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一列从归绥（呼和浩特市旧称——编者注）开出的列车，载着旅客，长鸣汽笛，向着东方进发了。其中一节车厢里是41名从土默特高等小学、归绥中学毕业的学生。此时的他们多是欢喜和期待。

就在两个月前，他们对毕业后未来的生活还各有憧憬。但在这片军阀控制和争夺的土地上，这群贫苦的学生大多会继续着父辈那种被多重压迫、剥削的生活，即便心中满是怒火。

走出去！找寻另一种生活，是他们共同的愿望。

去北平寻正路

改变，从一位北平回来的蒙古族青年开始。

荣耀先是车厢中这群毕业生心目中见多识广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荣耀先正在土默特高等学堂（土默特高等小学前身）就读，这场旨在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深深触动了少年荣耀先。1918年，有一个招生机会，荣耀先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读书，探求真理，他与几名同学一起被土默特旗总管署保送到北平蒙藏学校读书。

蒙藏学校是北洋军阀政府于1913年开办的一所专门民族学校，标榜“五族共和”，“以开发蒙藏青海人民学识、增进蒙藏青海人民文化为宗旨”。据多名蒙藏学校的毕业学生回忆，学校实则是给北洋军阀政府培养“统治少数民族的人才”的。

荣耀先的转变正是在这个尴尬的环境中发生的。在这里，他成为了内蒙古少数民族革命的先驱。一所北洋军阀主办的学校，为何会孕育出革命的火种？

亲身经历过北洋军阀、封建牧主、汉族大地商多重压迫的荣耀先，在归绥时便已积累了心中的愤懑。到蒙藏学校的第二年，当北洋军阀代表准备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消息传来时，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荣耀先成为了“暴风眼”中的人。

5月4日上午，蒙藏学校学生代表荣耀先在法政专门学校参加各校学生代表会，会后，各校代表迅速返校，准备下午的游行。当天下午，在荣耀先等人带领下，北大、高师、工专、农专、法政及朝阳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学生共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学生们手持各种各样的小旗，旗上写着“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

5日，一封来自蒙藏学校学生的公开信《蒙藏学界之愤激》被投送到了《晨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蒙藏学生，亦国家之份子。”在这封信中，荣耀先同爱国学生一起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次日，公开信在《晨报》显著位置发表，引发社会反响。

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斗争中宣告成立，邓中夏被推为学联总务干事，荣耀先成为学联委员。北大学生邓中夏与荣耀先产生了联结。是时，在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导下，邓中夏已经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了。

“五四”运动在归绥

“五四”运动爆发后，荣耀先便安排蒙古族同学连夜奔赴家乡，在土默特高等小学、归绥中学、归绥高等小学的师生中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消息传来后，学生们立即行动，各校成立学生会，主张向北大学习，他们提出“罢不罢，看北大，北大罢，我们就罢”的罢课口号。在土默特高等小学就读的李裕智成为归绥地区学生爱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之后，归绥地区的爱国学生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精神，开展反帝斗争。1921年9月中旬，已经考入归绥中学的李裕智来到土默特高等小学，联络乌兰夫，准备发起反对利用日资开办电灯公司的联合斗争。乌兰夫又串联了奎璧、多松年、吉雅泰等20多人，最终实施了这次行动。

这群人追随荣耀先、李裕智的脚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因此，当1923年暑假荣耀先受蒙藏学校委派回到家乡招生时，他们选择“去北平”。不只是因为蒙藏学校“施行官费制”，还有荣耀先“私下的鼓动”。

经历“五四”的洗礼，荣耀先开始与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走近、熟络。1921年，他报名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里，荣耀先得以原原本本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聆听李大钊的演讲。1923年1月，荣耀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编者注），并向中共北方区委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经过党组织审查，同年4月，韩麟符、李渤海介绍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蒙古族党员出现了。

而荣耀先的鼓动则是在为共产党物色思想进步的少数民族革命人选。在返乡招生前，他接到了中共北方区委委派的这项秘密任务。

李大钊来了

东行的列车正是要驶向北平，41名蒙古族学生的最终目的地是位于北平小石虎胡同的蒙藏学校。

如今，内蒙古博物院草原丰碑展厅陈列着一张黑白照片，不时吸引观众驻足观看。这正是1923年秋入校的蒙古族学生留下的一张大合影。在蒙藏学校接触新技术、新学科、新世界的同时，他们也面临着相继而来的新考验。在两次事件中，他们展露出的抗争劲头，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格外关注。

