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2日，香港理工大学（下称“理大”）与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联合成立“OPPO-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创新实验室”。双方将以此为平台进行科学及技术研究、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促进学术交流、共享研究成果。

这是理大近年来加强与大湾区合作的一个缩影，是新时期理大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行动，并将进一步巩固理大在世界大学之林中的地位。2022年10月12日，《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2023年世界大学排名”，理大从2021年的第91位上升至第79位，这是其连续三年名次上升。排在理大前后的内地大学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74位）和南京大学（95位），它们位于内地高校进入该榜百强的第六名和第七名。

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理事会副主席、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告诉新京报新京智库，THE排名再上升是因为理大在教育、科研、学生发展等方面都有所进步，国际声誉也越来越好。“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实力不断增强的一个反映，但我们办学的努力不是为了排名的提升。”

为了更好“顺应社会发展需要”，融入大湾区发展。2022年11月24日，理大 “科技及创新政策研究中心(PReCIT)”正式成立，这也是理大85周年校庆压轴活动之一。该中心由理大不同学系和专业的教授学者组成，致力于推动香港交叉学科政策研究，成为香港及区域内领先的创科智库。

滕锦光表示，适逢内地开展多项重大政策，为香港带来无限发展机遇，希望理大在科学基础研究之上，再提升政策建议功能，令不同创科研究可以更好地落地。

理大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可追溯至成立于1937年的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是香港第一所由政府资助、提供工科教育的院校。滕锦光于1994年10月从澳大利亚辞职加入理大（原香港理工学院）土木及结构工程学系，2019年7月起担任理大校长。

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近日，就如何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香港将如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相关问题，新京报新京智库专访了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是为“粤港澳知名高校校长访谈”系列报道之六。

滕锦光：《规划》发布后，从我们大学的角度来说，最直接的就是大家都计划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办学，后来因为新冠疫情暴发，这些计划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香港来看，因为中央规划把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香港要成为其中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特区政府在上一届特首林郑月娥女士的领导下做了大量铺垫工作，比如在各个创科相关领域投放了1500亿港元，也建设了一些重要设施，因此涌现了一批科技创新初创企业。但整体上来说，整个香港创科产业还处于培育阶段，需要一段发展时间，真正可收获成果的还不够多，即真正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还不是特别多。

2021年有机构评选出香港18家独角兽公司，其中七成多由有内地背景的同学或教师创办，即在香港工作或学习过的内地人士。这个例子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香港创办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更多的土地和市场。因为香港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土地和足够大的市场，企业就需要到内地发展，这个时候熟悉内地环境的公司会有比较好的成功机会。

香港虽然有很棒的大学，很好的基础研究能力，但是产业应用，即创新成果的商品化不足，在许多领域香港的市场容量也不足。换句话说，香港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让基础研究转化成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创新生态。

滕锦光：对。举个例子，理大有两个毕业生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公司，公司主营业务是提供仓储机器人服务，也就是用机器人搬运货物。公司估值已经达到20亿美元，雇员约1600人。如果这家公司在香港，香港能有多少个仓库，公司怎么能有足够大的市场呢？因此它在香港应该是没法发展壮大起来的。而且，在内地制造机器人也相对便宜。这就是在香港创办实体企业面临的土地、市场和产业链问题。

北部都会区规划了新田科技城，与深圳河套地区一起规划为一个科技创新合作区。这个地方对整个香港来说还是小了一些，新田科技城的创科用地只有2.5平方公里，所以，我希望北部都会区的约300平方公里要整体开发用于新经济活动，主要是创新科技带动的经济活动。

整个香港约1100平方公里现在只开发了25.4%。如果将北部都会区的30%多一点的地方开发出来，就可以有100平方公里,与2.5平方公里的土地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滕锦光：疫情过去以后，我们会鼓励我们的老师到全国各地有产业需求的城市，去探索建立更多产业技术研究院类的机构。2022年9月29日，我们与江苏无锡市签约设立理大无锡科技创新研究院。我们非常愿意在其他有需求的城市去探讨设立产业研究院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合作方提供研发的办公场所和资金，理大提供专家和科研成果，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对他们产业的支持。

这种产业研究院一定要是互利双赢的，所以我们除了在大湾区、长三角，也计划到内地其他有需要的城市去。比如，某个城市的服装行业比较发达，我们可以考虑在那里建一个纺织服装方面的研究院；另一个城市的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比较好，那我们就跟他们联合攻关电动汽车方面的技术难题。每个城市的产业需求不一样，我们就因地制宜建立不同领域的合作平台。

