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三年的未成年人游戏充值退费师,胡继松越来越佩服孩子们的“能力”。

 

即便游戏公司不断筑高防沉迷系统的墙,孩子们也总能想出办法翻越——用家长、租户、死者,甚至逃犯的身份信息注册,在电商购买成年人账号,用现金让他人代充,或是走到祖辈面前刷个脸就走……

 

在胡继松见到的案例里,充值金额3000元起步,最小的充值者只有8岁,最高者充了37万元,甚至有个孩子在1小时内充了4万元。为了玩游戏,孩子们可以不吃不睡,最长的从夜里十点一直玩到了凌晨六七点。


 未成年人正在玩网络游戏。图源:IC photo


面对游戏里酷炫的皮肤和排行榜上的名次,孩子们从支付账户里掏空父母的积蓄。当金钱化为一串串数字,“花父母辛苦钱”的心理负担也逐渐消失。家长发觉时,往往看病、交学费的钱都已经拿不出手。

 

孩子们在游戏中获得的满足感褪去后,沉重的愧疚或是恐惧就随之而来。但等到他们承受不起的充值金额带来实感,往往钱已要不回来。胡继松想要做的,是在少年懵懂的年纪,为他们寻找一个出口、一条退路。

 

“像是犯了毒瘾”

 

11岁的轩轩坐在妈妈的艾灸店里,抖着腿,双手握着手机,在屏幕上迅速地滑动敲击着。有时他会停下来,在游戏支付页面,刷出一个个“648(元)”。一旦听到外面的推拉门的声响,轩轩便迅速切换手机页面,变成网课视频。

 

这是去年的一段监控录像,轩轩正在用妈妈的身份信息在游戏里“驰骋”。

 

“3个648元就能保底出车。跟队友一起开局,我能开车,队友只能坐副驾驶。这就是特权。” 轩轩熟练地介绍游戏中的专业术语,语气兴奋。他不知道,一个“648”需要妈妈服务4单生意,工作6个小时。

 

察觉储蓄卡里的钱变少后,轩轩的妈妈吴昕去银行打出了流水。结果让她震惊:短短十几天里,儿子拿着她的手机在游戏中消费了5万多元,最多的一天充了1万元,气得她差点拉着儿子去派出所。

 

吴昕想不通,一直很乖巧的孩子,怎么就变为家庭“小偷”。这种疑惑也存在于胡继松遇到的上千位家长身上。

 

做了3年未成年人游戏退费师,胡继松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充值案例。一个8岁的孩子充了3.6万元,有个17岁的孩子打赏了33万元。充值最多的孩子,花了37万元,银行流水有30页。

 

大多数孩子的消费时间集中在凌晨、周末以及节假日,他们趁家长睡着或者工作时,偷玩两三个小时。可是这几个小时的连续消费却让人震惊:一个孩子曾经在8分钟内连续充值9笔648元,总计金额5832元;还有一个孩子在1个小时内充了4万元。


 2018年,广州市陈女士11岁的儿子背着父母,在半个月内花了近万元充值一款手游。图源:IC photo


哪怕是2021年出台了“史上最严防沉迷新政”——网游企业一周仅可为未成年人提供3个小时的游戏服务。那也只管得住“乖孩子”,一旦孩子用成年人的账号登录,这堵墙就会被轻易翻过。

 

孩子注册游戏账号的方法千奇百怪,最简单的是用家长的身份信息,也有人用家里租户信息注册;有人随便在网上搜索到陌生人的身份证号和名字,便可注册游戏;有人拿着逝去亲人的信息注册照样能玩……

 

“不同公司对游戏账号注册的要求不同,有的甚至输入逃犯的公开信息也可进行游戏。”胡继松说。

 

胡继松接到的一桩求助中,9岁的昌昌趁着父母睡着,偷偷用父亲的手机注册支付宝,设置密码,并从柜子里翻出了父亲的银行卡,通过短信验证码完成了绑定。

 

