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英国皇家植物园珍藏画作背后的发现之旅》，[英]安布拉·爱德华兹 著，何毅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版。

我们人类都曾经是植物猎人，在荒野中搜寻食物。一旦我们学会了自己种植植物，植物就在我们稳定的生活中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成了药物或家庭的慰藉之源。但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一些人对植物有更深的了解，他们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它们，知道它们具有哪些特殊的性质，通常这类人被尊为药师或智者。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这些知识几乎消失了，植物已经变成了商品。

但在更接近自然的社会中，无论是在热带雨林还是拉普兰的雪原，传统植物的知识都得到了传承，植物被视作强有力的工具、治疗疾病的药物或是通向精神领域的大门，这些植物知识的价值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却并未得到重视。奇怪的是，如今的植物猎人们似乎又兜了一个圈子，终于学会尊重古老的植物知识，因为那些不曾被科学发现的“未知的未知”，即植物身上未被发现的特性（无论是医学上的还是生物技术上的），在被过于傲慢、无知且不懂珍惜的经济力量抹去之前，值得植物学家们争先恐后地去发现。

如今西方世界所理解的植物狩猎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在那很久之前，通过士兵、水手、商人、朝圣者和难民，植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植物狩猎故事是一个伟大的法老从征服的土地上引入树木。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带回了杨树，成吉思汗的凶猛军队在他们身后种下了柳树和苹果树。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香料和草药，以及种子和球茎都是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上流通的珍贵商品。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旧称）陷落后，欧洲商人开始探寻西方渴望的丝绸和香料的海上路线。航海技术的进步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又称大航海时代），在旧世界和新世界—印度、中国及远东—之间建立了新的贸易路线，也为植物交流提供了新通道。

《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英国皇家植物园珍藏画作背后的发现之旅》内页插图。

与此同时，欧洲学者开始重新审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本，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在超过1200年的时间里，人们只对植物的用途感兴趣，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植物研究》（Enquiry into Plants）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察植物的方式，为了研究植物而研究植物，这本书通常被视为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之作。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产生了一种了解自然的强烈愿望—研究、记录自然并对各种生物进行分类。学者们变成了收藏家，他们不仅收集印刷术出现后汇编而成的日益复杂的草药典籍中的知识，还收集植物标本。

到了16世纪40年代，意大利各城邦涌现出了第一批专门研究这种新学问的大学，其中还附设了植物园。它们被用作培养医师的教学基地，绝不是西方最初的植物园。植物研究最早兴盛于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公元7世纪至13世纪，当时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和托莱多就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教学植物园；早在9世纪意大利中部的萨莱诺和12世纪法国的蒙彼利埃就出现了著名的医学院，它们都主要以阿拉伯知识为基础。

然而，比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的新植物园，以及遍布欧洲的许多后世植物园，稳步见证了植物学从医学中脱离出来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1590年，荷兰莱顿建立了植物园，这里不仅有药用植物，也有具有经济价值或观赏价值的植物，其中有许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从遥远的大陆带回来的。学生们不仅研究活的植物，还研究了“植物标本室”（hortus siccus，字面意义为“干燥花园”），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标本馆的地方，里面藏有收集的干燥植物标本。同样地，传播这类知识的书籍也从医学手册发展到描述生长在不同地理区域内的植物的植物志。

在这个知识繁荣的时期，英国仍然是欧洲西北部边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岛屿：它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经历人文主义复兴的欧洲国家之一。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文化和贸易的焦点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西欧的航海国家。随着跨越大西洋、绕过南非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路线的建立，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是荷兰、法国和英国，它们的财富和实力都在增长。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世界经历了一段快速殖民扩张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地方落入了少数几个咄咄逼人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到1900年，一度落后的不列颠群岛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最广阔的帝国，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工业化使得技术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拉开了巨大的经济差距，这种差距从未消失。我们大多数植物猎人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发生剧变的年代，理解它们的时代背景非常重要。

近年来，西方科学和文化机构因其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观而受到了许多批评。特别是植物狩猎被谴责为一种“海盗行径”，被称为植物盗窃。新的全球法规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得以实施，确保植物的起源国受益于这些植物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我们无法回到过去。

植物狩猎为历史提供了一面通透的镜子，以令人不安的精确反映出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思想和宗教潮流：植物从被殖民和开发的土地上涌入欧洲，跟随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伴随受迫害的胡格诺派离开法国，跟随清教徒前辈移民踏入美洲；植物为19世纪关于存在的重大争论提供了武器，而今天它们也是全球最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图腾。

《最后的雨林》（1992）剧照。

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从欧洲的视角来看待植物狩猎的历史，因为像邱园、乌普萨拉、莱顿和巴黎等地的大型植物研究中心都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这里有足够的财富支撑人们执行长期的探索任务，资助昂贵的书籍和绘画来记录这些发现，并支持有闲暇的知识阶层来研究它们。这种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奴隶制，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可恶事实。估计有1200万名非洲人被迫跨越大西洋，在殖民地的糖料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工作，这些庄园正是基于植物交流而建立起来的，而在印度次大陆，殖民者们也建立了相当于奴隶制的契约劳工制度。科学也许有所裨益，但也使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人力代价。

