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不少观影者表示：“我在电影院里面哭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哭出来？”也许这并仅仅是因为感动和人与人的羁绊，那是因为，无论你和我，都具有和唐志军相通的那个朝圣者的情感本能。

第一次了解到《宇宙探索编辑部》这部电影时，我产生了误会。看到那段八十年代后期模拟摄像机的采访桥段和宣传海报时，它似乎像一个关于九十年代的电影。从九十年代末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对“走近科学”和“民科”断断续续的嘲讽和解构，因此，多数走进影院的人的预期，相信是期待看到压缩了各种荒诞的时代剧，人们多数会怀抱现实主义的嘲讽视角。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当电影开始且尚未经历关键性的转折以前，伪纪录片的摄制风味熟悉而有趣，它似乎真的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嘲讽，解构对象明显是《飞碟探索》和《奥秘》。然而落脚的时间点是纸媒们即将入土的当下，创作者对展现纸媒最为红火荒诞的那个时代和九十年代的情怀并没有直接展示，每一幕既如同真实采访又仿佛抖音段子集的惹笑片段背后，其实充满了悲凉。

不过，每一位完整看过全片的观众几乎都很容易注意到 “唐志军和唐长老”“孙一通和孙行者”（孙姓并非偶然而是刻意为之的，因为其演员本名为“王一通”，他也身兼故事的编剧）“路边的菩萨像”的种种对位，“journey to the west”（《西游记》的英文名称）的西游记解读几乎也板上钉钉。

当然讽刺解构和悲凉怀念的同时存在，也使得唐姓和“堂·吉诃德”的对位必然引发另一种联想，秦彩蓉则身兼了桑丘的忠诚可爱，以及猪八戒的喜爱拆台和满腹牢骚，不论桑丘或猪八戒，他们在一个执着的人身边，都实现了现实主义色彩的角色陪伴。

在叙事的表象下，A故事究竟是西游记或堂·吉诃德，其实我并无兴趣选择一边，实际上无论怎样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看者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发现了故事的转折。

巴赫：人类精神的朝圣之旅

使得我意识到转折的那个时机，是巴赫第一次的出现，唐志军对着电视上的雪花点，用木讷严谨类知识分子特有的阻塞感说出了他的语句。“电视上的雪花点，是宇宙大爆炸后的（阻塞了一下）余晖。”正在此时，巴赫的BWV974，D大调协奏曲忽然响起。

BWV974（巴赫的D大调协奏曲，下同）是一首巴赫为键盘编排的音乐，它毫无一般人印象中巴赫的形貌，即所谓绝妙的复调色彩。974主题反而具有强烈的模进主调性，当你聆听其呈示部分第一个主题时，甚至感到这个模仿进行的音乐只要稍做修改，便成为类似于ein bisschen frieden（《一点点和平》）开始的那种浪漫流行歌曲。

那是巴洛克最浪漫的一面，974并非巴赫本人构思的主题，而是那个主调的、歌唱的巴洛克，那个意大利的巴洛克，它被巴赫改编前，原本该是双簧管奏出的天鹅般的歌声，它本是意大利人马尔切洛（marcello）的双簧管协奏曲。

事实上，BWV974在电影作品中确实经常出现，它作为巴洛克音乐却带有不寻常的浪漫性，使得这部挂在巴赫名下的主题甚至还出现在爱情，甚至情色片之中，无论《五十度灰》或是今年大热的林智妍早年与宋承宪主演的情色片《人间中毒》皆是如此。对虔敬的新教徒巴赫来说，这当然并无任何尴尬意味，反而彰显了所谓巴洛克音乐在与一般人刻板印象中相反的浪漫路线上可以达到的极限。

唐志军说出“余晖”两字后，镜头切转至极小景别的吃面镜头，这背后其实指涉了观众原本初见吃面时仿佛自欺的“人只要基本的七种营养物质，其他都是不必要的浪费”，但此时我突然意识到，那也许并不是嘲讽或自欺，而是重要的指涉“真诚的极简生活”的信息，没有这段音乐的话我一定意识不到。此刻电影中的BWV974在第7小节时戛然而止了。下一个场面过渡到了唐志军手扶杂志社门牌的大段“仰望星空”叙述，以及背景音的《友谊地久天长》，不到半分钟的音画结合让我瞬间意识到一件事：整个过程仿佛古老中世纪人从极简的生活中产生的发想，那么，下个逻辑当然也非常自然地过渡至人类朝圣的旅途。

堂·吉诃德与仆人桑丘。

这和堂·吉诃德是类似的，一切的嘲讽体现在新人对老旧时代的不合时宜进行批判，换句话说骑士小说是要被嘲讽的，堂·吉诃德老爷本人当然绝不被批判。当你意识到唐志军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时，同理心必然压过了所谓的现实解构。

事件到正式展开的阶段以后，孙一通出现了，当伪记录视角用采访不断对孙一通的行为做剪切时，巴赫也第二次出现在电影中，那是古诺以巴赫的平均律c大调前奏做伴奏改编而成的《圣母颂》，之前的BWV974是巴赫对富有浪漫的马尔切洛协奏曲的改编，《圣母颂》则反过来，是19世纪浪漫时代对巴赫的改编。孙一通作为朝圣的引导者，某种意义上也是朝圣的终点。他诵读的诗句搭配着古诺与巴赫的结合产物《圣母颂》音乐，这一切作为浪漫与巴洛克的交织缠绕，似乎共同与彰显个人风格且目的性强烈的矫饰主义时代划清界限。这组配合《圣母颂》的伪采访镜头终于彻底终结了伪记录方式本该固有的现实主义解构视角，反而成为对现实彻底诗化的剪裁工具。而超现实的浪漫化的彻底完成，则是同行者与作为朝圣者的唐志军脱离的场面之后。我曾看到有评论者对伪纪录片镜头在影片后段的突然消失表达不满，认为这是无法处理视角限制而不得不采取的偷换行为。但实际上，当朝圣者唐志军单独行动后，“采访拍摄者”当然也就和其他同行者一起离去，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影片的视角也自然而然切换到了唐志军身上，同时也意味着代表现实的伪纪录风格完全被超现实的浪漫所吞噬。所有酝酿观影者满噙的泪水，引发他们震撼的，其实都是这些从现实到浪漫的转折处理。