昌昌只在中午或晚上很短地玩一会儿。每次拿爸爸的手机充值后,他都会删除银行发来的扣款短信,以至于连续6年,父母都没觉察家庭积蓄正在一点点消失。

 

除了自己注册,还有一种途径是购买。有一个女孩在某电商平台上花费13.5万元购买游戏账号、道具、代练和充值产品。“她给店家付钱,店家给她买的号充值,自然就逃过了防沉迷系统。”

 

在胡继松接触的案例里,只有少数厂商会在游戏过程中不定期弹出人脸识别。但即便设了这道坎,孩子仍可以假借查资料、上网课等理由让家长刷脸。

 

发现后的家长们,有的愤怒地暴打孩子,有的哭诉自己失职,有的已经陷入了与孩子沟通的死循环。

 

面对封号才能退款的规则,叛逆的孩子痛斥家长,或是采取冷暴力。胡继松接触过最激烈的一个男孩曾举着刀以自杀威胁,妈妈觉得儿子“像是犯了毒瘾”。

 

被游戏“绑架”的孩子


胡继松的包里常年放着两个手机和一个充电宝,他每天能接到20个来自家长的求助电话,不到一天电话和充电宝电量见底是常有的事。

 

疫情期间,因为要上网课,孩子们接触手机时间增多,胡继松接到的求助也越来越多。他加了一些想要退费的家长群,不定期发一些自己总结的退费指南,教他们如何取证、如何与游戏公司打交道。有时,群里家长们情绪低落,他总会发一句,“再坚持一下”。

 

事实上,对胡继松来说,从事退费师这个职业是次机缘巧合。2018年,胡继松与邻居买到质量差的种子,通过法律援助,向农业厅反馈举报,他为10户人家讨回了几十万元的赔款。街里街坊都知道了,“(河北沧州)青县胡店子村退伍的小胡能折腾这一块儿。”

 

2019年,村支书找到了胡继松,他的孙子玩《和平精英》,花了8700元充值。因为有和另一个孩子探讨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在胡继松的交涉下,游戏公司最终给退了8000元。


 3月23日,胡继松在青县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园开会。受访者供图


十几岁时,胡继松也沉迷过游戏,“最狠的一次连续三天三夜都没怎么睡觉。”或许是体会到了沉迷的可怕,胡继松很愿意做这件事。同年,他在河北沧州老家成立了工作室,专注解决青少年网络游戏充值退款问题。

 

胡继松觉得,现在的网络游戏与以往已经有很大不同,它们的视觉设计更精美,游戏机制也更吸引人,带给人的感官刺激远超于现实中的玩具。

 

事实上,游戏工业发展至今,游戏营造的代入感、成就感,以及IP打造能力越来越强,在为玩家带来娱乐的同时,运营商也精准捕捉到玩家的“胜负欲”“收集欲”“赌徒心理”等人性弱点,设计出的各种“稀有性”刺激消费。这些成年人都难以克制的欲望,未成年人更难抵抗。

 

让昌昌喜爱到无法自拔的游戏是《王者荣耀》,“班里的同学几乎没有不会玩的。”在昌昌的印象里,谁要是有“武则天”这个稀有英雄角色,就会被同学们“整天围着羡慕”。

 

这款角色只能用“荣耀水晶”兑换,而“荣耀水晶”需要积分抽奖才能得到。抽奖的概率较低,昌昌和同学们私下讨论过,想要保底获得“荣耀水晶”,就需要抽300多次,相当于投入近2000元。

 

在胡继松看来,游戏充值的套路就像俄罗斯轮盘。游戏的初期,玩家往往会尝到甜头,等到痴迷乃至上瘾时,不充钱就无法继续进行。充了钱抽不中想要的皮肤、道具,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也会让人继续充下去。

 

与求助家庭接触多了,胡继松慢慢了解,这些“熊孩子”并不是“没心没肺”。尤其在初期偷偷充值时,孩子的是非观、道德观也会受到极大挑战,甚至成为一种煎熬。

 

