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作家周梅森从事创作的第45年。
出生于1956年的周梅森，早年在煤矿工作，1978年踏上文坛，1992年接触编剧工作，1996年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发表，自此开始了现实主义题材创作。
从《人间正道》到《绝对权力》再到《人民的名义》等，近30年来，周梅森创作的10部长篇也全部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引发好评。
“写改革、写政商、写人性、写群像、写时代，他把自己的书桌放在社会上、大地上，描绘当代中国的高歌猛进、风云激荡。”近日，江苏省作协召开周梅森影视文学创作研讨会，来自文学界、影视界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围绕周梅森作品的人民性、文学性、时代性等进行深入研讨。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说，周梅森的作品素以群像式描写展开，以中国社会经济改革为内核，善于掌控大时代、大变革题材，对人物的复杂性、经济大局的现实性刻画入微，小说以庞大的故事网络和厚重的思想内涵著称。他希望，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能以周梅森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为榜样，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我的人生和我的创作都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个叫周梅森的作家和编剧。”周梅森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顾45年创作历程时说。他认为，作家要敢于面对时代的深层次矛盾，敢于面对社会中出现的痛点、难点。“直面社会现实，是作家最大的使命。”
周梅森（受访者供图）
谈改革开放45年创作历程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个叫周梅森的作家和编剧”
新京报：今年是你创作的第45年，可以简要回顾下创作历程吗？
周梅森：走上文学岗位前，我的人生都是在煤矿度过的，父母也是国企工人。1978年发表处女作《家庭新话》，自此开始创作。我的影视剧创作生涯几乎伴随着我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早期我的小说《大捷》《国殇》《军歌》都改编成了电影。在人们的认知和我自己的角色认定中，我就是个作家。
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我热衷于从历史的故纸堆里寻找灵感，文学崇高而神圣，谁也不愿意放弃作家的身份，往编剧队伍里挤。实话说，那时做编剧也挣得少。我和矫健等人为吴贻弓做了个电影《阙里人家》，每人拿了不到一千元编剧费，吴贻弓实在过意不去，自掏腰包，补贴了我八百元或者一千元，现在记不清了。
1996年，也就是我在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副秘书长期间写出《人间正道》，开始了我的“中年变法”，投入到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现实主义题材也构成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写作主题。
说起《人间正道》，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对号入座风波，几十名厅级干部联名告状，但几经波折，电视剧还是坚持按计划开拍了。这要感谢两位老领导，一是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对号入座发生时，他正在住院，让秘书找来小说，读后态度鲜明地支持说，如果上法庭打官司，我替你辩护。九十多岁的作协主席巴金看过电视剧后，让女儿把小说读给他听。巴金指出，《收获》要发这样的作品。这才有了《中国制造》《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接连在《收获》发表。我由此坚定两个信心：一是坚持反映当代现实生活文学作品的创作，二是坚持将自己文学作品影视化。
从《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到《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再到《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再到近年来的《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大博弈》，这10部作品全部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这期间，我经历了作家、编剧、影视制作出品等多重身份转换。可以说，近30年来，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我都有紧跟时代潮流的创作。
记得写《人间正道》时，有朋友说，你这种作品，恐怕就是一时流行热闹一下，留不下来。出乎意料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书还在不断重印，每本书发行量都超过10万册，改编电视剧收视率也不错。《人民的名义》当时发行了180多万册。最近，作家出版社又将我部分小说集纳出了纪念版，首印一万套。市场需求反映了我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价值。
周梅森小说纪念版，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今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你怎么评价改革开放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
周梅森：我的人生和我的创作都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影视创作，改革开放都为我赋予巨大能量。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个叫周梅森的作家和编剧。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确定性的。
谈作家的使命
“直面社会现实，我认为这就是作家最大的使命”
新京报：你认为作家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周梅森：在45年的写作生涯中，我一方面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同时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呈现出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有着清醒的忧思，有我的思考、判断和反省。创作中，我在反映领导者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奋不顾身、勇于探索的同时，也不回避资本和资本运作，市场与权力经济的关系，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直面社会现实，我认为这就是作家最大的使命。
