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是个“医生”。不过,他的“患者”不是人,而是火车钢轨。

 

“说白了,钢轨探伤就是给钢轨做‘体检’。只不过医院的B超是给人看病,我们的‘B超’是给钢轨看‘病’。”在这一领域钻了二十余年,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工务段钢轨探伤车间的黄涛这样解释他的工作。

 

探伤工人首先要有最“毒”的眼力,以发现钢轨表面最细小的伤损。针对一些隐蔽部位,比如轨底的死角,要利用镜子。在伤损极小、辨别不清或光线较暗的时候,放大镜、手电筒也要适时登场。其次,记忆力也不能差。就像医生熟悉人体里的器官一样,探伤工人要记得钢轨上的每个部位,以及它们在显示屏上应该呈现的样子,一旦图像有异常,能及时反应。此外,还要会判断,这也是最核心的技能,“设备会显示各种各样的波形,干扰波、杂波都在里头,没经验的话,看哪个都像‘伤’。要从这些波形里去伪存真,排除假信号,找出真伤。”黄涛说。

 

黄涛正在进行仪器测试校准工作。  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黄涛眼看着钢轨探伤设备从模拟机更替为数字机,B超图形取代了A超波形,“嘀嘀嘀”的音频报警发展为智能语音报警。从21世纪第一年入行直到今天,黄涛发现各类伤损钢轨2600多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铁路发展“黄金时代”见证者、参与者、建设者。

 

从“铁路新人”到“钢轨医生”

 

人们觉得黄涛有点奇怪:逛街、散步的时候,他的眼睛老盯着地面。

 

这是20多年的铁路工作带给他的习惯。一把超声波探头,连接一台显示屏幕,是探伤工人们的“老伙计”,也是给钢轨做“B超”的主要设备。探头不过指甲盖儿大小,检修的时候,黄涛和同事们握着它,在钢轨上一点点地移来移去,寻找“病灶”,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

 

对黄涛来说,成为一名铁路人并不是偶然。他出生在宁夏贺兰县一个名叫暖泉的村庄,“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从旁边穿行而过,距离村庄不过300米左右。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长长的包兰铁路仿佛黄土地的血管,输送着社会需要的资源,也把轨道的“基因”淌进黄涛身体里。

 

他记得,那时每天有一班定点客车,村民会在早上8点多看到它从银川方向驶来,再在下午5点多返回。火车来的时候,人们先是听见巨大的“呜呜”声,然后能看到火车头喷出的白烟。火车票握在手里,是窄窄的、硬硬的,跟粮票有点儿像。来来往往的铁路工人穿着制服,看起来“挺神气”,黄涛很是羡慕。没想到,后来他真的跟自己从小就熟悉的包兰铁路打了半辈子交道。


黄涛正在进行母材探伤作业。  受访者供图


初中毕业那年,他以全县第一的好成绩考上了兰州铁路机械学校。这在当时的村子里是个大新闻,乡亲们都说黄涛有出息,端上了“铁饭碗”。但挑战才刚刚开始。进校第三年,黄涛被分配到探伤工区实习,第一次接触到钢轨探伤的技术领域,颠覆了他对于铁路的认识。

 

“跟着师傅去探伤,听见探伤仪发出‘嘀嘀嘀’的报警声,很纳闷,无缘无故的,机子怎么会叫唤?啥东西都看不着。回来之后把钢轨剖开,才发现里边确实有伤损。”黄涛暗暗称奇,原来火车钢轨上有这么多门道。他对探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定决心要做一名优秀的探伤工。

 

只要一有时间,黄涛就学理论,努力提高业务技能。当时,有关探伤的资料并不多,他几乎跑遍了银川全部书店,才买全了《电子学》《超声波探伤原理》等书籍,摆满了家里的沙发、茶几、床头。有时,凌晨2点多,他还在查看对比波形图。

 

实践也不能落下。他白天跟随班组在现场作业,晚上在工区院内用手电筒观察轻微的裂纹伤损、机械划痕,再用仪器复核。无论是推路轨探伤还是手工探伤,黄涛都认真、反复练习。

 

车间师傅们在外面培训回来,他也主动跑去借阅学习笔记。师傅胡高云到现在还对黄涛印象深刻,“他(黄涛)平时话不多,但一问到技术上的事,特别较真。有时候想起什么问题,端着饭碗就来宿舍找我了。你教给他,他还要自己去琢磨,动手求证。那会儿我就觉得他不简单。”

 

几年时间里,黄涛写下了厚厚的学习笔记,本领也不断提升,从一个整日跟着师傅的毛头小子,逐渐成长为探伤车间的技术“大拿”。

 

攻克“疑难杂症”

 

“手工探伤时,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可能会造成伤损漏检。”黄涛明白这个道理,工作中,他总是认真、谨慎。