1923年秋，北洋政府用清丈土地的办法，在归绥等地大肆掠夺蒙古族农民的土地，激起了土默特旗蒙古族各阶层人们的不满。于是，他们推选代表到北平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要求当局停止清丈土地，归还掠夺的土地。此时，请愿的代表找到了蒙藏学校的学生。在荣耀先、李裕智、多松年、乌兰夫等人的带动下，蒙藏学校同学组织起来，到北洋政府请愿游行、散发传单。

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虽最终没有实际结果，却引起了中共北方区委的重视。

受到声援停止清丈土地的影响，加之经费紧张，1923年冬，北洋政府下令取消官费制，对学生进行报复。时任蒙藏学校校长张武是个开明人士，他同情学生，并为他们募捐，帮助学生解决生活问题。不久，北洋政府听闻张武未依令行事，遂下令撤销其校长职务。此举激怒了学生，他们结队前往北洋政府蒙藏院请愿示威，高呼“抗议政府取消官费”“恢复张武校长职务”。

两天后，蒙藏学校学生等来的是校长王维翰，此人正是“反动官僚政客”“北洋政府忠实走狗”。甫一上任，他便大施淫威，张贴告示禁止学生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试图给学生一个下马威的王维翰，却被“王维翰滚出学校”的呼声吓得慌忙跳下台，匆匆离开。他的任期仅仅维持了7天，成为蒙藏学校“最短命”的校长。如此一来，中共北方区委真正看到了蒙古族学生的斗争热情。1923年冬，李大钊来到了蒙藏学校。

乌兰夫在回忆录里称，一天晚饭后，同学们在大宿舍里围着火炉子正在兴高采烈地议论王维翰被赶走的狼狈相时，邓中夏和一位浓眉浓发、戴着无边眼镜、身穿灰色粗布棉袍的先生走了进来。大家起立相迎，都觉得这个人面熟，可一时又想不出是谁。

“这位就是李大钊同志。”邓中夏介绍。李大钊和同学们一一握手问好，而后随意地坐在床边，与大家聊天。他态度诚恳，同学们很快便打消顾虑，将蒙古族人受压迫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地说给他听。有的同学由于愤怒声音拉得很高，像是控诉一般。李大钊细心地倾听，不断同情地点着头。

蒙藏学校宿舍，李大钊曾亲自来宿舍中与学生交流（资料图片）。 受访者供图

“蒙古民族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何在呢？”听完倾诉，李大钊抛出了这个问题。然而同学们并不能回答上来。

同一届的蒙藏学校学生奎璧同样回忆道，李大钊对蒙藏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十分关注，委派当时在北方区委担任主要职务的邓中夏、赵世炎、韩麟符等到学校传播马列主义。他还亲自到学校来讲演、做指示。他们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起，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出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一致性。

“深夜，我们才恋恋不舍地送走大钊同志。他与我们这次长谈，使我们这些在茫茫长夜中徘徊的蒙古族青年，看到了希望之光。”乌兰夫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这以后，李大钊经常派邓中夏、赵世炎、刘伯庄、李渤海来蒙藏学校讲学。

在东大寝室，在礼堂东西侧殿里，在院内的枣树下，读书会、座谈会、谈心活动接连举行。同学们阅读马列主义中译本、李大钊的文章和《新青年》《向导》杂志，把所学理论和民族革命问题结合起来，谈认识、讲体会。一股崭新的思潮在蒙藏学校蔓延，影响着更多的蒙古族青年。

成立党支部

“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能够顺利进入蒙藏学校，和上世纪20年代蒙藏学校的内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当时的蒙藏学校因办学经费艰窘，校长更迭如走马灯，校务废弛，校内外人员去入自由随便，所以容易同外界发生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建军介绍。

“应当在蒙藏学校发展党团组织，培养民族干部。”李大钊开始深入思考。随着同学们的思想逐渐稳定，中共北方区委开始着手组织革命活动。

这批蒙古族青年学生在北平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们参加了悼念列宁的遥祭大会、纪念“二七”大罢工一周年大会、欢迎孙中山北上支援国民会议活动，聆听了李大钊赴苏联回国后的专场报告。吉雅泰撰文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去苏联参加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后回来的一次报告。”

在北京大学三院的礼堂，李大钊神采奕奕地向同学们报告了苏联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后，进行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当他谈到苏联如何逐步实现民族平等、解决民族问题时，“差不多一字一句都紧叩着我们的心弦，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

这时，蒙藏学校已经有了自己的团组织。紧接着，1924年至1925年，李裕智、多松年、乌兰夫、奎璧、吉雅泰等人相继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初，蒙藏学校党支部成立，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当时，一共才120名学生的蒙藏学校，党团员的人数已达到90多名。

