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特朗普。图/新华社

北美东部时间5月15日,历经四年之久,美国司法部终于向美国国会和媒体、公众公布了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通俄门”的最终调查报告,又称“达勒姆报告”。

“达勒姆报告”来龙去脉

2016年,针对“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和俄罗斯存在不正当关系”的传闻,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组成以特别检察官穆勒为首的委员会展开调查,穆勒调查最终导致了针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工作人员及其同事的数十项刑事指控,调查团队并于2019年3月提交了长达448页的“穆勒报告”。

特朗普团队及共和党人指责穆勒调查是“民主党所策划的、旨在通过非法手段搞垮特朗普的阴谋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9年5月,时任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长巴尔任命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前联邦检察官达勒姆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FBI针对特朗普“通俄”的调查有无失当之处。

由于当时执政的还是特朗普政府,达勒姆调查得到许多方便。他们广泛采访了FBI、司法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高级官员,达勒姆本人甚至还会晤了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因为特朗普表示需要莫里森的证词。

但随着特朗普执政陷入危机并在随后选举中败选下台,调查进程被拖延。不过,达勒姆在调查过程中多次“吹风”,让人相信当年FBI的调查存在蓄意抹黑特朗普的“阴谋论”,这使其始终“名声在外”。

2023年5月12日,达勒姆宣布报告完成,并递交给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后者仅过了一个双休日,就于5月15日不加任何修改地提交国会并向媒体公开。这和此前共和党执政时“穆勒报告”被司法部以“需要逐条甄别并删除涉密内容”为由,推迟公开数周之久,且最终公布的是大幅修改后版本,形成强烈反差。

对此,司法部的解释是,总检察长“照章办事——最少的删节,快速发布全部报告——让公众自己得出结论。”而亲民主党的媒体和评论家则纷纷将之作为民主党“坦诚循规”的范例,以反衬共和党和特朗普团队的“不讲武德”。

但有知情人指出,达勒姆在编写报告时进行了技术处理,正文306页不包含任何涉密内容,而涉密信息则另编写了一份29页长的附件。这既从技术上避免了重蹈“穆勒报告”覆辙,也未尝不能被理解为,亲共和党人士借此反将司法部和民主党一军,让后者找不到拖延公布报告的理由。

报告中,达勒姆称FBI相关调查缺乏“分析严谨性”,并得出结论认为,FBI在发起调查前并未掌握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的证据。达勒姆指责FBI报告称,与其他可能同样敏感的调查相比,FBI此次调查存在重大差异,如与2016年特朗普竞选对手希拉里所受调查相比即如此。

达勒姆称,当时希拉里和其他受调查者都收到FBI针对“可能成为外国势力邪恶活动目标的人”的“防御性简报”,但特朗普没有。报告总结认为,司法部和FBI“未能履行其严格遵守法律的重要使命”。

“达勒姆报告”特别指出,FBI调查采信了一些希拉里团队提供的线索,而“大多数由希拉里团队提供的证据都无法核实”。报告还指出,FBI从未对希拉里竞选团队将特朗普描绘为俄罗斯特工的企图展开类似调查。

据此,报告指责前FBI正副局长科米和麦凯布应对此负责。尽管如此,报告不建议FBI进行任何“大规模改变”。

针对“达勒姆报告”,FBI迅速作出回应,称“特别检察官达勒姆审查的2016年和2017年的行为是 FBI 现任领导层已经实施数十项纠正措施的原因,这些措施现在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如果这些改革在2016年实施,那么报告中发现的失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在事实上部分承认了“达勒姆报告”的指控。

▲资料图:特朗普与普京。图/新华社

共和党的猛攻和民主党的推挡

被期待已久的“达勒姆报告”一经出炉,毫无悬念地被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如获至宝地祭出,作为攻讦对手的法宝。

报告公开仅几小时后,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达勒姆报告显示“美国公众被骗了”。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声称“深层政府”的成员不公平地针对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独家采访时,特朗普表示,FBI最初的特朗普—俄罗斯调查活动“完全是一种耻辱”,并表示“公众对这份报告的愤怒达到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水平”。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称,该报告“提醒我们需要清理这些联邦机构的内部事务,因为他们从未对这种令人震惊的滥用权力行为负责”。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也是特朗普盟友,他表示将利用达勒姆的报告来加强相关调查,如果必要将传召达勒姆到国会作证。

民主党则采取了相对低调的“推挡”策略。一方面,司法部通过让“达勒姆报告”迅速“完全版”曝光,避免授人以柄;另一方面,亲民主党媒体迅速拿出了近乎众口一词的结论。

以《华盛顿邮报》社评为代表,认为“达勒姆的结论没有任何重大的新突破,主要是对司法部监察长在2019年强烈批评的执法行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观点”,一些人更隐晦地指出,达勒姆在调查过程中曾多次将自己有利于共和党的结论“剧透”,而当时调查尚未结束,“显有倒因为果之嫌”。

《纽约时报》甚至端出了“‘达勒姆报告’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为穆勒调查的合理性背书”的结论,认为“长达 306 页的报告几乎没有透露关于这项调查的实质性新信息,也未能如特朗普及其盟友所愿,大肆揭露FBI出于政治动机的不当行为”。

▲美国司法部大楼。图/新华社

调查加深美国二元割裂

绝大多数持中立态度的分析家相信,“达勒姆报告”的出台势必加深2016年大选以来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二元割裂。

当时FBI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要求“狠挖希拉里电邮门黑幕”,并导致随后延续至今的、相互挖掘并炒作黑幕的因果循环。但这样做的副作用显而易见,为避免被政客们拖累,里外不是人的FBI未来将更加不愿意在总统选举期间,展开涉及政治竞选的调查。

由于美国社会二元对立已根深蒂固,针对特朗普或其对手的“黑料”往往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加之“达勒姆报告”早已多次“剧透”,正式出台的内容也远未“惊悚”到共和党和特朗普所预言的“揭示惊天黑幕”地步,因此很难从根本上改变2024年选举格局。

但不少人相信,特朗普及其团队会有效利用这份报告向共和党内施加压力,束缚党内竞争者手脚,迫使其向特朗普观点靠拢而不敢随意标新立异,这将进一步巩固特朗普在党内的竞争优势,却几乎无助于共和党增加其在大选中的胜算。

至于达勒姆调查本身,最大的短板是实绩。目前,唯一一项根据达勒姆调查提起诉讼获得有限成功的,是前FBI律师克莱因史密斯承认篡改电邮,以证明政府对特朗普竞选顾问佩奇的窃听申请正当,但法庭已明确此举“不涉及刑事追责”。相较于穆勒调查所产生的“杀伤力”,达勒姆调查未免相形见绌。

撰稿/陶短房(专栏作家)
编辑/迟道华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