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月27日，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逝世，享年93岁。李文俊所译福克纳，不仅是译作中的精品，更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以后的中国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像前不久去世的法语翻译家柳鸣九、郭宏安，李文俊也通过翻译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面貌。

李文俊（1930-2023），著名翻译家，美国文学、福克纳研究专家。译有《喧哗与骚动》等，著有《福克纳评传》《天凉好个秋》等。

1月27日正午，忽然收到朋友发来的讯息：“李文俊老师走了。”虽然知道他得享高寿，但还是大悲，乃至泪流满面。我所想到的是：这是一座灯塔远行了，是一位播撒火种、放出光亮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

汉语世界对福克纳的迻译无法绕过李文俊，而新时期以降的中国当代文学同样难以回避这些译作的影响。重读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与两个时代之交的新历史小说，几乎一眼可辨这些作家共同的老师，如把故乡作为建构一己文学世界的原点，注意到对写作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握“想象的激情”与“警觉的智慧”的平衡。此外还有白痴（《喧哗与骚动》）与亡灵（《我弥留之际》）的叙事视角，意识、语言与时间三者的和谐流动等，这些主题和技法在今日或已成不刊之论，无须辞费。但什么是经典呢？我以为正是余华、莫言、苏童、林白等人谈起过李译福克纳对他们文学之路的影响，而当下的写作者和研究者，仍会发出同样的惊叹。余华说“威廉·福克纳是永存的”，是永恒的此刻为这句话提供了证据。

如果说李文俊先生的译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让中国的小说家感慨“小说还可以这样写”，那么卅载之后，他也的确让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本科生对文字与文学产生了感觉。那是2012年的一个下午，他不愿去抄古代汉语的板书，而是从背包里找出了图书馆借来的《喧哗与骚动》。附提一句，之所以要借这本淡黄色的封皮已经破损、沾上了点点墨污、字既小且密、好像还没有标点的外国文学，是因为最近半年他都在一本名叫《理想藏书》的书目指引下按图索骥，而这本书位列美国小说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曼哈顿中转站》，他没有找到。小说的章节极为别致，跳过译序，他从第一个日期开始读起，通过脚注知道写的是一个傻子的内心独白。看了一会，他感到烦闷，毕竟与此前读的作品大不相同，巴尔扎克会这样写吗？绝无可能——那是他最初接受的文学教育。

他翻到第二个日期，读到“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到时间里来了，听见表在滴答滴答地响”这样的句子后，顿感冷水浇背，有如当头一棒。他激动地在本子上做着摘抄，握紧双拳。读这本书用了他两天时间，阅读的战栗还没有完全消逝，又从网上下单了这个作家所有翻译过来的作品。全部读完后，他发现其中较好的四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有三部出自同一译者之手。一年后，他不知天高地厚地又从这三部里找出最好的一本，以对《押沙龙，押沙龙！》叙事形式的研究做自己的毕业论文。透露下面这一点可能会让他难为情，但事实确乎如此：他后来选择攻读哲学硕士，只是在艰难地完成了叙事形式的研究后，意识到哲学或对文学研究有一定助益。但不论怎样，阅读福克纳都是这个学生在本科四年最宝贵的收获，同时，他也牢牢记住了那位为了翻译连眉毛都累白了的译者名姓，对其充满感激。

2017年底，通过朋友引荐，我有幸当面向李文俊先生表达了感谢，并且请他在《押沙龙，押沙龙！》与《福克纳评传》两本书上签字。劳其一生，李文俊先生一总翻译了八本关于福克纳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三部，还有《去吧，摩西》《大森林：打猎故事集》《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短篇小说集）《福克纳随笔》以及论文集《福克纳的神话》。翻译之余，他有两部结集出版的研究著述，即《福克纳评传》《福克纳画传》。之所以拿这两本书，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分别代表了李先生对福克纳翻译与研究的巅峰。我于翻译是外行，无从对李先生《押沙龙，押沙龙！》的译本置喙，但此书二十多年来始终未有第二个译本面世，也多少言明了其中的难度或不可替代性。