 

焊缝探伤一直是钢轨探伤的难点。焊缝部位有扣件,光洁度也不够理想,焊缝轨底还是个坡面,以目前的技术而言,无法实现自动化探伤,全凭师傅们手工检查。这就考验着探伤工的技术、经验和责任心。


黄涛正在进行焊缝探伤作业。  受访者供图


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黄涛经常把工区的废旧钢轨做成标本,调试好仪器后,在标本试块上反复推行、揣摩,逐渐掌握了伤损出波规律、不同类型焊缝的伤损区别和探测方法等。在现场作业中,他更是处处留意,悉心观察,把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反复对比。

 

2002年,在包兰线西大滩至暖泉段进行探伤作业时,黄涛拿着仪器,在一处焊缝位置发现了一段可疑波形。当时,他是整个工区年龄最小、经验最少的工人,大家看过仪器后,认为伤损的可能性不大。但黄涛觉得,这样的回波是头一次遇到,应该认真复核。

 

在他的坚持下,工长安排另一名工人进行校对,发现波形依然存在,黄涛据此判定焊缝存在伤损。一周后,经过解剖检查,那里果然存在一个约6平方毫米的夹杂,由于伤损位于焊缝轨头颚部圆弧部位,又十分微小,探头放置位置不对或扫查不细致,都很难发现此部位的缺陷。

 

发现了从未见过的新类型伤损,大家对焊缝伤损回波显示有了新的认识,也对这个“有点较真”的新工刮目相看。之后,车间焊缝伤损的检出率在当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如今,多年的经验让黄涛有了一双精确的手,执行指令时,肌肉比大脑反应更快。探头在哪个部位要外偏,哪个部位要内偏,在什么位置要带偏角,偏角是大是小,都要讲究。“错个一两毫米,超声波的入射范围、反射范围、扫查范围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影响伤损的检测。”黄涛说道。

 

“手术做多了,就知道该在哪儿下刀”

 

因为技能精湛,再细小的伤损都难逃黄涛的“法眼”。他发现过2平方毫米、相当于黄米粒那么大的核伤,还有1.5平方毫米的气孔,和3毫米的裂纹。打磨除锈、均匀涂油、调整探头角度、观测波纹、回放数据等等,每一个环节,他都总结出一套要领。

 

“和医院的大夫一样,手术做多了,就知道该在哪儿下刀。”黄涛说。

 

2008年,在对包兰线进行探伤时,黄涛发现0度探头有长约800毫米的失波现象。凭着多年的经验,黄涛认为这不是假信号回波,他立即警觉起来,对该地段进行复探,经过和其他地段的钢轨进行对比,他判断这处钢轨内部有劈裂纹,再通过手持单探头从轨底坡面进行校对,他确定是轨底位置存在劈裂。

 

但由于外观检查无异常,工友们都不认同他的判断。但由于黄涛一贯的“犟劲儿”,大家还是使用了夹板监控。到了第二个周期,再次进行探伤时,人们已经能用肉眼看到轨底明显的裂纹,足足有800毫米。


黄涛正在进行伤损复核校验工作。  受访者供图


除了技术和经验,黄涛还有极强的责任心。冬季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是钢轨淬断的高峰期。有一次,刚下完雪,到处是白茫茫一片,黄涛和工友们在检查平汝线柳树沟至白芨沟区间时,发现了一处可疑核伤波形,经过现场双机复核,波形依然存在,但由于波形图位移不大,是内部核伤还是轨面鱼鳞伤引起的回波,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

 

作为业务骨干的黄涛,深知钢轨内部核伤的危险性,很多断轨事故都是因为核伤判定不准而引发的。他主动请缨,使用K2.5手持探头对异常波形位置进行校对,通过从不同方向和不同角度的探测,最终果断判定此处存在轨头核伤,避免了一起核伤漏检事故的发生。当时,他徒手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复核,双手被冻得红一片、紫一片,几近麻木。

 

2013年,银川工务段成立了“黄涛探伤工作室”。在中国铁路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他也带领工作室为火车行车安全注入着科技能量。他参与研究制作的无线遥控电动液压撅轨器,大大提高了撅轨的工作效率,增强了安全系数。他研究制定的《钢轨外部轮廓机械伤损的判定标准》,为这类伤损明确了判定标准。

 

尽管现在有了双轨探伤仪,能部分实现钢轨探伤自动化检测,探伤工人的劳动强度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多年来用双脚走出来的经验仍旧珍贵。他是扁平足,走久了,脚心就抽着疼,但他从没有因贪图一时的舒服而降低工作标准。对于黄涛来说,探伤工人身上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把自己的工作干好、干实、干出成绩,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新京报记者 徐杨

编辑 彭冲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