一些最早的植物采集家是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1601年成为第一个进入北京紫禁城的欧洲人；到了17世纪70年代，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Henry Compton）的花园中摆满了外派神职人员从美洲寄回来的奇异植物，他曾要求他们像守护灵魂一样守护这些植物。也常常有植物来自外交官和商人，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这些公司主导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这些全球企业相当于今天的跨国科技公司，建立了植物园，评估并分销茶叶、橡胶、香料和糖料等潜在利润丰厚的植物产品。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占领，殖民地的管理者们在帝国偏远的前哨学习植物学来消磨孤独的时光，并为渴望探索这些地区的植物猎人铺平了道路。他们对帝国主义事业的信仰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是傲慢的，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即把文明带给蒙昧的人群。

一些植物猎人对他们访问过的土地上的人民心存钦佩和尊敬，并渴望向他们学习，尤其是女探险家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和玛丽亚·格雷厄姆（Maria Graham），还有大卫·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威廉·伯切尔（William Burchell）、奥古斯丁·亨利（Augustine Henry）、E.H.威尔逊（E.H.Wilson）和乔治·福里斯特（George Forrest）。很多人—比如纳撒尼尔·沃利克（Nathaniel Wallich）、乔治·福里斯特、乔治·谢里夫（George Sherriff）和弗兰克·勒德洛（Frank Ludlow）—依赖于当地的采集团队，但当地采集团队的贡献很少得到特别的认可。（谢里夫和勒德洛是例外。）

一些人与当地合作者建立了多年的紧密关系。还有一些人，比如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认为土著民族是不可教化的“异类”，而他们自己则天生优越。在19世纪的英国，这可能是一种常见的看法。毫无疑问，胡克对法国人或雷布查人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对自己的“下等”阶级同胞的态度同样是如此。大多数被派去管理大英帝国的年轻人在英国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直到今天都没有被改变。[值得注意的是，邱园的首任实际主管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认为，受过更好的教育、更谦逊的苏格兰人会成为更好的植物猎人—历史记录表明，他是正确的。]

《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英国皇家植物园珍藏画作背后的发现之旅》内页插图。

植物猎人的采集活动有不同的目的：一些是为了推动科学事业，另一些是出于商业动机，寻找可能对帝国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或是发现适合园艺的植物，以供应蓬勃发展的苗圃贸易。[从1840年到1904年，英国的维奇公司（Veitch）一直有采集家在野外工作。]

用于科学目的，压扁的干燥植物标本就足够了。它们的功能是记录每种植物的显著特征（如叶、茎、根、果实和花朵），贴在台纸上的每份标本都附有一个标签，上面详细说明了该植物采集的时间和地点，生长的环境以及海拔等有用的观察记录。每一个新物种都需要一个“模式”—一种植物首次被描述时的明确范式，随后的发现可以与之进行比较。在无法保存植物的情况下，精确的植物学插图有时也可以作为模式。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加尔各答国家植物园园长纳撒尼尔·沃利克描述的许多标本都以印度艺术家绘制的美丽插图为模式。虽然数码摄影已成为当今采集植物信息的重要手段，但植物学家仍在继续制作标本，其目的不仅仅是给DNA（脱氧核糖核酸）测序提供材料。

在野外制作植物标本绝非易事，正如在潮湿热带工作的植物猎人艾梅·邦普朗（Aimé Bonpland）和玛丽亚·格雷厄姆所遇到的状况，标本的干燥过程让他们感到颇为沮丧。（邦普朗只能在充满刺鼻烟雾的低矮帐篷里烤干自己的标本，而格雷厄姆则放弃了，转而画下了这些标本。）把活植物带回家就更难了。为了保存植物的种子，植物猎人将它们埋在沙子、泥土或苔藓中，或包裹在蜡中，甚至给它们泡在水里。纳撒尼尔·沃利克从加尔各答寄回来的第一批到达欧洲的杜鹃花种子被装在红糖罐头里。

活植物更难运输：从远东出发的航程可能需要长达6个月的时间，在船只经过不同的气候区时，几乎没有植物能在剧烈的温度波动中幸存下来，它们还要受到风和含盐海浪的冲击，老鼠、蟑螂和船上其他动物（猴子会带来一种特别的威胁）的攻击，以及海员们对宝贵的淡水供应被浪费在“无用”货物上的漠不关心或赤裸裸的敌意。堆放在艉楼甲板上的植物可能会导致船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摇晃；如果有危险，它们将是第一批被扔下海的东西。

1819年，在澳门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外科医生约翰·利文斯通（John Livingstone）博士估计，每1000株植物中只有1株能在运往欧洲的途中幸存下来，这使得每株植物的运送成本从最初的约6便士或8便士提高到远远超过300英镑。他在写给伦敦园艺协会（后改为“皇家园艺学会”）的一封信中建议，聘请一名训练有素的园丁来照料运输中的植物是非常值得的—但一贯吝啬的协会选择忽视这一建议。

