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焦虑：人生松弛指南》，[德]安德里亚斯·史托乐 严斯·普拉格 著，杜涵 冯姗 译，蓝狮子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3年9月版。

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某种倾向性，包括某种焦虑倾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患上焦虑症。因为形成焦虑症不仅要有一种天生的倾向性，还要有特定的诱因，尤其是压力，但也有学习过程，没有学习过程就不会发展成焦虑症。

焦虑症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

过去数十年的科学研究表明，焦虑症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多种增加罹患焦虑症可能性的风险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风险因素，它们可能是生理变化，可能是当前生活环境的某些方面，也可能与患者自身生理或心理的某些特征有关。但仅有这些因素单独或组合出现，并不足以引发焦虑反应。不过它们让人对压力变得敏感，而压力是产生焦虑的重要原因，且常常也是焦虑障碍持续存在的原因。

如果把这些风险因素想象成免疫系统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本身并不具有致病性。如果有着免疫缺陷的人遭到病毒或细菌的侵袭，那么与免疫系统完好的人相比，他们患上感冒等疾病的速度明显更快，且症状大多也更加严重。

对焦虑症而言，“敏感-压力模型”可以很好地呈现这些风险因素与压力的交织关系，专业术语叫作“易感性-应激模型”。该模型也适用或基本适用于其他“与压力相关的”心理疾病，比如抑郁症。

易感性-应激模型（《克服焦虑：人生松弛指南》内页）。

从模型中我们不难看出：风险因素越严重或越多，某种程度的压力引发焦虑症状的速度就越快。由此可知，这也是治疗焦虑症的基础。该模型还清晰表明，理论上，当压力足够大时，每个人都可能患上焦虑症。风险因素与压力的关系就像跷跷板，为了避免出现焦虑症，既不应该过度增加跷跷板一端风险因素的重量，也不该过度增加跷跷板另一端压力的重量。

引发焦虑症状的压力性质可能完全不同。它可能是急性的，比如，当突然得知亲人或朋友身患重病时，或身处之前就感觉非常紧张或不舒服的环境时——空气流通不畅又十分拥挤的地铁，抑或是向领导汇报季度财务情况时。这时患者时常问我们，为什么在对他们来说并不新奇的环境中，他们突然首次出现“惊恐发作”，或是“一次真正的焦虑发作”。我们的回答是，他们可能一直无法真正忍受这样的环境，或他们从儿时起就认为类似的情景会让人感到压力很大。

尽管我们不是每次都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往往可以明确找出这些“触发焦虑的环境”的具体特征，这些特征让人变得更加敏感，而敏感度的上升又一次加剧了焦虑，从而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具体情况，就会发现患者可能存在缺觉，以及由此引发的日间疲劳问题。偶尔也有患者反映，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参加了一个聚会，喝了太多酒，因此第二天白天感觉有些昏昏沉沉。

除了这些急性压力因素，其中还包括积极的压力因素，如婚礼、孩子出生、升职，持续增大的压力也会最终突破个人压力的阈值，使人们突然出现焦虑的症状。工作压力逐渐增大是这类压力的典型代表：

在流感季节，你不得不接手两位感冒同事的工作，还能应付得过来。但当又有一位同事病倒，同时老板因重要事项向你施压时，你就可能会突然出现焦虑、心悸、出汗、恶心、发抖、失控感、手部与胳膊出现刺痛感等症状。

此外，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患者表示，焦虑障碍还与自己在私人事务中长期感受到的压力有关，例如与伴侣发生冲突、照顾长期患病的家庭成员，都会突然引起焦虑发作或令人忧思过重。

杏仁体是所谓的“焦虑中心”

近年来，为了找出哪些生物因素能够增加疾病引发焦虑反应或焦虑症的可能性，科学家研究了许多对正常的焦虑反应来说十分重要的生物系统，其中研究重点是大脑焦虑网络。实验表明，焦虑症患者的焦虑网络中有多个区域的大小和活动强度与正常人有明显差异。差异既包括多个脑区范围的扩大或缩小，也包括不同脑区功能的亢进或衰弱。如今我们知道，脑部活动的不同对焦虑症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焦虑症，常常存在杏仁体兴奋过度，同时额叶区域兴奋不足的问题。

杏仁体是所谓的“焦虑中心”，形成恐惧的过程，比如经典条件反射和观察学习都在这里发生，有关潜在危险的感觉、印象的信息也汇总到此处。此外，为了清除应激激素皮质醇、信号分子（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杏仁体还会激活应激轴和交感神经系统。接下来就会出现身体和行为的变化：心跳加速、血管收缩、能量消耗增加，可供消耗的能量也准备充足，这种“隧道视野”让人能够专注于应对危险。