至于《福克纳评传》，它是李先生译毕《押沙龙，押沙龙！》之后完成的专著，凡三十三万字，系“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之一，1999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刊行。多年后我在旧书网淘到一本，事先对其内容一无所知，因为其时豆瓣上仅有五人标注此书，内容简介、读书笔记与长评短论概付阙如。不过仅就寓目所及，此书在汉语世界的福克纳传记里可位列前三，约略逊色于杰伊·帕里尼或弗莱德里克·R.卡尔的《福克纳传》，相较其他译介来的传论则不遑多让。在2023年的今天，豆瓣依旧显示此书“评价人数不足”，读过的人由五个变成了十个。作为热爱福克纳与李文俊先生的读者，我多少感到遗憾。记得李先生接到这两本书时，看到前一本，他莞尔一笑，大概是翻阅的次数太多，书脊已彻底脱落。翻出后一本，李先生半开半闭的眼睛亮了一下，转而伏在桌前缓慢地写下了几句话。

那天我与朋友同李先生聊了一个半钟头，印象较深的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李先生拿出了一本新版的《押沙龙，押沙龙！》，他一边读，一边让我以旧版对照，以此指出编辑并没有如他修订的那样将译稿中的两个字改过来——这是李先生晚年最重视的工作：不断对自己的译本加以完善。他八十岁之后再版的福克纳译作，如2013年漓江版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2017年现代出版社的《押沙龙，押沙龙！》，书后均有“再次校改”“岁暮订正”“校阅略有修改——文俊”等字样。他的视力虽然不好，但对页码的熟稔让我吃惊。

第二件是他谈起自己最后的翻译计划是重译《A Rose for Emily》，完成之后他就决意收手不干了。不知是否为天意，李文俊先生远行的一周前，我忽而想到了他说的这个计划，后又找到了这篇重译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文字臻熟已于极品。翻译这一篇时，他已经八十七岁。那天因为担心老先生太累，我和朋友便先行告退，散步至前门的pageone书店。不曾想在这里又一次碰见了李先生和他的太太张佩芬老师。两位老人专心地靠在横放的书架前查看新书，为了不多打扰，我们简单地问好后就离开了书店。

拜访李先生是12月初，同年平安夜，我在杏坛路的宿舍写完一篇两万余字的《福克纳的战争书写》，托李先生的家人马小起老师转给他看。后来听闻李先生很开心，马老师还拍下了他当时伏案批阅的情形。作为一份温暖的勉励，这张照片我珍藏至今。

李文俊。马小起摄影。

2021年离京前夕，我曾起意去拜访李先生和张老师，也和他的家人打过招呼，但后来略略思忖，以为还是不去打扰老人家最好。因此，六年前的拜访也就成了唯一的一次。

过去这些年，经常能在马小起老师的朋友圈看到她发的一些李先生的生活片断，每次看到自己热爱的译者依然平安健康，内心便快慰不已；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信出版社也在最近两年不约而同地推出了福克纳文集，与此前集子略有区别的是，两家出版社清一色地仅收录了李先生的译本——这并不是说其他译家的译作有瑕，如蓝仁哲先生的《八月之光》、陶洁先生的《圣殿》等，均可谓译界上品。笔者的意思是，正如“傅译巴尔扎克”之于《人间喜剧》，“朱译莎士比亚”之于莎氏全集，这两套文集庶几也囊括了李文俊先生毕生翻译福氏的成果，是对他用力最深最勤一事的最后总结（而非追认）。李先生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意足”，令读者快慰的是，在李先生生前，他已经听到了encore，而且看到自己的译作与福克纳的作品一同步入了经典的殿堂。

李先生，您应心满意足了。愿您的魂灵安歇！

撰文/徐兆正

编辑/张进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