有了自己的党支部，建立属于蒙古族人民宣传阵地的工作被提上日程。1925年春的一天，赵世炎找到多松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任务。”

根据李大钊的指示，蒙藏学校党支部要办一份小报，向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开始重视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说明中共在蒙藏学校的组织建设已有稳定性，并开始积极向外扩展。”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宫玉涛说。

多松年找到了乌兰夫、奎璧，三个年轻人在宿舍里开始琢磨这份小报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们决定要办第一份蒙古族革命宣传刊物——《蒙古农民》。

回忆起父亲多松年，赛希透露了《蒙古农民》的创办细节。1925年3月，多松年请示党组织后，乘火车离开北京到察哈尔、绥远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到达察哈尔后，多松年每天跑几十里路，从残垣断壁的农村到被强垦的草原，从破烂的农舍到四周透风的蒙古包。在自己的家乡绥远省归绥，他深入土默特农村，了解到蒙汉农民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20多天的调查，多松年深入了解了内蒙古农牧民的现状。

回到北京后，他与伙伴们抓紧时间写稿、编稿、排版、设计封面。1925年4月28日，第一期《蒙古农民》问世。

蒙藏学校党支部办的第一份蒙古族革命宣传刊物。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直奉打仗内蒙农民的遭殃》一文正是多松年在调查掌握了大量素材的基础之上写就的。文章结尾呼吁：“农民同胞啊！这些痛苦，全是外国人帮助军阀内乱赐予你们的。你们此时，不要忍受，起来向你们的仇敌进攻吧！”这一声声怒吼振聋发聩。

考虑到大多数读者文化水平低，《蒙古农民》大量采用了讲故事的写作手法。在《可怜的王公的奴才的谈话》一文中道出：“我是哟个孤苦伶仃，给王公作牛马，受专制压迫的蒙古人……事（侍）奉的王爷，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以张家口为中心，广泛散发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的革命群众中”，这本刊物没有能够长期出版，目前仅存前两期，但不可否认它在部分蒙古族群众中产生了涟漪，也助推了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就在《蒙古农民》创刊后不久，中共北方区委便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工作委员会，使内蒙古地区逐步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党组织。

蒙藏学校这批青年共产党人便是点燃内蒙古草原革命斗争的火种。

开枝散叶

1923年秋入校后的合影，成为这批蒙古族青年人数最全的一张照片。伴随着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丰富、思想的成熟稳定，他们开始延伸触角，成长为共产党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建设和革命进程的生力军。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实现。同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

依旧是荣耀先。1924年，遵照党的指示，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成为第一批走出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革命青年。尔后，乌兰夫、多松年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李裕智、吉雅泰则回到内蒙古领导革命斗争。

“至1926年3月中旬，蒙藏学校的大批团员陆续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惧奉系军阀的白色恐怖，坚持进行党小组的活动，成为当时北京地区中共组织活动的一个亮点。”张建军介绍。

国民革命失败后，尽管有国民党政权的白色恐怖和日占北平时期的高压政策，蒙藏学校表面上没有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但革命火种不灭。在北平领导地下党工作的刘仁、崔月犁，仍暗中关心学校的青年学生，指导他们参与革命活动。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北平城内的爱国学生发起了反内战、反饥饿活动，延续着心中的那份爱国情。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蒙藏学校学生迎来了新政权，一个有他们的学长参与建立的新政权。

那些中共培养出的最早一批党员，在分赴不同地方后又划出了怎样的生命轨迹？

在党的指示下,荣耀先多次返回北方代黄埔军校招生、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壮烈牺牲。

1929年，乌兰夫回国后从事秘密革命工作，一路追随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脚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乌兰夫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多松年1926年回国，在张家口任中共察哈尔工作委员会（绥察特别区）负责人，1927年8月初被奉系军阀逮捕，英勇就义。

1984年，乌兰夫在枣树下深情追忆（资料图片）。 受访者供图

李裕智回到了绥远地区开展革命工作, 先后任中共包头工委书记、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副总指挥，1927年10月被队伍中的反动分子杀害。吉雅泰回到了归绥，领导成立绥远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绥远特别区工作委员会。1950年4月，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驻外大使。

1984年3月6日，年迈的乌兰夫再次回到西单小石虎胡同，彼时这里已是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在那棵数百年的枣树下追忆往昔，他说：“共产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就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

而李大钊说，蒙藏学校的蒙古民族青年是“最靠得住的力量”。

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编辑 张磊 陈丽君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