电影《公平竞争》（2023）剧照。

当危险过去时，额叶抑制杏仁体的活动，使得焦虑反应消退；而如果认为有危险，则会令焦虑反应快速结束。

研究表明，患有焦虑障碍的人，他们的杏仁体与额叶相互配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杏仁体过度兴奋，对焦虑的反应过于强烈，就进一步加剧了焦虑。而且与此同时，额叶兴奋不足，所以对焦虑反应的抑制非常微弱甚至完全没有抑制作用，于是这种高度焦虑的状态持续存在。

许多研究都发现，患有焦虑症的人，其焦虑网络的其他区域（如丘脑、海马体和脑岛）发生了活跃度和结构的改变。这些变化可能使得杏仁体接收到的信息不准确，或对信息进行错误的分类，最终导致反应过度。

焦虑症患者的焦虑中心始终兴奋过度，这或多或少会导致应激轴和植物神经系统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因此，更多的皮质醇、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被释放出来，使得机体持续处于警觉状态，于是不需要很大的压力，就能触发焦虑反应。

为了加深对这种疾病的了解，近数十年来，针对患有不同类型焦虑症患者的应激激素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的研究层出不穷。事实上，那些经历过自发性惊恐发作或出现过恐怖性焦虑反应（如恐高、害怕开车或有幽闭恐惧症）的人，血液、尿液和头发中的皮质醇含量往往明显偏高。甚至有一些研究发现，焦虑症患者与健康人不同，除了会出现各类典型的焦虑状态外，体内皮质醇含量都偏高。这也表明，焦虑症可能与“生理警觉状态”长期不正常有关。

测定皮质醇含量的方法相对来说并不复杂，想要检测交感神经系统信号分子的难度才高。因为无法对唾液或尿液中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含量进行连续检测，如果采用血液检测的方法，那么也会经常出现与皮质醇血检相同的问题：扎针造成压力，会使两种信号分子含量都立刻升高，从而导致检测结果呈现“假阳性”。因此，要间接测量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情况。通过所谓的替代指标，也能得出需要的数值，这里的替代指标是“心率变异性”（HFV）。该指标用于评估在心理或生理压力下心率变化的能力。对正常焦虑反应来说，心率能够快速提高到必要水平非常重要。只有这样，心脏才能将更多血液泵入血管，从而泵入肌肉、大脑和其他器官，确保我们有充足的能量来应对或逃离危险。

艰难和压抑的生活环境会促进焦虑症发生

除了生物学原因外，生活经历和性格也是影响人在压力下产生焦虑障碍的重要因素，但不能完全将这些因素从生物学中剥离来看。它们会对人的生物学特征产生影响，或反过来被生物学特征所影响。

从大量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艰难和压抑的生活环境会促进焦虑症发生。这既包括生理疾病，也包括长期存在的经济困难或工作困境；丧偶或离婚的人患病风险也更高；童年的不良经历（如精神虐待、身体虐待或暴力）也会增加患病概率。甚至据我们目前所知，一些看起来相对平平无奇的生活方式（如规律性饮酒、吸烟），也会提高患病风险。

《当幸福来敲门》（2006）剧照。

此外，通常所说的认知因素和发展心理学因素对焦虑症的产生也有着重要作用。这里的“认知因素”是外部影响和刺激所引发的感受与评估的统称。人们可以从个人成长（尤其是早年儿童时期的成长）中获得这种因素，例如从个人“不良的”经历中获得，或者从照顾者的感受与评估中迁移而来。如果照顾孩子的人认为杯子是“半空”的，那么孩子就几乎不会认为杯子是“半满”的。这可能是遗传因素决定的。下面这些是已被证实与引发焦虑有关的因素：

·焦虑敏感性：由交感神经活跃引发的焦虑症状，症状包括心跳加快、出汗、头晕和呼吸急促。焦虑敏感性高的人更容易感觉这些症状是危险的，且感到压力。

·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指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自如地应对模棱两可的观点或难以预判的未来。比如，一个对不确定性容忍度较低的人在公司工作了30年，只负责发送邮件，而晚上他得知从明天起要暂时接手接收邮件的工作，那么他将在巨大的压力下度过这个夜晚，因为他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行为抑制：指应对引发焦虑的刺激时，产生社交退缩的倾向。行为抑制严重的人相对更加不愿面对风险，对他们来说，快速独立做出决定是非常艰难的。

·知觉控制：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主观相信自己能否对环境和事件进行控制。“只要我想，我能处理好所有问题”和“我任由命运摆布”是知觉控制的两种极端认知。知觉控制越弱，患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或社交恐惧症的风险就越高。

