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带着团队的老师和学生们，走出校园，在河北曲周农村的一个院子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课堂、实验室都搬到了田间地头，零距离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农民给他们的小院起了一个接地气的名字，科技小院。

十五年来，科技小院的模式不断成熟，辐射全国，从最初的一座小院，变成了遍布各地的一千多座小院，小院的功能也不断升级，从教育、科研，到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再到探索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路径。近日，新京报记者来到云南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采访了张福锁院士，他表示，从帮扶农户开始，到助力脱贫攻坚、助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科技小院经历了许多变化，科技小院的师生，也在不断成长，“如今，我们正在尝试全方位地改变乡村，改变乡村的生活、生产，乃至乡村的人”。

张福锁院士（中）在云南大理的田间和学生以及当地老乡交流。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谈初衷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新京报：你创建的科技小院，把老师和学生带到乡村和田间，最初这一想法是怎样产生的？

张福锁：我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其实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中国农业大学老一辈的学者，如石元春、辛德惠院士等，就在河北曲周进行改土治碱的黄淮海大会战，他们常年在农业生产的一线，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创造了黄淮海大开发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其实是继承了前辈的事业、沿着前辈的路继续前行。

新京报：是否有一个契机，让你真正将这一做法付诸行动？

张福锁：将这一做法付诸实践的想法，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特别强烈了。当时，我的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每年还可以发一百多篇英文文章，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我一直在想，我们发这么多英文论文，农民能看懂吗？能用上吗？所以当时就想，我们应该到农村去，看看我们的技术和成果，是不是真的对农民有用。

新京报：当时有老师愿意去吗？

张福锁：确实有很多老师不理解，有位老师，也是我学生，跟我说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走出农村，为什么还要回去种地？我跟他说，他现在回去，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带着知识和技术去的。2009年我们三位老师带着两位研究生去了，但那时候还没有建科技小院，他们去了以后，早晨八点下地，发现地里没有人，回来就问农民，你们不下地吗？结果农民告诉他，他们天不亮就下地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回来了。我们的老师，还按照学校或者城市的生活节奏走，但和农民完全对不上节奏。我就想，不要迁徙式下地，而是住在村里，像前辈们一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谈历史

从动员68户农民开始尝试

新京报：住在村里以后，情况是不是好转了？

张福锁：确实好转了，我们在村里找了一个农民的小院，老师和学生就住在那里，给农民推广技术，农民有问题也来找我们。慢慢地，小院成了村里的一个活动中心，农民也开始认可我们了。有一回，一个农民说，你们把科技带到我们农家小院，不如就叫科技小院，科技小院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新京报：当时推广技术的效果怎么样？

张福锁：效果确实很好，但也比想象的艰难和漫长。曲周当地的农业生产以小农户为主，土地被分得很零散，都是小地块。当时我们想，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小农户必然逐渐走向规模化，但实际上，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小农户分散，且能力千差万别，小麦玉米生产技术到位率只有18%，我们跟他们一起干了四年，才达到50%。但我们在建三江大农场建立科技小院时，一年后的技术到位率即可达到80%以上。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新京报：是农民不愿意接受吗？

张福锁：并非如此，而是小农户本身数量非常大，很难一个个去教，我们就以示范带动更多的农户。第一个示范方有163亩地，属于68户人家，分成73块小地块归每家每户管理。我们给他们分了七个小分队，动员他们种玉米。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在地里帮助他们种，跟他们一起分析和解决种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玉米种下后，长势很好，可是遇到了一场大风，全都倒了，农民们很着急，就想去扶正，但如果真的扶起来，玉米就折了。我们把所有的学生和老师派出去，在地头拦住了农民，不让他们扶，后来那些倒伏的玉米自己拐了个弯儿，又长直了，产量还挺好。就这样，从68户农民开始，四年时间，全县九万多户农民，技术到位率超过50%。但即便如此，也为全县增收三亿多元，更重要的是，这些增加的收入，都在农民手里。2011年，曲周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要知道，曲周有大片的盐碱地，粮食生产基础并不好。