新京报：作家如何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呼应时代的痛点？
周梅森：我近30年的写作都紧随时代步伐，这十部作品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我一直认为生活尤其是我们当代火热的改革生活，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灵感源泉。在我的这些作品中都能找到反映当下时代切片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痛点。
我下海经过商，搞过房地产、炒过股票，还到地方政府挂职，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人生经历，恐怕写不出涉及社会体制等重大命题的现实题材。虽然我的社会身份比较庞杂，但无论在什么岗位，我都全身心拥抱生活、参与生活，对我所处的时代和生活有真实的认知，作品里的很多故事都有我自己生活的痕迹。
我既是改革开放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旁观、参与就带来了很多思索，也带来了我感情上的沉寂或激动。有时候写作，我可能会有意无意地使劲儿敲键盘。一场省委常委会开得壮怀激烈，我完全忘记了键盘是否能承受住我的这种激情。我写作损耗最大的就是键盘，写《人民的名义》，半年时间键盘就敲坏了三个。
谈创作经验
“把每一位官员当常人来看待，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这样人物就落地了”
新京报：在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说，“我们一直在谈写现实，但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写现实，有没有策略写现实，有没有认识现实，有没有能力写现实，这是写作者不断遇到的问题。”你怎么看？
周梅森：写好现实题材，把握时代的本质最重要。我们创造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历史，同时也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变局。在崛起年代，各种社会矛盾会暴露出来，这很正常，我们要有正视矛盾的勇气。作家要敢于面对时代的深层次矛盾，敢于面对社会中出现的痛点、难点。要关注现实生活，对老百姓关注的问题不能视而不见。写现实主义题材，尽管会面临很多磨难，但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义务。我的作品总是面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问题，力求讲真话，起码不讲假话。
丛教授提的问题，其实对我也是一种启发。我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四十多年几乎没变过，没在艺术表现上做过艰难探索，以前我对此很惭愧。现在看来，固守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也许是我的优势。
新京报：作品中的很多开会场景，引发与会者讨论，“连开会都好看！”你的作品中，为何开会占了这么大比重？
周梅森：开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现象，大部分人有亲身经历和切身感悟。我每部小说主要涉及正式的会议，例如省委常委会、干部任免大会、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题会议等，这里面可挖掘的东西非常多。很多故事、人物戏剧化冲突都在会场反映出来。
要把会议场景写得身临其境，既要对话精炼、张弛有度、很有分寸，还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特点，这并不容易。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每一位官员，当成常人来看待。不论他是省委书记、省长，还是市委书记、市长，抑或是一个普通的村干部，是人就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感情流露，有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写作时，我们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要把他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人，这样人物就落地了。我们塑造的官员形象，不能虚无缥缈，而要有血有肉有灵魂。在真实的情感流露中，体现对抗与博弈。
新京报：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态？
周梅森：多听多看多了解。如果写到我不熟悉的领域，比如写检察工作，我就去检察一线采访，到具体的情境中去体验感悟。我带着自己丰厚的社会积累和人生阅历投入其中，这种体验是沉浸式的。由此获得场景的真实性和信息的有效性，使创作不至于凌空蹈虚、脱离实际、脱离生活。
谈退休后的写作
“坚持每天写两千到三千字，坚持孤独地战斗”
新京报：近两年，《狂飙》《漫长的季节》等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口碑。你怎么看？
周梅森：《狂飙》《漫长的季节》都是非常成功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现实主义题材是否迎来新的春天，我不敢说，因为现实题材是很难写的。我特别佩服《漫长的季节》，这个剧在改编过程中，文学养分没有流失，反而大大加强了。它带给我的启示就是，原来现实主义题材还可以这样写。《漫长的季节》成功拓展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写作空间。
新京报：退休后，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如何保持稳定的输出？
周梅森：我现在的写作状态仍然很好，还是每天坚持写两千到三千字。我的有些东西不一定要出版发表，但我必须坚持每天写作，坚持孤独地战斗。作家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作家的宿命就是写作，直到有一天停止了呼吸。
新京报：如果请现在的你，对45年前初踏文坛的你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周梅森：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改革时代所给予我丰富而激荡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何强
受访者供图 校对 刘军
受访者供图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