然而，它确实促使协会助理秘书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在5年后发布了一本内容极其全面的小册子，即《在国外，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包装活植物的说明；以及在前往欧洲的航程中如何处理活植物》（Instructions for Packing Living Plants in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in the Tropics; and Directions for Their Treatment during the Voyage to Europe），其中包括对毛里求斯总督罗伯特·法夸尔（Robert Farquhar）寄来的一个透光盒子的设计说明。用半透明的贝壳薄片作为玻璃的类似盒子，已经成功地被利文斯通的朋友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和纳撒尼尔·沃利克使用过。但直到1829年，这个问题才由伦敦医生、业余昆虫学家和蕨类植物爱好者纳撒尼尔·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最终解决。

沃德把一只蛾蛹放在密封玻璃瓶底部的一些腐殖土里，耐心地等待它孵化出来。虽然它最后并没有孵化出来，但沃德观察到，土壤中的水分会在白天蒸发，凝结在玻璃上，然后每晚落回土中，形成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当一小棵蕨类植物和一些草芽从土壤中长出来时，它们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存活了整整3年：他不仅偶然发现了一种在伦敦烟尘弥漫的空气中种植蕨类植物的万无一失的方法，还开发出一套生命维持系统，可以让植物在不被照料的情况下存活几个月。为了验证他的理论，1833年，沃德装满了两大箱来自洛迪日（Loddiges）苗圃的植物，并把它们送到悉尼，最终它们完好无损地到达了那里。箱子里重新装入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娇气的蕨类植物，它们在甲板上待了8个月，没有被浇水，其经历的温度变化范围为—7℃到49℃不等，最终到达了几乎结冰的伦敦，洛迪日苗圃称它们处于一种“非常健康的状态”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是首位尝试这项新技术的植物猎人，他成功地从新西兰运回了活的植物。而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在1848年至1849年间曾使用沃德箱将2万棵茶树“安全、健康”地从中国运往印度。很快，沃德箱就被用于将各种植物运到世界各地。这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得突破植物地域限制成为可能，方法是将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植物从它们的原生栖息地移走（有人会说是偷窃），并将它们引入其他国家种植—就像将橡胶树和金鸡纳树从南美洲转移到远东一样。这对花园的影响也同样显著，因为来自亚洲的新植物涌入，形成了一种新的花园建造风格。园丁们接触的一些植物已经为科学界所知，并在科学文献中得以命名和描述。但像E.H.威尔逊这样的植物猎人，那时第一次能够将活植物引入栽培。（发现日期和引入日期之间总是有区别的。）

《最后的雨林》（1992）剧照。

今天，只有极少数无畏的个人继续为我们的花园寻找新的植物。采集活植物材料受到的严格限制意味着大多数现代植物猎人要么是植物学游客，只拍摄令人兴奋的照片，要么是从事保护工作的科学家。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探险更轻松。他们可以在几天内到达目的地，而不是几个月；早期的植物探险者盲目地进入连地图都未绘制的区域，而如今的植物探险者装备着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和全球定位系统（GPS）；他们有高科技的靴子和轻便的防水衣，而他们的祖先穿着粗花呢就勇敢地去喜马拉雅山上探险了。

但读过他们的博客我们就会发现，考验和磨难仍然是不变的—雨、雾、水蛭和无数叮咬人的昆虫、晒伤的耳朵、冻僵的脚趾及高原反应引起的头痛欲裂，无法通行的小路和无法攀登的树木，到达一个地方过早或过晚而不能采集种子的挫败感。正如著名的美国植物猎人丹尼尔·欣克利（Daniel Hinkley）在回忆探险过程时所说，2014年有两周的时间里他身上从来没有干过，“这个过程中有无数次既有收获又愉快的时刻，但也有很多时候只是有收获而已”。

20世纪早期的采集家弗兰克·金登·沃德（Frank Kingdon Ward）将植物猎人的生活描述为漫长且单调乏味的过程中夹杂着几秒钟的快乐，然而就是这几秒钟的快乐使所有的痛苦和无聊都变得值得。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选择这样做呢？

对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或约翰·巴特拉姆（John Bartram）等人来说，植物的美丽和神秘证明了造物主的善良。其他人，如约瑟夫·班克斯、亚历山大·冯·洪堡和查尔斯·达尔文，则为了对世界有新的科学理解而进行探索。E.H.威尔逊爱上了中国，乔治·福里斯特爱上了喜马拉雅山，大卫·道格拉斯等无数人纯粹是因为热爱冒险。一些人意外地成为植物猎人，从照看温室的平和工作中被拽了出来。几乎没有人想要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弗兰克·金登·沃德在1924年出版的《从中国到坎底》（From China To Hkamti Long）一书中写道：“植物采集家的工作就是发现隐藏的世界之美，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分享他的喜悦了。

作者/[英]安布拉·爱德华兹 

摘编/何安安

编辑/王青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