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郝叶兴。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北京文化守护人郝叶兴，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的一名“95后”科员。2018年，郝叶兴入职圆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次年参与圆明园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修复1860”。他连续参与5期文物修复项目，所修文物包括青花缠枝莲瓷绣墩、康熙团龙纹瓷碗、乾隆梵文青花高足碗、雍正青花碗等。
眼前只有132件零散的瓷质碎片，它们是一件青花缠枝莲绣墩的残骸，但不知是不是全部碎片，如果不是，也不知能多大程度还原文物。郝叶兴要做的，就是完成这一充满未知的“立体拼图”——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文物修复任务。
2019年，作为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最年轻的成员，郝叶兴入职不久就参与了圆明园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修复1860”，自此开始了他的文物修复之路。此外，他还奔走于圆明园周边的拆迁区域，寻找、挖掘流散在居民区的文物，带文物“回家”。
参与“修复1860”
郝叶兴是一名“95后”。他高中时喜欢历史，不满足于看文献资料，想在动手实践中与历史有更多接触，于是在高考时报考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主修考古，其间也上过文物修复的课程。
2018年9月，郝叶兴大学毕业后入职圆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第二年，圆明园启动“修复1860”项目一期工程，他参与其中。由于时间紧迫，郝叶兴只能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物修复之路。
比起皇家园林和大型遗址，圆明园文物修复工作或许不那么为人所知。1860年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的圆明园，在很多人眼中只剩下断壁残垣，但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圆明园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瓷器、琉璃、石刻等，其中仅瓷器碎片就多达10万件。“修复1860”项目持续修复圆明园出土文物，截至目前，已完成五期修复项目。
在“修复1860”项目一期工程中，6件残损严重的正规官窑瓷器需要修复，包括存有132件碎片的青花缠枝莲瓷绣墩、285件碎片的康熙款团龙纹瓷碗、8件碎片的康熙款红釉瓷碗、整体呈破碎状态的两件青花瓷砖和壶嘴部缺失且壶身残缺的青釉鼻烟壶。
文物修复既要保持文物历史真实性，还要体现其美学价值，需要坚持可逆性、可识别性原则。修复专家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逐一对六件瓷器进行拼对、清洗、粘接、补配、打底、做色，将它们还原成最佳状态。
王勉是此次文物修复的负责人兼技术指导，他长期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工作，曾任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退休后还在首都博物馆工作两年。
“我最初对文物修复没什么概念，大学时文物修复选修课内容仅限于一些基本原则和基础知识，所以我几乎是从零开始学习。所幸有王勉老师，他经验丰富，给了我很多指导。”郝叶兴在团队中全程参与修复工作，“半路出家”的他在老专家王勉和同事的帮助下，和团队其他成员奋战38天，复原了这6件破碎的文物。
其中，青花缠枝莲瓷绣墩是郝叶兴修复的第一件文物，这段经历，也是他参与五期文物修复工作以来印象最深的。
8月14日，郝叶兴在办公室学习。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132件碎片“精拼细接”
“青花缠枝莲瓷绣墩体量最大，修复起来最困难。”郝叶兴回忆，尽管当时残片已经从上万枚瓷片中整理出来，但修复这件文物仍面临不少难题。
通过查资料，郝叶兴了解到，绣墩一般高度约50厘米、直径近40厘米，体量很大。碎片足足有132件，且根本不知道是否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器物。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作为新入门的文物修复工作者，郝叶兴一开始不知从何下手。在王勉的指导下，他开始“预拼接”，即根据碎片上的花纹、厚薄和裂痕形状等，把确定彼此相连的碎片拼在一起。“这个环节主要是确定哪些碎片能拼一起、这些碎片能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器物。”
由于绣墩的纹饰复杂，要找出能拼在一起的碎片很不容易，需要一片一片仔细比对。郝叶兴就这样盘腿弯腰低头坐在地上，在百余碎片中寻找、比对、拼接，时间一长就眼花缭乱，只能短暂调整后，再继续投入这磨人性子的细活儿中。
这一过程中，郝叶兴一直很焦虑，因为上百件碎片和整个绣墩的体量相比还是相差太过悬殊，他不知道缺了多少、缺哪些部分，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还原出文物的最佳面貌。
经过近一周的努力，郝叶兴和同事拼出了绣墩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轮廓，此时，他才感觉如释重负。
