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考古学研究中存在许多人为设置的壁垒。比如，我们常常把文字出现之前的漫长时间段称之为“史前史”，这个词语指代了一段与文明对立的蛮荒时期，也成为了一个“断点”，让人类对历史的好奇与回溯就此止步。又如，不同考古学派或是过于偏好人文，或是过于迷恋定量科学，缺少一种看待文明的完整视野。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皇家人类学辉前会长克莱夫·甘布尔的《定居地球》一书对这些壁垒发起了全方位的挑战。他摈弃“史前史”的概念，代之以“深层历史”，以贯通的视野呈现了智人从诞生至扩散的六大“时空”，梳理出人脑进化、全球迁徙两条关键的线索。他也广泛利用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最前沿的理论和发现，构建了一个新颖完备的考古学框架，为未来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
“深层历史”的研究，对于我们认知人类文明发展史有何意义？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我们如何在“深层历史”的视野中重新界定文化和文明？在经历了深入的学科分化后，考古学未来会走向何方？在《定居地球》中译本出版之际，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出版方汉唐阳光，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缪哲、《定居地球》译者郭建龙、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青年副研究员张萌，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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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地球》，[英]克莱夫·甘布尔 著，郭建龙 译，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
克莱夫·甘布尔甘布尔生于1951年，于1972年、1975年、1978年在剑桥大学考古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南安普顿大学，也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前会长。克莱夫·甘布尔的著作特别多：1986年出版了《欧洲旧石器时代聚落》，1999年出版了《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这两本书可以看作是前后篇。1999年，《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翻译成了中文。1993年出版了《时间旅行者：全球移民史前史》，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定居地球》的一个雏形，是根据当时的一些考古发现，还有他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写的一本科普书。2007年，他写了一本书叫《起源与革命：史前最早期的人类身份》，从这个题目中，大家可以看到克莱夫·甘布尔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尤其是Human Identity（人类身份）这个词的提出，基本上打破了对于旧石器时代的很多既有认识。到2013年，就是咱们今天讲的主角——《定居地球》出版了。2014年有一本书叫《大局观从何而来：社交如何改造了我们的生活和大脑》，这本书也已经翻译成了中文，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词叫“邓巴数”，“邓巴数”也构成《定居地球》里面特别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社会性大脑”这个概念。2021年出版了《创造深度历史：热情、毅力与1859年的时间革命》。1859年对于欧洲的考古学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那年还有一本特别重要的著作问世，就是《物种起源》。此外，克莱夫·甘布尔还写了一本考古学教材，叫《考古学基础》（Archaeology：The Basics），于2001年、2008年和2015年连着出了三版，第四版是由Brian M.Fagan接手。——来自张萌在活动中的分享
扩充视野为考古学提供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
问：《定居地球》这本书属于考古与艺术史译丛，请本译丛的主编之一缪哲老师介绍一下丛书的基本情况吧。
缪哲：编这个译丛，主要是出自来国龙还有罗泰的一些想法（来国龙与罗泰均为艺术史研究者——编者注）。我们觉得中国的考古跟艺术史都过于人文化，太像人文学科。这里的“人文”主要是针对社会科学来说的。
人文角度的研究以历史中的行动者为中心，关注行动者的行为，当然最主要的是行动者的动机，不管是个体还是某一个集团。比如把史前考古的某个阶段归到某个英雄，譬如尧舜、黄帝，甚至某个朝代，这就是比较偏人文的视角。社会学视角比较关心社会共识性结构跟它的演变历史性机制，历史中的行动者不是它关注的重点。法国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有一句话，“我要写一本历史，这个历史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历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谈人的行为、人的动机，只谈社会结构以及机制的变化。
