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南美洲的边缘：探秘三个圭亚那》，【英】约翰·吉姆雷特 著，刘洋 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8月版。
在南美大陆的东北角，大西洋、委内瑞拉和巴西包裹之中，有三个即使在地图上也很不起眼的小国（地区），人们习惯用复数的圭亚那（Guyanas）来称呼它们。可以说，这三个圭亚那是南美大陆最不为人所知的国家（地区）。这种默默无闻并非由于它们的国土面积相对狭小（其实乌拉圭的版图大小还赶不上圭亚那共和国），而是由于它们在多重意义上孤立于南美之外，仿佛它们不属于拉丁美洲。把三个圭亚那从拉美世界切割开来的，当然主要并不是无法穿越的森林，也不止是惊涛骇浪的河流与海洋，而是四百年来错综复杂的欧洲殖民历史所造成的文化隔离。
这三个圭亚那分别是圭亚那共和国（前英国殖民地，旧称英属圭亚那，官方语言为英语），苏里南（前荷兰殖民地，旧称荷属圭亚那，1975年独立后改称苏里南，官方语言是苏里南语，一种高度混杂的语言），以及法属圭亚那（法国在美洲大陆上唯一保留下来的殖民地，官方语言是法语）。
仅仅从语言上，这三个圭亚那已迥然不同于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拉美邻居。而这三个圭亚那之间，又有着纠缠无休的历史，近代欧洲的三强荷兰、英国和法国在这里轮替称雄，所有的争夺都深深影响了这个区域的历史，让这三个圭亚那远离拉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进程。很显然，如今它们并不是热门的旅游地，以往有关它们的旅游手册少之又少，高质量的旅行写作更是不见踪影——直到英国旅行作家约翰·吉姆雷特（John Gimlette）这本《行走在南美洲的边缘：探秘三个圭亚那》于2011年出版。
电影《巴比龙》（1973）剧照。
圭亚那之旅：颇具现代学院派风格的田野考察
生于1963年的约翰·吉姆雷特很早就表现出酷爱前往远方绝域，17岁时他就坐火车穿越了苏联全境。第二年（1982年），当他在阿根廷的一个大牧场打工时，马岛战争突然爆发，他只好穿越边境进入巴拉圭，再经波利维亚返回英国。之后他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法律，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走上职业律师的道路。现在的约翰·吉姆雷特是资深的出庭律师（大律师），擅长民事诉讼（特别是医疗领域），以撰写漂亮的起诉书著称。不过这只是他职业身份中的一个而已，在成为优秀律师的同时，他又是十分成功的旅行文学作家。他很早就给报刊杂志撰写游记，在《每日电讯报》《卫报》等大报的旅行专栏发表游记，其中至少有两篇获奖。随着他的一部又一部著作出版，现在的他已是英国公认最出色的旅行作家之一。
约翰·吉姆雷特迄今游历过60多个国家，然而当他确定写作目标时，他总是选择遥远世界的某个角落，也许曾经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已被快速发展的世界有意无意抛弃或遗忘的地方。他已出版的5本书中的4本，分别写巴拉圭、纽芬兰、圭亚那和斯里兰卡，共同点是都有过耀眼的往昔，如今却问津者寥寥。这就注定了他的作品总是多个时间线并行或交叉缠绕，而在往事与作者旅行的当下之间，前者似乎更有光彩，占据更大的篇幅，倾注了作者更多的心血。比较之下，作者旅行时的闻见经历，反倒没有那么吸引人，更像是为呈现前者做个铺垫，似乎在论证这片土地现今遭受冷遇的合理性。关于三个圭亚那的《行走在南美洲的边缘》，最鲜明地体现了约翰·吉姆雷特作品的这一特点。虽然他关于巴拉圭和纽芬兰的两本书都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百佳，但他的5本书中只有《行走在南美洲的边缘》获得过英文世界最重要的旅行写作年度奖项（2012年斯坦福·杜曼年度旅行图书奖），可见这本书算得上他的代表作。
圭亚那早在2002年就进入约翰·吉姆雷特的视野，那时他正为撰写有关纽芬兰的那本书做田野和文献研究（那部名为《鱼之剧场》的书出版于2006年）。他看到历史上纽芬兰与圭亚那之间的商贸联系，而且还发现自己祖先中有两个人都曾在这两个殖民地任职。他以嘲弄的笔法描述殖民地时代这两位先人的行迹，其中引发了他把圭亚那当作下一部作品主题的，是那位永久消失在圭亚那的森林与激流中的罗伯特·海曼。
当然，先人的故事只是引燃了约翰·吉姆雷特的兴趣，他后来的圭亚那之旅，则是颇具现代学院派风格的田野考察。在进入圭亚那之前，他已做过充分的文献研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这使得他的旅行更像是验证式访古，至少表面上看，显得他在旅行之前就已经知道要写什么。只不过，他对历史文献的引述并不像学者那样刻板，而是变成自己的语言重新讲述，流畅而生动。这种讲述使本已失落的过去格外鲜活地重现，读者有如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一般。于是，随着他的旅行轨迹，三个圭亚那的历史图景徐徐展开，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片段呈现在读者面前。
电影《巴比龙》（1973）剧照。
