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曾经在操场举着单词本背诵，也曾为了某个科目彻夜苦读。那时的我们，为了梦想而拼命向前。那时候的回忆也在时间的打磨下格外珍贵。

六月是专属于高考的月份，充满了青春、汗水、眼泪、笑容的味道。在高考前夕，八位不同年龄的人向我们回忆了高考往事。

他们中有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有考了26次仍要参加高考的“钉子户”，有从大山中走出来的女孩。他们的故事横跨了大半个世纪，带着时代烙印和厚重的书本气。

再回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是95后，同时也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对于我们这一代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读高中考大学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生选择。但对于我小时候的朋友来说，这个事情是不在人生规划里的。我的11个小学同学里，其实只有我坚持读到了高中。

我的爸爸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村庄。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里，他非常守旧，不愿意接受更多科技产物，甚至到现在我们家还是用牛去犁地。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走出大山，走出这里去看看世界。

其实我对大学的理解，可能非常功利，它只是我走出大山，获得一个工作的途径。只是这个途径是我当时唯一的路。

我是2003年参加高考的，那一年也很特殊，从年初开始，全国遭遇了“非典”，在高考之前很多学校都停课了。不仅如此，从2003年开始，高考的时间也正式从7月改到了每年的6月7日。我几乎是在一片迷茫与焦虑中参加了高考，走向了成年。而我对高考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年的数学题特别难，我是我们文科班唯一一个数学考到及格线的。

那时候查成绩还要不停地打电话，我打了三通电话才不占线查到了成绩。

我爸爸把“上大学”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此在开学前，给我在大同买了一套西装。开学时我穿着那套西装在学校食堂吃饭，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路过我都要说“师傅，麻烦让一下”。我的同学们哄堂大笑，我才意识到我和父亲都有点“老派”了，现在的大学是年轻而自由的。

在那四年里我的朋友们都在参加各种社团活动。那时候音乐是最流行的爱好，男生为了追女孩，都流行去学点音乐，学点吉他。大四毕业那一年，我们甚至办了一场告别的音乐会，我为此还自学了架子鼓。

考上大学对我最大的改变可能就在于此，我走出了山西省，去外省看了更广阔的世界，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而在每一个尝试的过程中，都能看到自己人生的画卷在徐徐展开，在大学的那一切就像在冥冥之中，把我引向了现在的人生。

我其实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成绩我很不满意，几乎是在一片不理解的声音中选择了复读。

我爸爸觉得没面子，不同意我复读，甚至断了我的生活费。同龄的同学里，要么随便读了一个普通的学校，要么高中毕业就立刻出去打工赚钱。那时候他们提到我甚至会说，怎么这么不孝顺，不知道早一点出去打工赚钱。只有妈妈相信我支持我，让我抛下一切，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再读一年。沧州没有专门的复读学校，好在我的高中班主任要再带一年高三，我可以跟着她再学一年，但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完全无法融入的班级。

很多同学都会戏谑地称呼我为“学姐”。我记得特别清楚，每当老师提问，同学回答不上来时，他们就会说：“老师你问学姐吧，她都读过一年了，她肯定什么都知道”。我在班里没有朋友，每天陪着我的只有学习和做题。那时候我最期待的事就是考试，因为每一次当我看到成绩单和贴在外面的优秀学生名单时，我就可以不断地跟我自己说：“你做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你吃的苦都不是白费的”。我知道这很病态，但就是这样的心态支撑我走过复读的那一年。

之后我来到了北京读书，大学那四年几乎治愈了我，再也没有人关心我为什么复读了，也没有人埋怨我为什么不早一点赚钱。爸爸也开始逢人便说，我是他的骄傲。我成了我们家那一片有名的大学生。

或许是因为我成为了一个“有本事”的小辈，家里的长辈也不再管我，只是偶尔我回到沧州，他们会问我，都24岁了，什么时候结婚啊？我笑笑没有回答，然后想起，真奇怪啊，在北京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在北京的这几年，我认识了一个女老师，50岁了，没有结婚，独立又充实，我看到她觉得这样的生活也好令人向往。而这样的生活在我家，我想大概会被除了妈妈之外的每一个人反对吧。

2008年我读高三，那一年冬天华中和华南地区遭遇雪灾，田里很多农作物都受了灾，后来临近高考又发生了“汶川地震”，现在回看，我们那一届学生在各种各样的大事记中迎来了高考。

考完的那一天，爸爸从农村来县城的学校接我回家，因为到了北方的农收季节，沿途大街上都是家家户户晒的麦子。爸爸问我：“考得怎么样？”那天我就在麦子味的风里和他讲考题。这是我们俩从小的默契，因为爸爸有一个理论，那就是如果你能回忆起考试的题目那就说明你考得还不错。

后来成绩出来，我打完第一通询问成绩的电话时，有点蒙，成绩好得出乎意料，于是又花一块钱打了一通电话确认，是645分。

说实在的，这是很高的成绩，但那时候我们家里没有大学生，也不懂怎么选择学校，最后我选择了河北经贸大学。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对大学还没有任何的概念，出了火车站居然看到大学有校车来接新生，那一刻我突然有了归属感。