我们三个人一直觉得国内考古还有艺术史研究似乎过于“人文”，国外情况不太一样。现代学科化的艺术史最早是从德国哲学里分化出来的，人文是它的基础跟传统。后来由于英国、法国学派的加入，尤其是英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使得艺术史在保持人文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强的社会学倾向。
考古大概有两支，一支是比较传统的所谓古典考古（Classical Archaeology），这是比较偏向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希腊、罗马，有时候会有埃及。另一支偏向欧美，主要是欧洲的史前考古，这一类比较偏向社科，以柴尔德、伦福儒为代表。目前欧美考古里面，我觉得比较居主导性的是社科类考古，传统艺术史考古大家不太瞧得上。
艺术考古的这两个倾向，我们不能说哪个更好，或者研究起来哪个更有效，太偏于其中一种是不好的。尤其对早期的历史来说更是这样，那个时候的历史关于行动者的记载很少，很碎片化，即使有，好多也是后来编的，靠不住。所以我们当时想编这个译丛，主要是为了给国内考古、给艺术史研究多提供一点社会科学的视角。选书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标准：书必须是由专家写的，是本领域公认为重要的书；设定的目标读者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而不是少数专家。
概念更新为何要提出“深层历史”
问：《定居地球》这本书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这本书的外封上所写的一句话：“我们需要一种经过改造的历史想象力，将深层历史与浅层历史视为可分析的语境，一旦它们可以彼此对话，就能不间断地重塑彼此，这就是我的目标。”这里面特别重要的概念叫“深层历史”和“浅层历史”，他没有用“史前”，也没有用“历史”。（甘布尔认为没有什么“史前”概念，一切的时间都是历史。因为他将原来我们认知中的历史称为“浅层历史”，把原本被称为“史前史”的阶段称为“深层历史”——编者注）
郭建龙：我们以前常用的划分是“史前史”和“历史”，中间还有一个“原史”（Protohistory，是史前时代与信史时代中间的一段时期，指在一种文明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但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其文字所记载的时期——编者注），我看许宏老师的书一直在提“原史”。“史前史”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书籍或者记载来还原的历史，只能通过考古挖掘的方式来获取。
甘布尔认为人类所有历史都是历史，没有所谓的“史前史”这个说法，所以他改用“深层历史”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简单地把“深层历史”比照成以前我们说的“史前史”。刚才那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运用一定的合理想象、合理理论，把“史前史”和历史打通，让它们互相印证，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
我看许宏老师的书，很大程度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把以前被认为是史前的——虽然在历史上有记载但更多是传说的那些东西，（通过考古发现）给出一个合理的对照，但也不能完全对照。比如夏朝到底存不存在，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回答这样的问题，而是说如果有夏，那么这个时代正好处于考古挖掘中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期，这就是一个打通的过程。
许宏：我特别认可作者提出来的关于“深层历史”和“浅层历史”的概念，“史前”或者“史前史”这个概念的运用几乎是将错就错。史前、蒙昧、野蛮、文明这些概念，有其历史局限性，甚至有西方本位主义的考虑，它们从学术上看是相当不规范的术语。什么叫“史前”？难道历史只是从有文字的历史开始的吗？“历史前的历史”给人感觉逻辑上就有问题。甘布尔由于是研究欧洲旧石器时代出身，所以他的视角跟后来研究偏短的历史（或者按照他的术语“浅层历史”）相比，就更宏阔，我自己也受益匪浅。
郭建龙先生提到，本人特别注重在有文字的历史和完全没有文字的历史中间，还有一个“原史时代”。但是按作者的视角，这简直太小了，不值得一说。甘布尔的“浅层历史”是从有文字的时代开始，那只是5000年以来，我们中国是从甲骨文开始算起，是3000多年前。我个人也在做打通的工作，如果让我界定，我理解“浅层历史”就像大海的浅水区。研究有文字的历史只是从地表往下去浅水区，再往下的深层，就包括人类起源，甚至上溯到一千万年以前，从这个宏大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浅层历史”，收获就很大。
缪哲：我觉得甘布尔是想对某些人的误解提出批判，在那些人眼中，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不是历史，而是一种生物学。
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西方语境里有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差不多是从17世纪维柯的《新科学》开始的，到了18世纪被启蒙强化，到19世纪就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固定含义的词，跟我们理解的历史不太一样。我们理解的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而在西方人文传统里面，历史意味着有自由意志的人的一套选择行为。所谓自由意志，其一，你摆脱了生物条件加给你的限制。其二，你摆脱了习俗跟传统加给你的限制。你通过自身判断决定做什么事情，这样形成的一系列事件就是他们所称的历史，有历史就有文明。