“爱你朝圣者的灵魂”

唐志军的旅途与其说是西游记，不如说是一场中世纪人的朝圣之旅。唐志军的旅途并无确信的矫饰主义个人目标，无论是他寻求问题的答案，或是寻找的动机，都带有强烈的朝圣色彩。尤其是问题的真正发出其实出自他死去的女儿，这和欧洲旅人的逻辑高度契合。阿部谨也在随笔《中世纪之旅》中讲述过四位生活安定的市民某晚聚在一起，其中一人喊道“我要到加利西亚的圣地亚哥朝圣去”。于是他们共饮一杯，盟誓而走。在旅途中一人死在西班牙，另一人死在意大利，第三人也病死在那不勒斯。这是阿部引用伊拉斯谟《对话集》中的故事。

日本欧洲中世纪史学者阿部谨也。

而在《唐豪塞》的故事中，引导唐豪塞走入朝圣者之歌队伍之中的，很可能并非作为目标的圣洁之爱，而是一种朝圣者的本能。在某些时代里，抛弃一切走向朝圣之旅并不是荒诞剧，而是非常非常平常的生活，就像唐志军一般。朝圣者的初衷往往并非自身的理性目的，而是另一种存在，比如女儿的遗愿、染疫死去的妻子、兄弟会亡友的托付。又或是自身寻求救赎的执着。当然也有相约前行的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丢失理想的时候，陪伴在理想者的周围走上旅途往往可以聊以自慰，这仿佛就是中世纪朝圣者旅伴们，或是桑丘、猪悟能、秦彩蓉们的投射。

这种朝圣者心态也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来到21世纪的纽约，电影《幸福终点站》中，东欧人纳沃斯基历尽艰辛来到纽约，只为替挚爱的父亲完成对爵士大师们的朝圣，也许他会遇到街角某君的嘲笑：“这些人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喝口咖啡随便看两眼的人，你们被卖唱片的仁波切骗了。”但嘲笑者也许同样有着自己的仁波切，除非他是个悲惨的可怜人。

也许在中世纪，城市并不是欧洲人的扎根所在，相比起农地里的人们，城市更像是旅途的灯塔和驿站。今年四月的北京798，我在佛兰德斯画派的展览上又看到了欧洲画作中常见的主题：《七种善行》，这幅画是小彼得·勃鲁盖尔的作品，而其中的“助人解渴”“提供住所” “提供衣物”甚至“安葬死者”，其实主要指向了对旅人的帮助。城市中的人尽力地帮助旅人，是因为自己同样是可能发起朝圣之旅的潜在分子。

木板油画《七种善行》作者小彼得·勃鲁盖尔。

观察人类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何样的东西能让我们执着地向前行进？是理性目标吗？真的吗？所谓远大理想从来不是理性的，理性往往只是自我标榜理性的借口，精致的理性论证经常只能蛊惑人制造出垃圾。真正支撑人们的那个东西，绝不是唐志军和飞碟爱好者们满口严谨的理性语言，而这些充满八十年代科普文体文章风味的语言组织，其实是在用力遮盖那个真正的朝圣者内核。

哪怕玄奘，他西行路上的精神支撑也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因果报应，更不可能是皇帝许诺将来更大的漂亮寺院和更多的随从，更多的法会主持机会，假若真的如此他老早就中途放弃了。

事实上在古代的东亚大陆，人民虽被国家体制牢牢绑扎在脚下的土地上，但在某些契机下，敬拜祖先的他们也会走向相似的朝圣者旅途。在安史之乱和其他很多暗无天日的年代，无数人在他乡死于非命，他们有的香消玉殒于乱兵之中，有的一腔怒血喷洒于荒丘。唐人笔记中留下惊人数量的内容，记载客死他乡者的后人历尽艰险，搜寻先人遗骨归葬故乡的故事，并被众多墓志铭所印证。从荒野中找出亲人真实踪迹的难度可以想见，他们很多以悲惨结局告终。一些传奇故事往往只得以“鬼神相助”作为机械降神而收笔。支撑他们的早已并非亲人的爱，而是朝圣者的类似心态。朝圣者的本能再度跨越时代和空间，引发他们仿佛驴子般坚韧的那个胡萝卜（就像影片中那样）并非现实的理性功利，而是电影后端浪漫而超现实的那个朝圣者的本能。

无论BWV974还是平均律，浪漫化的巴洛克脱离了大键琴的真实状态，被现代钢琴用诗意的奏法中规中矩地弹奏，这音乐似乎远远不如小武手中那现实的“致爱丽丝打火机”更有力量。然而支撑朝圣者的那个希望，原本就该是这种诗意的浪漫，在这种提醒之下，我得以体会到影片首先用伪纪录片的伪现实主义解构欺骗我们，从而实现了浪漫主义对现实主义解构的逆向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