谈发展

十五年建了一千多个科技小院

新京报：从最初走出小院，走进乡村和田间，到现在，将近十五年过去了，如今科技小院的情况如何？

张福锁：曲周的实践，使我们对科技小院的模式有了很大的信心，而且科技小院的故事，也逐渐被人们知道，越来越多的地方，希望我们去他们那里建立科技小院。科技小院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最开始，我们帮助小农户提升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设立了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原则。后来我们发现，通过科技示范户和大农场的示范作用，去带动更多的小农户，效率更高，我们又开始在农民合作社和大农场建立科技小院。再后来，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小院又有了助力脱贫攻坚的功能。脱贫攻坚收官后，我们发现，已经有小院在自发地做乡村振兴工作了。所以我们把科技小院的发展路径，分成了三个阶段，1.0版，主要是小农户帮扶；2.0版，增加了助力脱贫攻坚的工作，助推产业兴农；3.0版，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现在是3.0+，我们希望通过团队老师和学生的工作，去全面改变乡村，不仅改变乡村的生产，也改变乡村的生活，改变乡村的人。

新京报：十五年中，科技小院都做了哪些事？

张福锁：根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多年中，科技小院师生先后引进创新了250多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研发了34个绿色农资、农产品，申请了37项国家专利，引进和集成了59种产业体系的209项农业绿色技术和73套技术规程。过去十年中，推广应用技术的面积累计5.66亿亩，增加粮食3300多万吨，减少氮肥用量120万吨，增收节支，加起来能达700多亿元。科技小院本身，也从一个小院，发展到覆盖全国的一千多个小院。

谈科研

在生产一线培养老师和学生

新京报：很多老师和学生常年驻扎在乡村，对他们的科研和学习，是否会有影响？

张福锁：在过去，我们的老师擅长在书本中找项目，在实验室中做科研，但他们的成果，对农民是不是有用？科技小院本质上是把课堂和实验室搬进了乡村和田间，我们的原则是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围绕农业生产一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农户一同展开研究、创新、集成本地化的绿色生产模式。这本身就有大量的课题可以做，会产生大量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而且这些课题和项目，还是农业生产真正需要的，它们往往也是最前沿的。从数据上看，过去十多年中，我们的师生已经撰写了技术专著十多部，发表了期刊论文四百多篇，两篇登上了《自然》杂志。

新京报：入驻科技小院的都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生，他们自身也有科研的需求，是怎么满足的？

张福锁：和老师一样，学生的科研和课题，也是在实践中寻找并完成的。许多学生刚刚考上研究生，就要开始漫长的驻村、下田。曾有刚入学的学生担心，过多地帮助农民劳动，是否会耽误自身的研究，会不会没有时间写论文，写不了论文又该如何毕业？但后来，这位学生把科技小院的模式、研究成果、服务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还有学生，硕士期间发表了10篇论文，写了一本书。我们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2021年，科技小院累计培养研究生680余人，670人次获得国家、地方、企业和学校颁发的奖励、荣誉，其中20人次获国家奖学金、2人获国际奖励、7人获“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称号、5人获学校“五四青年标兵”称号。这些成绩，说明我们的教育模式，是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学生的，也不会耽误学生的科研。

