后发现有问题，又立马收回，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监管的不可预期性，会打击市场行为，打击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毕竟投资是中长期的决策。
同题问答
1、 当下，随着疫情防控措施得力、疫苗接种普及率提升，如何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已成为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对此，你的建议是什么？
刘尚希：应该尽快恢复市场信心，这其中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更重要，要谨防政策制定上的“塔西佗陷阱”，对新政策出台要进行风险评估，一旦出台了，就要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
2、 关于202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你最关注什么？
刘尚希：未来，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而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严重放缓，与印度、欧洲等相比，差距进一步拉大，如果再不重视这个问题，过几年我国数字经济更难迎头赶上，数字经济最大的不安全就是发展停滞，所以明年我也会密切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