昌昌还记得自己在2017年充第一笔50元时,甚至很怕爸妈知道后不要他了。他说偷偷充值6年里,自己一直带着负罪感。他知道妈妈没有工作,父亲只是工地的小工,每天搬砖、拌砂浆,回家连鼻孔里都是灰,一到冬天手掌裂得都是口子。他不止一次想过,“这是最后一次充钱”,但还是禁不住让游戏角色变得更强、更炫酷的诱惑。

 

轩轩也会担心被妈妈发现。虽然害怕,他还是停不下来充值,如果当天没被发现,第二天他就会继续充。“充几块钱,万一妈妈发现也不会很生气,最多说一下我。”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终充了5万多元。

 

胡继松清楚贪玩是孩子的天性,不过他觉得,有些孩子“就像是被绑架了一样”。曾经有个13岁的男孩假装大学生雇佣20多岁的成年人代练账号。“孩子觉得如果游戏打得不好,丢面子。”

 

胡继松记得有个上初中的孩子胜胜,最初充值时也有过担惊受怕,但到后来已经“充麻了”——对金钱漠然的他,一出手就是648元。最终他在游戏和主播打赏里一共投入了11万元。“我以为只有一两万。”胜胜说。


 某手游的充值页面。图源:IC photo


胡继松发现,孩子们在充值的过程中,一旦突破最初的心理障碍,就不会再计算自己充了多少钱。对他们来说,相比花纸币时的“烫手”,网上交易的金额已经变成了一串可以换取游戏道具的数字,再无其他意义。

 

也有孩子对游戏的热情退去后,才意识到自己究竟犯了多大的错。

 

2022年,胡继松收到一条留言求助:“我小孩还可以,就是给他的钱他也不怎么花,会拿去充游戏,讲了也不听,小孩喜欢玩。17岁了,也懂点东西了,自己跟我说这些。”

 

屏幕的背后是个少年,他在15岁的时候充值,过了两年后悔了,觉得“游戏无非也就是那样”,想把钱要回来。“孩子跟妈妈在一起,害怕爸爸知道后揍他,一直伪装爸爸的身份。”胡继松说。

 

孩子有模有样地伪装,但被胡继松“三句话打回原形”——电话或视频从来不接的,大概率是孩子。

 

胡继松从不受理孩子的请求。“他们是未成年人,可能一时觉得父母辛苦或者害怕被发现,等我把钱追回来了他又忍不住挥霍。”他要保证,退款能回到辛苦打拼的家长手中,再由家长教育孩子。

 

后来,这位少年终于承认,让父亲找胡继松咨询。在胡继松的帮助下,他充值的2.8万元讨回来了2万元。

 

“总不能像防贼一样防孩子”


帮人退费的这3年里,胡继松接触的家庭各有不同,但大多数求助家长都是普通的打工人,十几年的血汗钱从孩子的指缝流失。有孩子用了家长治病的救命钱,也有孩子将父母农资店的周转资金悉数奉上,甚至有低保户家庭的孩子,拿着父亲残疾前高空作业的补贴费,恣意打赏喜爱的游戏主播。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早在2010年,《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里就曾明确,用户需实名注册游戏,绑定的银行账户也应与注册信息一致。同时,游戏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交易服务。

 

现在,游戏充值也可以使用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有的家长锁屏密码即为微信支付或银行卡密码,孩子试几次就试出来了。面对亲密无间且“平时蛮听话”的孩子,家长们往往没有保护密码的意识。吴昕觉得,“总不能像防贼一样防孩子。” 

 

胡继松注意到,在他接触的众多案例中,农村的孩子要占到60%。“农村的家长对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能力要低于城市,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手机里多了个软件,少了些钱。”