但“预拼接”只是文物修复的开始，接下来还得用手术刀结合酒精等化学溶剂，将碎片上的土锈之类杂物清理干净，用试剂粘接碎片，再用石膏、石膏粉或环氧树脂类材料，将文物原始瓷片缺失的地方补配起来。之后通过打磨找平，还原文物的弧度和平面，最后做色、绘纹饰、上釉。
文物宝贵、碎片零碎，有的碎片只有指甲盖大小，修复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耐心和细致。比如粘接时手不能抖，需要非常小心、平稳地将相邻的碎片粘接在一起。绣墩体量大、器物厚度较厚、缺失部分多，补配难度也很大。器物本身能看出有弧度，但没有先进校准的仪器，所以找平环节对打磨的要求较高。绣墩需要绘画的部分较多，郝叶兴本身不擅长绘画，就请绘画功底好的同事帮忙。同时，他还要克服对颜色调配方法生疏的难题。
每个环节完成后，郝叶兴心中都能轻松一些。他像是在逐一攻破难题，下一个环节的开始也让他感到兴奋，新的开始意味着离“碎宝重圆”更近一步。
下班后，郝叶兴常常埋头于文物修复相关文献，这是他留给自己的必做功课。他还曾在家将瓷碗摔碎，练习将碎片拼接、粘连起来。“我需要促使自己多见识、多识别纹样，多了解瓷器的制作过程，修复的时候才知道怎么修。在文物修复领域从零开始，勤奋练习最重要。抛开情怀的话，文物修复或许算熟练工种，只是特别需要耐心和细心。”郝叶兴感慨。
2019年9月，一期完成修复的6件文物在圆明园内开展，受到广泛关注。“修复这些文物并面向大众展出，可以让大家知道圆明园不仅有断壁残垣，还有各类珍贵文物，能够丰富圆明园的展览内容、深化游客对圆明园的认识。”郝叶兴看见亲手复原的文物在园内展出，感到一切付出都很值得。
8月14日，圆明园内，郝叶兴在进行巡查。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带流散文物“回家”
除了修复文物，郝叶兴还是圆明园文物“追宝人”。
实际上，圆明园的劫难不止于外国侵略者的劫掠与焚烧，军阀官僚、土匪地痞的巧取豪夺造成了圆明园的“劫后劫”。上世纪30年代，圆明园遗址开始得到保护，但北平沦陷后，附近贫民、前清太监和旗民等因饥寒所迫在遗址上开荒。圆明园内的很多文物和建筑构件流散，一些砖石文物成为周边居民住宅的一部分。1976年，圆明园管理处成立，持续追回流散文物。
2018年10月18日是圆明园罹难158周年纪念日，回归圆明园流散文物展在圆明园天心水面正式开展。展览首次集中展示自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回归的37件重要石质文物，并作为常设展免费对游人开放。圆明园展览馆、西洋楼遗址区内还展示有一对石鱼、5块观水法石屏和两件方塔形石构件、一组谐奇趣喷水池等回归的流散文物。
近年来，圆明园管理处从一亩园、树村、功德寺等拆迁区回收大量砖、石文物，还收到热心市民捐赠的带有“圆明园”戳记的城砖，在圆明园西部景区形成壮观的“文物长城”。
针对一亩园拆迁区的文物追回工作在2019年末至2020年初开展，郝叶兴参与其中。要追回流散文物，首先要在面目全非的拆迁区找到属于圆明园的文物，这就得在掌握足够关于圆明园建筑形貌、材质等相关信息的前提下进行走访调查和实地确认。
“我们首先在这片拆迁区走访，圆明园的砖、条石和柱础等构件都很有特色，和一般的建筑材料不同，比如有的砖砌在墙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其长、宽、高和整体规制、是否有人工雕琢痕迹，来判断它是不是和圆明园有关系。”那个冬天，郝叶兴和同事走遍了一亩园拆迁区，寻找并记录被遮蔽、埋藏的流散文物。
居民间的口口相传也是确认流散文物的主要途径之一，郝叶兴经常向附近的老住户打听情况。2021年10月，圆明园东南角的福缘门社区启动拆迁，该社区因旧址为圆明园公园福缘门而得名。郝叶兴在走访时跟老住户打听到，有圆明园的文物散落在社区内。于是，从2021年秋天到2022年春天，郝叶兴和同事们几乎每个工作日都会去拆迁工地调查，抢救失落百年的珍宝。
在回收文物的过程中，文物的安全性始终被置于首位。拆迁区内，很多地块被推平，文物因此被埋藏，有的甚至被埋于深度2米到4米的地下，郝叶兴和同事们只能小心清理土渣等障碍物，把文物抢救出来。
8月14日，郝叶兴在查看资料。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成为“一专多强”的文物保护工作者
十余年来，圆明园管理处持续开展圆明园数字化复原工程，积极推动“数字圆明园”项目转化落地。郝叶兴也参与了文物、遗址数字化的工作。他认为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有研究价值，它历经劫难，有教育价值，所以不论是追回流散文物，还是让文物遗址“数字永生”，都很有必要。“既然不可能全部复原实体，留一些资料、做一些数字化信息采集，对日后的研究、工程、教育都能提供支持。”
最重要的是，郝叶兴是“文物口出身”，对文物和遗址有着很深的感情。高中时他在实践中接触历史的愿望，就在一枚枚瓷质碎片的拼接、一块块砖石的挖掘和一幅幅三维文物图的上传中得以实现。
今年7月末，一场140年来最大暴雨突袭京城，郝叶兴担心园内的遗址和文物，日常巡查遗址的工作他做得更细，对负责的70多个石构件看了又看，不漏下任何细节，确认文物安全无虞他才放下心来。
这位“95后”小伙，如今已经在圆明园与古老的历史遗存对话、握手近5年，守护着这座人类文化的宝库。未来，他要在文物修复领域深耕，成为更专业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并在考古、文物识别方面精进技能。谈到这些，郝叶兴笑着说：“我想成为‘一专多强’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为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京报记者 叶红梅
编辑 白爽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