奴隶制和移民是约翰·吉姆雷特这本书始终关注的话题，很可能也应该是圭亚那地区的历史主线，特别是从今天的时代关怀出发。奴隶制的黑暗与残暴、奴隶的反抗、反抗引发的血腥暴力、暴力造成的毁灭与伤痛，可以说是圭亚那地区历史与文化最沉重的背景与基调。正如约翰·吉姆雷特在旅行中所发现的，一方面奴隶制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它又无处不在，今天的一切似乎都与奴隶制时代息息相关，“仿佛奴隶制就是某种象征意义上的、一座怪异的电话交换台，圭亚那人民生活的每条线路，总会莫名其妙地绕回到这个终端来”。
仅仅从经济需求与生产效益的角度解释奴隶制的历史存在，无疑掩盖了人性深处难以照亮的黑暗角落，那就是为了自己的一时利益而悬置基本信条。这些故事的确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叙事”，然而讲述它们并不是为了猎奇和炫耀博学。这些故事越惨痛，我们越有可能对自己的时代、对自己的选择抱持警惕。毕竟，自由与平等还远未普遍实现，即使在现代法治国家，也存在着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自由更平等的可怕现实。
理解三个圭亚那的当代社会与政治：各人群的移民历史
三个圭亚那的历史同时也是移民的历史，这些移民并不都是奴隶与奴隶主，还有介于二者之间、与二者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群，比如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克里奥尔人，等等，甚至还有中国人，以及很多不情不愿的欧洲殖民者。他们在历史上的复杂关联直接影响了当代族群政治，而要理解三个圭亚那的当代社会与政治，必定会追溯到各人群的移民历史。
约翰·吉姆雷特此书在处理移民及其认同方面可以说做得足够好了，尽管多数情况下浅尝辄止（很可能是因为他对现实状况的描述过于克制），不过对读者来说已有举一反三之效。比如他写圭亚那脱离英国统治建立独立共和国以后的几届总统选举，如果不懂得这个地区移民历史所造成的族群政治，那就只会看到不可理喻的一团混沌。因为，圭亚那这个只有75万人口的国家，却有50多个政党（这还是大大缩减之后的数字），“常常会令人觉得，圭亚那像是由数十个国家拼凑而成的”。在理解现实方面，约翰·吉姆雷特跟研究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专家们比起来当然有差距，但他并没有试图揭开圭亚那当代社会与政治的层层帷幕，他只是在现实面前时时闪回到过去，去寻找潜藏在时间深处的答案，哪怕只是部分的答案。
即使三个圭亚那这么小的一个区域，其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内涵也远不是约翰·吉姆雷特用一本书可以包容的，他只是选择了一些瞬间、一些片段。比如，在他最着力的圭亚那共和国，最醒目的故事是琼斯镇和伯比斯，都是让脆弱的当代读者“不忍卒读”的。在苏里南，他重点讲述帕拉马里博，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斯特德曼近乎神话的远征故事，以及他和一个女奴隶之间不可思议的爱情。在法属圭亚那，他主要描述昔日法国的所谓社会实验“流放殖民地”，看过两版《巴比龙》电影的当代读者一定别有会心。这些旅行中的追溯与闪回，搭配上“森林无时无刻不想与霉菌一道，悄悄潜回城市”“大自然似乎要逐步收回它对人类的馈赠”这样的句式，让人对这片被视为“绿色地狱”的“众多水流之地”、对圭亚那地区占绝对优势的丛林与沼泽，情不自禁地生出敬畏。
电影《巴比龙》（1973）剧照。
约翰·吉姆雷特的写作，大致上是英国旅行文学的传统风格：克制，幽默，以及必不可少的悲天悯人。比如，他写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多达250万印度人移民至圭亚那殖民地：“这就像一场逆向的‘出埃及’之旅，最终奔向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还有这么一段：“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绝不可能在圭亚那的幽暗森林中穿行一个月之久，一来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二来是因为，我还没有丧失理智。于是，我选择像当地人一样，搭乘了一架飞机。” “（在苏里南）重新阅读自己的记录时，我依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文字。……这次的旅行仅仅浮于浅表，可是我并不想离开。我还爱着帕拉马里博，尽管我待的时间越长，对它的了解就越少。”可以说，每一页都有这种让人想大声读出来的句子，吸引人的与其说是文字之美，不如说是作者思想的幽静与醇浓。
正如很多书评所指出的，约翰·吉姆雷特写过去比写现在多，他的书似乎是为了吓阻一部分读者亲身前往圭亚那地区，同时又鼓励另一部分读者勇敢地前去探险。全书浸润着一种怀旧的情调，尽管他写的过去主要是暴力与死亡，但似乎从这些暴力与死亡的深重苦难中，依旧生长出了生活的希望与人性的力量。这种希望与力量如此坚韧、如此绵长，让人竟对那些黑暗的过去生出某种依恋，仿佛它们都是绕不过去的一样。
本文选自《行走在南美洲的边缘：探秘三个圭亚那》，为罗新为该书所做的推荐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罗新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