 某款游戏中的未成年防沉迷系统说明。图源:IC photo


昌昌的父母就是这样,因为不习惯,他们从不使用电子支付,只用现金。学校要线上收款,妈妈都是用现金和别人换微信零钱来支付。她在短视频里看到过孩子用手机消费的新闻,以为手机不绑银行卡就可以避免,但还是被昌昌糊弄了。

 

去年昌昌妈妈发现银行账户里没有什么存款时,曾怀疑过儿子,但又很快排除——昌昌的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几,年级10%,奖状贴了一墙。最终她陷入自责,觉得是家里花销大了。

 

在胡继松看来,多数大额充值的孩子,都缺乏家长的关注和陪伴。有些父母是工作太忙,有些是将孩子交给老人抚养。那个充值了37万元的孩子家长忙于房地产事业,孩子整天在家上网消磨时间。

 

胡继松追回来了20多万元。孩子父亲和胡继松商量,不能告诉孩子讨回来的真实数额,只讲要回来了7万元。“让孩子知道后悔和心疼。”

 

还有个15岁的女孩充了1.5万元,班里的同学她“只认识一两个”。“上了初中后,考差了我爹动不动就打我。”女孩觉得学习没意思,初二辍学后,父亲打她的次数反而减少了。

 

有时是因为贪玩,有时是在现实中找不到归属感、安全感,游戏就成了这些孩子暂时忘掉一切烦恼、寻找快乐的选择。

 

三年疫情下,网课也成为了未成年人网游充值的加速器。不纳入中考的副科网课成了胜胜和同学们的“游戏时间”。

 

电脑摄像头开着,胜胜只留一个脑门给网课老师,低头盯着手机,双手快速操作。约好同学,在游戏里组队打。

 

“因为网课,平时拿不到手机的孩子也成天抱着手机。家长又不能全天候地盯着他,难免玩游戏充值的。”胡继松觉得,孩子们缺少了老师的监督、同龄人陪伴,也会在这个时候更加孤独。

 

 “一家人的生活都失控了”

 

对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无节制地游戏充值,首先带来的是直接的经济损失。

 

得知孩子在游戏里充值了7万多元时,昌昌妈妈差点晕倒。昌昌从小体弱,一年级时又因车祸截了脚趾,父母 “不是在还债就是在借债的路上”,最多的时候欠条挂在墙上“像一张张饼一样”。

 

她家还在吃低保,这是她与丈夫所有的积蓄。6年里,昌昌将这笔钱投入到9个游戏中。“现在孩子读高中我们都要去借钱。”昌昌妈妈说。

 

充值很容易,退费却很难。首先要证明用户不是成人而是孩子,这一步就已“劝退”很多家长。

 

第二个门槛是公司自设的“追溯期”。有的公司制定条款,只愿意退此前6个月、3个月产生的充值。很多家长拿着平台退的一小部分钱,自当花钱买个教训。


 沉迷掌上游戏的孩子。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事实上这部分充值理应退回。“根据《民法典》第188条,在三年内,孩子进行游戏充值,其家长都可以向游戏公司进行追讨。”与胡继松合作的律师武如宏说。

 

退费的过程中,举证是最难的。孩子们为了不被发现,删掉支付记录、聊天记录。这些证据想要恢复需要很长时间。

 

有一个案子胡继松用了9个月才帮孩子家长要回钱。“那次游戏公司让我们补充了十几次账单材料,还不接受与非监护人沟通,我们只能给家长科普知识,一句句教他们怎么回答游戏公司的问题。”

 

就算是跨过两重障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鲜有全额退款的例子——游戏公司会以家长没尽到监护责任为由扣除一部分钱。

 

比起财产损失,更让家长头疼的是孩子沉迷游戏、无节制充值后,给家庭带来的长久隐痛。

 

胡继松发现,来找他的家长们大多数都会说一句:“我孩子在沉迷游戏前很乖。”

 

孩子沉迷游戏的事情被摆到桌面上后,吴昕反复回放店里的监控,她发现孩子和平时不一样。“玩游戏的时候,他说话比平时冲动,会使劲跺脚、踢东西。”