滕锦光：这三年来，我们对一系列校内政策进行了改革。如果我们认为学校的一些政策已经不合时宜，我们都会努力去改进。改革也是我们理大发展的一个原则。

在理大，我们要创造一个能够让教职员工发挥潜能、实现梦想的舞台。所以我们对人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希望他们感受到学校看得到、认同以及褒奖他们的成绩，进而激励他们去追求更加卓越的教学、科研工作。激励员工追求卓越是我们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从科研成果转化角度来说，我们有一句话就是理大任何有应用价值的技术与创新都应该离开校园，产生社会效益。在合理保护学校以及师生员工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会尽可能地与产业界讨论怎么样把一项科研成果和业界的需求对接好。我们的最高原则是要把科研成果推广出去，造福社会。

在理大做科研，我们有两个要求：第一，我们做的基础研究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第二，研究成果要转化应用，为社会经济创造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

以理大高等研究院为例，其下设了11个研究院、5个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都是社会关心的问题，衣食住行都有。比如智慧城市研究院、未来食品研究院、先进制造研究院、人工智能物联网研究院和可穿戴技术研究院，他们的研究都是针对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些研究院的工作，是由问题引领的，需要多学科合作，既需要做基础研究，又需要做应用研究和知识转移。

滕锦光：香港高校的研究成果转化也不是做得非常成功，实际上大家认为这正是香港科研的一个弱点。理大一直以来还是非常重视应用研究、贡献社会的，也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理大研发出了一种眼镜，17岁以下的学生戴上之后，近视度数发展的速度会降低60%。通过佩戴这种眼镜，估计高度近视的人口可以减少90%。这是我们与日本一家公司一起研发的成果，最后专利转让给了这家公司，我们只收专利转让费。现在已经卖了300多万副，在香港和内地都可以买到。我最近问过几个戴这种眼镜的学生或者他们的家长，他们说戴了以后近视度数没再增加。

这个以需求为导向的研究解决了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校的研究课题既有需求导向的，也有好奇心导向的。当然，好奇心导向的研究也很重要，但它要达到实际应用的阶段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或者有些研究至少目前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应用价值，它只是一个学者的兴趣而已。在理大，学校的政策主要是鼓励学者们去研究那些对社会更加有意义的课题。

滕锦光：我们通过各种合作和沟通渠道。比如刚才所说的，我们与一些城市或者机构合作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我们是预期对方提供空间和经费支持的，没有需求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提供这类支持的，如果愿意，那就说明他们有需求。这便是一种社会需求的收集方式。理大高等研究院下设的各个研究院，学校每年给他们提供一笔不小的研究经费，我们也希望他们每年能够从外面获得1000万元以上的研究经费。因此，他们就要去外面了解并找到可以合作的项目，获得外部研究经费。这样就要求科研人员的研究要聚焦在有需求的领域。

滕锦光：理大在内地运营时间比较长的科研合作平台是理大深圳研究院，这个平台主要是去承接一些国家的科研项目，以及来自地方政府或企业的项目。这个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2021年，我们拿了43个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香港八所大学中最多的。通过深圳研究院，目前理大在研的项目有200多个，2021年新增的项目有80个左右。

最近，理大又在深圳市福田区设立了一个理大深圳技术创新研究院，进行由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先导计划）支持的研究计划，主要是开展智慧城市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其他地方，比如，理大与浙江大学设立了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联合中心，主要用于开展教学工作。在西安，我们也有个合作平台，主要也是教学合作。最近的科研合作案例，是2022年9月份与无锡市政府签约成立的香港理工大学无锡科技创新研究院。

滕锦光：成立这些平台让我们香港的老师有机会参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科研项目，也提供了和内地企业的合作机会，这提升了理大科研的影响力，又为国家发展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是非常好的事情。

滕锦光：广东省的人口约为1.26亿，香港只有700多万，但香港有5所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所以说，广东省高水平的大学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觉得香港高校去广东办学，办一些高水平的大学，还是非常有需求的。

香港高校到内地去办学，肯定是要让学校、城市都从中获益。我们去内地办学，也希望在办学过程中学校有所发展和提升。所以，我觉得港校与内地城市合作办学肯定是要实现“1+1>2”效应的。