谈教育

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的锻炼

新京报：很多学生在考上研究生之前，从没有下地的经历，他们会愿意驻村下地吗？

张福锁：确实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些学生听到要下地、驻村，第一反应是想逃，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这么想了。比如最开始的两个学生，刚开始对进村有些抵触，但是两个月后我发现，他们的眼睛发光了，特有神。那时候，我就明白，这样的教育方式培养效果很好。学生在村里，在田间，要逐渐学会自立，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学会怎么和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吃苦，学会了怎么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教育，总是想着把最好的给学生，老师恨不得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喂给他们，但效果往往并不好。到了村里，所有的问题，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的能力，很快就会锻炼出来。再加上农民的肯定和鼓励，他们越干越有劲儿。我们的经验中，优秀的学生，两三个月就会成为专家，慢一点的，也就半年左右，所有学生都会发生改变。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张福锁：他们一直都在实践，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乡村不像城里和跟社会有距离的大学校园，他们遇到的，不止是学业上的问题，而是一切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举例来说，农民往往觉得，大学生、研究生，应该啥都会，电视坏了，找学生来修，家里有矛盾，找学生调解，甚至有什么活动，也让学生们来主持。所以，他们不但要在书本上学习知识，要在实践中学习知识，还要和农民学。比如有的学生甚至没吃过芒果，但到了村里，却要指导农民种芒果。这怎么办呢？他向村里所有种芒果的农民学，然后把学到的经验，再综合自己在书本上学的知识。很快的时间内，他可能就比农民更高一招。我们的许多学生，都是先和农民学怎么种地，然后又自己种地，和农民打擂台，往往都是后入门的学生赢了。

新京报：让学生吃苦、自己学习成长，固然是很好的做法，但把缺乏经验和阅历的学生，放在陌生的环境中，是否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张福锁：不少人都问过我，让那些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下地干活，是不是太狠了。我们想了很久，观察总结了很多经验，最后还是决定一视同仁。因为一方面过去的都很成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另一方面，一旦有特例，可能就有更多的问题出现，达不到我们教育的初衷了。当然，我们也有相应的措施，比如伤害身体的活儿，绝对不允许学生干。举例来说，在东北玉米地，空气流通性很差，我们不允许学生进地里干活，哪怕耽搁了学习和实验。在北大荒建三江，浇地的时候，水温只有4℃，在这种温度下，我们要求学生绝对不能下水。再如，我们绝不允许把一个女生单独放在一个小院中，要求格外严格。

谈理想

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人才

新京报：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样的规划或理想？

张福锁：长远的理想，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点点地推动我们的教育、科研、农技推广等方面的改革与完善。以科研而言，实验室里的研究当然需要，但如果完全和生产脱节，研究的是农民不需要、不懂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主张科研要从实践中找项目、找课题。以农技推广而言，我国有庞大而完善的农技推广体系。但很多地方，往往是农技人员下乡讲两个小时课，又回到县城去了，农民能够学到的，可能只有10%。所以我们希望科技小院的模式，能够带动更多农技推广人员入驻乡村，在田间和农民一起实践，更快地提升农民的现代化水平。以教育而言，学校的教育，往往让学生越来越陷入象牙塔中，和社会脱节。其实我们科技小院的培养模式，开始也有很多人不认同，但真正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这种模式很有效。

我们的学生，在自己专业的领域内得到了充分的训练，在综合素质方面获得了特别大的进步，成为了学农爱农的综合性人才。因为他们不仅要做好研究，而且在学习和锻炼之后，还要去培训和指导农民。很多学生，最初遇到农民提问题会挠头，认真思考半天，未必能够解答。慢慢地，就会知道农民究竟问的是啥。再到后来，逐渐变得自信，会和农民说，“你听我的，这么干准没错”。完成这样的转变，一般一年就可以。

有的小姑娘，给农民讲课，开始准备了二百张PPT，结果二十分钟就讲完了，下来腿都软了，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些啥。到后来，她只准备了二十张PPT，却可以站在台上讲两个小时。学生变得能说能讲了，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干过，经历过，也知道怎么和农民交流。

新京报：你提到长远的理想，那么近期的理想是什么？

张福锁：短期的梦想，是通过科技小院，带动更多领域的人一起参与，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人才。同时推动科技创新，为乡村振兴积累更多的技术模式，助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让农民真正得到帮助。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人，是农民，不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如果农民没有得到好处，那我们就是失败的。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