 

郭金龙也在朋友恢复的聊天记录中听到,壮壮和朋友在游戏里骂着令他无法想象的脏话。

 

郭金龙的弟弟生前也喜欢打游戏,因为癌症在39岁去世了。大夫告诉郭金龙,弟弟病情加重跟他昼夜颠倒打游戏有一定关系。郭金龙希望壮壮不要重蹈覆辙,更不要在这个圈子里越陷越深。

 

幸运的家长讨回了钱,对孩子们来说却意味着一种告别。17岁的洋洋接受不了戒掉游戏,对他来说,一开始游戏只是他的“社交工具”,最后已经成为他最珍贵的东西,甚至“一切”。

 

初中时,洋洋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别人一周上3个晚自习,他主动上4个,很早就定下了心仪的大学。但是到了高中,好成绩似乎成为了他“不合群”的原因之一。


 孩子在玩网络游戏。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摄


有同学说他是只听妈妈话的“妈宝男”。在与妈妈的对话里,他提到为了摘掉自己的标签,融入到同学中,选择在游戏里拼命地厮杀,前后投进去了3万多元。

 

在胡继松讨要账号密码销号时,洋洋崩溃了。他将书啪啪地摔打在桌子上,喊着“我拼命打下的这些东西都没了。”他不再理妈妈,离家出走在同学家住了40多天,甚至以死相逼。

 

一想到孩子说的“死”这个词,洋洋妈妈就害怕得哭泣,孩子出走的那段日子,她几乎每夜从噩梦里哭醒。

 

洋洋妈妈几乎将她能想到的方法都试了一遍,孩子还是不理她。她找过老师、校长,洋洋却觉得这些更加深了他身上的标签,让他“丢了面子”。母子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争吵从玩手机扩展到了所有生活琐事。儿子发来上千字的控诉,痛斥妈妈道德绑架他,把他当作傀儡、炫耀的玩物,哀求妈妈放过他,“求求你不要再管我”。

 

一家人的生活都失控了。洋洋不再去学校,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有时候什么都不干就坐着,有时候一连刷几个小时短视频。距离高考还有两个多月,洋洋的成绩全面崩盘,一模才考了100多分。

 

如今,这位妈妈的期望已经降到了最低。她不再期待孩子的高考成绩,只希望他能早日走出这片阴霾,走哪一条路她都会支持。

 

“我该怎么跟孩子交流?”

 

充值被发现,游戏封号后,再与孩子沟通时,很多父母都会变得弱势。孩子变得愤懑、敏感,父母生怕哪句话说错,孩子走极端。

 

61岁的吴勤对此深有体会。即使17岁的儿子去年将他一辈子30余万积蓄打赏给了虎牙的游戏主播,他依旧不敢训儿子。“怕说了,孩子出了心理问题想不开。”他没有没收孩子的手机,也不怕他再充值了。毕竟,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在打给胡继松的电话里,家长们同吴勤一样,他们关注的不仅是孩子为何游戏上瘾,更重要的问题是:“我该怎么跟孩子交流?”

 

胡继松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首先得接受和理解孩子——大人打游戏是为了娱乐放松,孩子其实也一样。只不过大部分成年人能控制得住,而孩子们的意志力薄弱,可能体验一次就深陷其中。“这些都是孩子的天性,正因为如此,他们成长过程中,教育才至关重要。”


 胡继松在他的工作室办公。受访者供图


但在接触的过程中,胡继松感觉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孩子的情绪。孩子在学校里受了欺负,特别沮丧,回到家谁都不理闷头打游戏,有的家长不会主动去询问。“他们觉得把手机丢给孩子,不吵不闹就行了。”

 

家长的不理解和不关心,久而久之会导致孩子的不信任。有的孩子愿意和胡继松聊,但是不愿意和家长聊。胡继松会倾听他们说话,和他们聊游戏,告诉他们自己年轻时也是个网瘾少年,再酷的游戏拆穿了都是一些简单的套路。