纽约中央公园两侧有两个博物馆，一个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个叫大都会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的藏品有什么？有地质样本、恐龙化石，还有非洲人、原始人，这个是自然史。大都会博物馆里有什么？有近东、埃及，古代地中海，这是文明史。文明史是历史，自然史是自然或者史前史。所以，当你把印第安人还有非洲人的艺术放到自然博物馆的时候，意思是说这些人还没有自由意志，没有摆脱生物的约束或者习俗跟传统的约束，因此不应该摆到历史博物馆去。这是19世纪的一个想法。
刚才我讲的那些是现代主义的想法，现在学者很少有不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看甘布尔的书，会发现甘布尔是一个后现代人，所以把历史分成“深层历史”和“浅层历史”。
历史的划分何为人类历史的六大时空
郭建龙：我们知道，DNA技术追踪显示智人可能有一个迁徙过程，但中国直立人是怎么来的我们并不清楚，包括智人的进化，这些问题我都想搞清楚。但是我觉得很难找到一本书使所有问题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回答（当然也许会有，只是我孤陋寡闻）。这是我愿意翻译这样一本书的原因，因为进入这个领域最好的办法就是翻译一本书。
《定居地球》利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不管是传统考古学的，还是现代的一些方法，比如同位素检测这一类的，还有对冰芯、深海沉积物的钻探数据，DNA测试也非常重要，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打通深层历史与浅层历史，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人类诞生之后是如何分布在地球上的，到最后在哪个区块里面首先发生了生物学的革命，然后逐渐扩散到全球。
作者把这个扩散过程分成了六个时空，这是他制造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比如第0时空，涵盖的是从1000万年前到330万年前的这段历史，除了时间之外，还附加了一个空间的概念，指的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人类或者人族分布在地球上的哪个区域。
第0时空：古人类诞生的前夜时期时空范围包含所有猿类，包括现代猿类和古猿类，只要猿类出现过的区域都可以算在内。第0时空截止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在非洲出现，这是脑容量首次突破400立方厘米的一种猿类。而400立方厘米被认为是人类进化史上第一个脑容量的门槛。现在最出名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也没有越过这个门槛。第1时空：330万年前-180万年前出现人族，主要分布于非洲，也包括了部分西亚地区。甘布尔认为这时候远古人类分布于构造带（指受到各种构造作用影响的地壳的综合体——编者注）之上，正好处于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一直延伸到亚洲境内，甚至延伸到高加索一带。构造带含有多种多样的地理环境，人族在这里需要适应多变的环境，这是其进化的主要动力。第2时空：180万年前-5万年前第2时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时空。如果我们相信所谓的“走出非洲理论”，这个时间段很可能把第一次走出非洲和第二次走出非洲都包括在内了。在这个时空里，人类已经逐渐向全球分布（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美洲、澳大利亚，到第2时空末期的时候，人族仍然缺乏越水能力，到不了澳大利亚，也到不了美洲）。甘布尔认为这时候的进化动力在于生物潮汐区的影响，这个时候的地球有大的气候周期，比如八次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这样的大周期会引起一些地块出现大的生物潮汐运动。比如巽他地区（在东南亚一带）的大陆架，在冰进的时候，海平面下降，大陆架会露出来；比如撒哈拉有时候会变绿、变成草原，有时候又会变成沙漠。甘布尔定义了5个生物潮汐区，它们引起了人类的进化，最重要的是工具上的复杂化。在这个时空里面，甘布尔又划分了三个阶段：阶段一：180万年前-80万年前人类大脑从400立方厘米达到了900立方厘米，人类食肉量增加。阶段二：80万年前-20万年前人类的脑容量突破了1200立方厘米，火和语言的使用也在这时候发生，开始能够站在别人立场上去思考。阶段三：20万年前-5万年前人类的脑容量超过1400立方厘米，这时候出现了音乐和舞蹈。当人类大脑容量达到1400立方厘米以上，与现代人类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按理说应该有一个加速的进化时期，但实际上，人类进入一个很长的停滞时期，一直到智人出现之后才有一个飞跃。第3时空：5万年前-4000年前这个时期智人已经在非洲准备好，开始迈向全球。第4时空：4000年前-公元1400年这一时空处于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即大航海时代——编者注）。第5时空公元1400年以来至今这一时期见证了人类的重聚，进入现代历史的辐射范围。
何为“社会大脑”：把自己想法延伸于身体之外的能力
问：甘布尔在这本书里很多时候都提到了人类想象力，认为人类想象力是塑造人类景观或者塑造人类历史的重要推动力量。请问社会组织是怎么体现出人类想象力的？