从香港的高校来说，我们去内地办学，就有了更多的空间从事科研，有更好的产业链支撑，能够更加直接地和市场对接。从内地城市来说，因为有了香港高校来办学，他们可以培养更多人才，也可以吸引高端人才到他们的城市发展，对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提升有明显好处。

滕锦光：标杆倒不敢说，内地其实也有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就是交叉研究院一类的机构，做得比我们早。我们这个高等研究院的特色是：第一，它是一个问题导向的研究机构，其针对的目标都是社会面临的挑战，通过科研和技术转移解决社会问题，是理大高等研究院最重要的使命。第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学科单打独斗不可行，所以我们需要跨学科的研究。

滕锦光：理大的学术架构还是将传统的院系作为学校实施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主要载体，学校的资源主要还是通过院系下拨的。只是在问题导向的合作研究领域，我们把学校的资源集中起来，放在一些跨学科的研究院。可以说，理大是两条“腿”走路：纵向，还是以院系为结构，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横向，不同院系之间组成合作研究机构，开展跨学科科研工作。

我没有认真研究过港科大（广州）的学术架构。据我所知，它的学术架构明显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不设置院系，但是设置了一些跨学科的“枢纽”。这是一种新生事物，预祝他们的探索获得成功，供大家借鉴。

滕锦光：我是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同一年当选的杨孟飞院士，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我在开院士大会时跟他聊，我说为什么你们找理大的教授参与嫦娥探月工程的工作？是因为希望香港的科学家有所参与，以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自豪感吗？还是因为他们有特别贡献？杨院士很明确地回答我，我们理大的团队有特别贡献，工作做得很好。我们理大这个团队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团队。

从2007年起，理大的团队就参与了国家的深空探测项目，有过多项重要贡献，其中包括嫦娥五号的表取采样系统（即利用机械臂在月面获取月壤），天问一号探测器上的“落火状态监视相机”——用于监视着陆情况、火星的周遭环境，以及降落火星后祝融号火星车的操作状态。理大团队推荐的祝融火星车落地地点，也被采纳。

滕锦光：理大确实有相当一些青年学者有强烈的兴趣，他们会报名的，但是选拔要求比较严格，谁合适很难说。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被选拔的预备航天员来自理大，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领域比较活跃的香港高校。

滕锦光：截至目前，我们参与的主要是国家的深空探测项目。是否与大湾区发展有什么关系，就要看大湾区有没有规划一些与深空探测相关的产业了。

滕锦光：香港是有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潜力的，这对香港和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很重要。香港有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有大量的基础科研人才，也有国际化的环境——在这些方面香港比深圳有一定的优势。我在两个城市都工作过。香港的金融业也非常发达，有能力为创新科技产业发展融资。前面说到开发北部都会区，这个计划可以为香港提供土地空间，支持转化研究和创新科技产业发展，也能使香港与深圳等大湾区内地城市有更好联通，而大湾区为香港的创新科技产业提供了市场和产业链。如此，理论上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产业化的条件都具备了。因此，香港通过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是有可能成为大湾区发展的引擎之一的。

滕锦光：就像刚才说的，香港的基础研究要与大湾区的产业、市场尽可能密切连接。其实，在大湾区内，要实现各种要素的流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许多政策方面还需要做好进一步的衔接工作。可以先通过河套地区作为合作示范区，探索出好的融合政策，从而复制到北部都会区，甚至整个大湾区。北部都会区应该成为特区中的特区，如果能够融合香港和深圳体制和政策上的优势，将会是大湾区融合的一个标杆。

滕锦光：我们说一个自己熟悉的例子吧。如果在香港申请深圳的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申请下来以后，一般来说要求他们在深圳（一年中）工作居住多少时间等硬性要求。但实际上，既然要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那在科研方面就可以把粤港澳“9+2”的11座城市看成一个整体，比如11座城市出资设立一个共同基金，针对大湾区共同关心的问题——谁最有水平谁申请到，就谁做，就不要管他（她）住在哪里，不要有城市工作居住地等限制条件。

只有拆除类似的限制，让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的要素无障碍流动，才能让各个城市之间更加紧密地合作起来。这个是迫切需要改善的地方。

滕锦光：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是在香港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联盟，是希望为香港与大湾区的发展做贡献。院士联盟有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政策顾问，因此，我们会向政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供政府考虑。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要做好科普工作，为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氛围。

文/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柯锐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