 

有的孩子听进去了,跟他讲,自己的小伙伴们怎么被骗。还有个孩子给他拍照片,告诉他“胡叔叔,我真不玩了,只看些小说,我还去健身馆增强体质。”胡继松夸奖他是自己遇到过最聪明的小孩,嘱咐他注意身体不要拉伤。

 

吴昕终究没有拉着轩轩去派出所。警察告诉她,孩子胆子小,这样做很可能会被吓坏。

 

她按照警察的建议回家告诉轩轩,“不经过父母同意充钱相当于偷窃,是不对的。这样的行为在家里只是犯错误,在社会上则是犯罪。”她也一点点给孩子灌输赚钱不易的思想,“这些钱妈妈要花一年时间,每天辛苦给顾客做艾灸才能赚来。”

 

胡继松也总结了一些办法。“家长可以告诉孩子,如果在游戏上花钱买了好看的装备,那现实中就会失去一些喜欢的玩具。可能说一两次孩子听不进去,但是长时间的熏染,他会懂得一些道理。”

 

监督孩子的过程中,也要监督自己。有的家长成天抱着个手机刷短视频,孩子们看着眼馋。“有这个时间多陪孩子出去打打篮球散散步,分散他们的精力。只有跟孩子亲近了,孩子才有可能和你畅所欲言。”

 

昌昌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玩游戏了,他也逐渐发现游戏是虚伪的。“你在游戏里玩得再好,现实中又不可能怎么样。”

 

他觉得只刷刷视频当作休闲也蛮不错。小时候体质弱,他几乎没法出去玩。上了初中身体素质好了些,他也能和同学们打篮球。他从视频里学到了几招,想着等中考之后试一试。

 

3月25日,得知游戏公司愿意退款3.6万元后,昌昌妈妈放下心了。孩子的高中学费不用去借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以后不走歪路,其他的自当交社会的学费吧。”

 

现在胡继松还会偶尔拿出小时候的游戏打两把休闲一下。他依旧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上小学的时候,一台主机、两个带有“十字”方向键手柄的红白机里藏着《魂斗罗》和《街霸对打》的快乐童年。那时候,他一放学就跑到村里小卖部,和其他小伙伴一起,两块钱打一个小时。

 

对游戏研究多了,胡继松意识到,从剪刀石头布到电子游戏,就像收音机到短视频,很难被逆转或消灭。

 

2022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658.84亿元,游戏用户规模6.64亿。电子游戏成长娱乐行业重要的支柱之一。很少有游戏问世就带着原罪,很多时候,它们甚至可以帮孩子了解世界,也能让他们体验到自我实现。

 

错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的“打开方式”。武如宏觉得,在未成年人的保护中,或许游戏公司可以做得更多,继续筑高壁垒。“如果每次支付都设置人脸识别,将大大降低未成年人充值的可能性。”

 

怎么减少未成年人充值,将他们从网瘾的路上拉回来,胡继松没有找到完美的答案。但他清楚,孩子们不小心的走偏,不只是家长、学校或游戏公司的问题。如果线下玩伴缺失,社会评价体系单一,宣传教育不到位,娱乐基础设施不完善,孩子们的社交需求、被爱、被关注、满足感和价值就只能从游戏里获取。“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壮壮仍在偷玩游戏,还爱看游戏解说。郭金龙从短视频平台的频繁推送中猜得到,但是没有揭穿。他愿意对孩子的承诺保留一点信任,也知道自己不能剥夺孩子所有的放松和娱乐。“孩子蛮懂事,我因为应酬喝得酩酊大醉时,到家后他也会扶着我坐下,倒水、按摩。”

 

“我想以后要牺牲一些时间去陪孩子吃饭、聊天。”郭金龙决定听从胡继松的建议。

 

(应受访者需求,吴昕、吴勤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实习生 李想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