而在大学里有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报名了贵州省的项目。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14岁时了解到2004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中徐本禹的故事。我看到徐本禹放弃读研的机会选择去贵州支教，被深深地感动了，我也想像他一样去帮助一些人。于是我填了当时西部计划里最艰难的地区之一——贵州。

当时西部计划的最长期限是三年，三年志愿服务期满之后，我本来是要回老家的，但正好遇到贵阳的事业单位考试。就这样我留在了贵阳，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讲，如果我没有读过大学，那我就没办法去贵州，没有办法去亲身体会自己小时候非常崇拜的人做过的事。

马锦欣大学时，去福利院参与志愿者工作。

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浅显地说，为了面子。这其实是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很爱我，但是从小升初到中考我都没有很认真地学习，一直都让他们失望。在我都渐渐接受自己平庸的现实时，他们却一直视我为最大的骄傲。

记得有一次下校车是爸爸来接我，他跟我说他从《读库》开始办的第一版就订了，订了十几年了，说自己品位很不错。夸着自己潇洒往事和高端品位突然掺杂一句：“爸爸多厉害，你看我女儿，你看看我女儿！”我当时就很想哭，长发的愤青少年转眼成了我中年秃顶的父亲，他一生中无数狂妄酷炫的时刻最后到头来最让他骄傲的却是我。

我经常庆幸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教会我不拐弯抹角地直接说爱。这就是我要考大学的最直接的原因，为了让父母相信自己的女儿能照顾好自己，有能力，能让他们真正感到骄傲。

马上过几天，我就要参加我的第27次高考了。1983年的时候我16岁，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但准确地说我参加的并不是高考，而是高考前两个月的预试。但大概是因为自己不努力，预试就被刷了下来，我的第一次高考经历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后来几年我又考过几次，直到1987年才第一次通过了预试，参加了一次真正的“高考”。

大概从那时候起，“我要上大学”的念头就在心里扎了根，那时候就想着，考上大学，我就可以成为教授，成为工程师，总之就有机会成为那些别人一提就肃然起敬的人吧。然而一直到20多岁了，我还是没有考出来，于是只好开始工作，之后又结婚生了孩子。

2001年高考报名政策调整，取消了年龄限制，允许25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加高考，于是从2002年开始，我只要不忙都会报名参加考试，过几天就要参加我的第27次高考了。关于这次高考，我的目标是达到重本线。如果考上了，我是肯定要去上学的，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会和年轻的娃娃们相处不好，因为我心里清楚，我虽然50多了，心理年龄也还是十几岁。

考了这么多年，很多人不理解，“你就算考出来了都好多岁了，怕还是没得单位要你”。这么多年我听见这些话也不回复了，我想他们总是不懂我，我就觉得除了现实的东西以外，人还多多少少有点精神追求吧，我一想到自己没上过大学就心情挺不愉快的，我想要自己快乐，这是我大学梦。

我的人生里其实放弃过很多事，但就是高考，可能20多年里偶尔有过“算喽”的念头，但到了第二天我又会跟自己说，不行，我还是要考，不然一辈子没上过大学，我始终是遗憾。

如果回到八年前，让一个“小镇做题家”去想象大学生活，恐怕想象的空间都很有限，好比让一个一直生长在内陆的人去想象海滨生活。我想那时我最期待的，应该就是如果我选择中文系，就再也不需要学数学了。

这几年和朋友聊到高中生活总是齐声感慨，高考可能已经是我们这辈子能承受的压力的极限。想起高考，想起我在那所以衡水中学为模仿对象的学校里度过的三年，想起被理所当然取消的体育课，想起常常发脾气令全班害怕的数学老师，想起在南方潮湿的没有淋浴系统的宿舍里打水洗澡，想起总是飞奔着去食堂、去教室。

但好在我的人生确实被大学生活重构了，但我拒绝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列举我从大学获得了什么，这样的列举令我不安，因为在“小镇”中成为“做题家”并顺利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拥有走出“小镇”的选择权，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还有很多人因为家庭、经济等原因连做题家也没得做。

对于小镇人来说，受限于资源、信息，一些简单的道理和法则我们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参悟，那就祝福我们吧——祝我们都能拥有在各种各样的“标准”“范式”之外看到更多可能性的勇气，不畏惧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去拥抱所谓的“边缘”与“少数”，向更自由、更开阔走去。

我是1959年生人，从河北农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1976年，高中毕业之后就立刻跟着要下乡的父亲去了河南农村。1977年10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要恢复高考。我就在河南当地报了名，而那一年的高考是在冬天。后来考试成绩出来，我没有考上，只好再回到河南的农业生产队里工作，干一天活是七个工分，十个工分可以赚1角3分钱。但如果能去工厂的话，工资就能高一点，也能轻松一些。那时候除了农业生产队之外的工作，基本都要考试，想要进厂工作也有每个厂的考试。而如果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学校是有机会分配到国企工作的，于是我决定要继续高考。

为了高考，我就白天在生产队上工，晚上复习。直到1979年，我考上了铁道部大同机车厂技术学校。这是一所技校，用现在的话说，这根本算不得什么大学，但是这个学校管分配，读完就能进铁道部工作，还不用交每个月18元的学徒费，这在当时已经是顶好的工作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想上学其实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想多赚点钱，多走点路，多看看人吧，总不要一辈子一天只赚七个工分。

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