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溯源、史料考证、手作初稿、反复修改、定稿制作……170多个日夜，人民大会堂东门上方更换的新国徽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

2月22日，一件直径80厘米、纯白色的国徽石膏设计模型出现在清华大学档案馆，这是人民大会堂2022年更换的新版国徽制作基准稿。这件模型由清华建筑学院副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王青春捐赠给清华大学档案馆。

捐赠仪式现场。受访者供图

由于上次更换的国徽已悬挂近二十年，徽面的金箔等有所脱落。党的二十大召开前，有关部门决定更换人民大会堂东门上方的国徽。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青春率领团队，承担了国徽石膏模型精准稿制作和国徽生产过程监制等工作。

实际上，清华与国徽设计有着渊源联系。清华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范宝龙指出，“此次捐赠入藏的国徽新版模型，再次书写了清华人与国徽70余年的不解情缘。”

2月23日，新京报记者对话清华建筑学院副教授王青春，聊聊清华大学与国徽设计背后的故事。

新京报：这次维修改造设计制作国徽的标准是什么？

王青春：这次设计，是采用1950版国徽方格墨线图，按照2008年颁布的国徽国家标准，以梁思成、林徽因、高庄等前辈学者设计的国徽为参照，进行修订设计的。

新京报：这次为特定场所设计制作的国徽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青春：人民大会堂东门上方的国徽是全国各场所悬挂的国徽中尺寸最大的，高是5.6米，宽是5.2米。如果直接把最初的线稿版本放大，制作立体国徽，出来的效果满足不了特定场所的需求，因此我们考虑视距、视角等因素，从起位高度上做了调整，加强层次之间的对比，更能够凸显国徽的庄严宏伟。

新京报：此次国徽维修改造设计制作过程中，新的数字科技是如何运用的？

王青春：1950年，国家公布的国徽墨线稿，放大尺寸后会粗糙、不清楚，再经过不同匠人手作加工，各方面因素会导致失真。现在运用科技手段，造型过程中进行数字化处理，之后再放大都是清晰的。这一次制作的国徽是5.6米高，如此巨大，在新科技的加持下也非常清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青春承担了国徽石膏模型基准稿制作等工作。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整体设计和制作的流程是怎样的？

王青春：首先要根据50版的方格墨线图与清华馆藏50版国徽石膏稿，做基础，经过考证来修整绘制一个更清楚的手绘墨线图。平面扫描进电脑，再用CAD软件描一遍，转化为数字版，就可以无限放大和缩小；然后根据这个数字墨线图，手作一个石膏模型，三维立体扫描进电脑里修整，再用CNC数字雕刻技术把它雕刻出浮雕石膏版，这就是一稿。

然后在一稿上面进行修改调整后，进行成果汇报，和不同部门、单位召开会议，大家提出建议，再进行调整。再三维立体扫描进电脑，在此基础上进行电脑软件三维数字化建模，然后用电脑雕刻软件把它数据化，再用CNC数控雕刻出来。随后再请有关部门专家来看，没有修改意见了，就进入生产。

进厂后，要放大一个1:1的稿子，把它竖起来进行调整、定稿，然后工匠们就开始锻铜。同时，国家颜色标准委会确定“国徽红”的参数值，以及金箔的色温和厚度，并请专门的厂商和工匠进行油漆和喷贴，最后进行吊装。

新京报：清华大学与国徽设计有何渊源联系？

王青春：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营建系（建筑学院前身）教授梁思成、林徽因等就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工作，副教授高庄等完成了国徽模型的塑造，当时在中央美院任教、后来成为清华美术学院教授的张仃等也为国徽设计作出重要贡献。

目前，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有当年梁思成、张仃分别设计的国徽图案印制稿和高庄制作的国徽模型等珍贵历史文物。到我们这一代，也要把清华服务报效国家的传统和前辈的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新京报：承担这项任务之前，与国徽有过什么故事？

王青春：2021年，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在清华大学开展，呈现了近400件梁思成先生的图纸、手稿、著作早期刊本和影像资料，我参与了布展工作。其中，需要复制国徽的复制件作为展品，我复制了国徽的原版，还复制了林徽因先生当时的底稿版本，这个过程中对国徽有了一些研究，所以这一次这项工作继续交给了我。

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有当年梁思成、张仃分别设计的国徽图案印制稿和高庄制作的国徽模型等。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一次在设计中如何延续了先辈的风格？

王青春：我们在过程中做了大量史料考证。最初梁思成、林徽因先生设计国徽的时候，运用的是汉唐风格，比较饱满；高庄先生因为要做33厘米的立体稿，在墨线稿转移的过程中，经过试验、征求意见，最终呈现出的是魏晋风格，讲究力度、骨感。

通过追溯考证，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染。这一次要将高庄先生33厘米的国徽立体稿放大到5.6米，我们追溯到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高庄先生两个版本，融合在一起，又做了细节调整。

新京报：追溯考证过程中有什么新发现？

王青春：在还原立体稿的时候发现，林徽因设计的国徽线稿上的麦稻穗是左右不对称的。我就去请教研究林先生比较多的学者，发现从林先生设计的国徽稿就可以看出来，她的艺术家思维是比较多的，而非像理工科思维那样追求对称。

我们发现，可能林先生希望看到麦稻穗高低、疏密的不同效果，但由于时间紧迫，不允许画两张稿子，于是她很灵活地运用了视觉经验，在做到一半的时候，用镜像的方式把稿子做成一个整体，同时调整另一半麦稻穗的疏密高低，一张稿子上体现了不同的视觉效果。体会到这些蛛丝马迹的细节，忽然有一种跟前辈对话的感觉，也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单纯看国徽或者看文献所体会不到的。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捐赠这个初稿？

王青春：把这个初稿放到学校校史馆收藏，对学生来说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帮助同学们更加切身体会到，作为新一代人，也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

新京报记者 冯琪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