缪哲：平常我们说想象，一般是指跟逻辑推演相对的一种心智能力，但是克莱夫·甘布尔说的想象显然不是这个。他说的想象就是所谓的Social Brain Hypothesis（社会大脑假说）。猿跟人的区别有好多，最根本的区别是人建立了复杂社会，猿没有。猿当然有社会，但复杂度远远不够，没有一套用象征符号来维持、扩张、强化的复杂化社会。
这样的社会想要建立起来，个体必须能够揣度他人的动机、想法，能够进行推测。自闭症的人彻底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别人没有任何共感，这样就不能融入社会。动物就是单个的，或者组成一个很小的群体，很简单的一个组织。人能够建立复杂的社会组织，这在于能够站在别人立场上去推测、揣度别人的想法跟动机，然后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判断决定。这就是甘布尔所谓的想象，其实是脱离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想法延伸到身体之外的一种能力，所以他称之为一种社会大脑。
考古学的未来走向整体与贯通
许宏：我觉得说到“浅层历史”的层面，甘布尔教授的一些思考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考古学经常借鉴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没有办法，考古学本来就是一个阐释性学科。以往我们强调实证性，但很大程度上实证不了什么。这种情况下，即便到了（夏、商、周）三代，有了一定文字，许多问题还需要阐释。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阐释是多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位从事旧石器考古的学者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一种通透感。
我们以前一提人类文明，就是中国古代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好像都是无源之水。但在甘布尔眼里，文明完全是一以贯之的过程。刚才缪哲老师说的也具有启发性，后期的艺术没什么用，但早期的时候，包括青铜器上的那些神秘花纹，能说它是无用的吗？对当时的制造和使用者来说，绝对是有用的。这其中的联系，包括作者使用的“想象”的概念，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打通。
中国学者现在还用狭义的文明概念，但是我越来越倾向于把文明前面加上定语。我们由近及远来说，有智能文明、信息文明、工业文明、青铜文明、国家文明、农业文明，再往前有艺术文明、用火文明，甚至再到工具层面，还有甘布尔特别注重的大脑进化所导致的一些智识上的表现，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囊括在文明从初级到高级的进程之中？
缪哲：许宏兄，紧接着你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其实有两个考古部门，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这属于甘布尔说的“深历史”部门；另一个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主要是属于“浅历史”部门，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做深历史的，做旧石器时代研究的。
许宏：现在开始有了。
缪哲：如果做旧石器时代研究，是关于人种进化问题，还是社会组织问题？
许宏：这个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学术史里有一些事是或然性所导致的，所谓的深层——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以后这两块研究领域，居然正好被分别归入以自然科学为主的中国科学院系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后者一听就是跟“浅层历史”相关的。这种划分说起来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导致了我们的条块分割。
如果我们两个所是一个所，那么几乎所有学者都能从中受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同事，我们考虑共同的问题——关于人的问题。考古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恐龙研究不归考古学管，这个认识其实好多公众朋友还不大清楚。同为研究人的机构，却被分成两段，这是比较遗憾的。值得欣喜的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先是引进了搞旧石器时代的博士，现在已经成为青年骨干了，目前又在成立人类起源与初步演进方面的一个研究中心。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总比以前条块分割要好。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随着学术进展、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密，最后每个学者都希望有整体史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是任重道远的。包括艺术史跟考古学之间，我觉得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以前考虑的就是盆盆罐罐，现在意识到应该取长补短，学习贵学科的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