和认知因素相比，发展心理学因素指的是更加复杂的学习过程。虽然发展心理学因素也是长期形成的，但情感对它的影响更大。除了某些性格特征，“不安全依恋”也对之有重要影响。依恋理论主要由英国儿童精神病专家约翰·鲍比和美国心理学家玛丽·爱因斯沃斯提出。该理论认为，为了保障自己的基本需求（如安全、保障和受到保护）得到满足，每个人都会自动与照顾自己的人建立情感联系。

照顾者（母亲、父亲、祖父母、朋友、幼儿园的保育员等）如何回应孩子建立情感联系的信号，会从根本上影响孩子建立自我形象，形成对他人的看法，以及理解人与人是如何交流和互动的。因此，有同理心、能够识别孩子发出的信号并做出回应的照顾者，有助于孩子（“信号发送者”）感受到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能影响他人，照顾者（“信号接受者”）是值得信赖、关爱自己的。如此就可以建立安全性依恋。这种依恋模式能够建立自信，降低或至少不再升高对压力的敏感程度。

如果孩子表达的需求没有被识别到，而是被忽略或对这些需求的回应前后不一致、随意性强，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这可能会导致孩子认为照顾者是不值得信任的、不可靠的，孩子可能认为自己是无能的、无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不安全依恋”的风险就上升了，这种依恋模式常常会导致孩子自信心下降，对压力的敏感度更高。

然而现在人们知道，依恋模式的形成虽然始于儿童时期，但并不一定在这一时期就结束。青春期或成年后与伴侣或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对依恋模式持续产生影响。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证明，不安全依恋是社交焦虑障碍和分离焦虑的主要风险因素。这与观察到的情况相吻合：患者即使未处于引发焦虑的具体场景中，也往往自信心不足。

某些性格特征可能提高人对压力的敏感性

在焦虑症的成因中，除了个人经历，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某些性格特征可能提高人对压力的敏感性，这就致使出现焦虑障碍的可能性升高。在刻画人的性格领域，最佳的研究成果是“大五人格模型”。该模型由美国心理学家路易斯·L.瑟斯顿、戈登·奥尔波特和亨利·S.奥德伯特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后被其他科学家进一步发展丰富。如今，“大五”指的是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性和神经质性。

·外倾性：外倾性是一种合群、精力充沛、乐于交际、能够激励他人且能够掌控局面的性格特征。外倾性较弱的人，内倾性更强，更为内向，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安静，常常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开放性：开放性高的人不仅对新事物有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同时研究还发现，他们对未知充满好奇，想象力丰富，喜欢追求变化。与开放性相反的是封闭性——这样的人往往更想保持传统惯例，避免发生改变，喜欢可以预知的事物。

·宜人性：宜人性高的人对他人非常友好，乐于助人，喜欢和谐的氛围，是天生的团队协作者，总是善于倾听。宜人性低的人则具有“敌对性”，其特点是不信任、爱争吵、好竞争、对话意愿低。

·责任性：责任性强的人，喜爱且擅长做规划，很少率性而为，所以他们总是井井有条。这种人往往上进、勤奋、自律、对成绩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他人也有着类似的期待。责任性弱的人对许多事都马马虎虎，常常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或不负责任的。他们的个人目标往往也瞬息万变，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神经质性：神经质性强的人通常会感到焦虑、消极、紧张，尤其会对负面事件做出强烈情绪化反应。因此，神经质性强的人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会在冲突中迅速将错误归咎于自己，而且对日常事务感到忧心忡忡。而神经质性弱的人则自信、洒脱、执行力强，确信自己可以处理好矛盾冲突，能与自己平静相处且对未来更加乐观积极——对他们来说，杯子不是“半空的”，而是“半满的”。

人的性格特征可以用“滑尺”形象地呈现出来。每把尺子对一项性格维度进行量化，尺子的两端是该维度的极端；每把尺子上“小球”的位置标明了人在该项性格维度上的水平。因此每个人滑尺小球的位置都不尽相同，这也刻画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

《当幸福来敲门》（2006）剧照。

事实上，很少有人会长时间保持在某个性格维度的极端点上，比如始终完全开放或敌意极强。绝大多数人在各个维度的中间位置或多或少来回波动，而且如果环境需要，他们也会有意识地稍微改变自己某一维度的强弱程度。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的责任性很强，那么在工作中他往往是深受赏识的员工，因为他能很好地掌控工作进度，从而非常准确、可靠地完成任务。如果工作量增加，例如收到大订单或一位同事生病了，那么他也会适当减弱自己的责任性，暂时降低自己要完美处理好所有事情的掌控需求和雄心壮志，确保做完这些总量更大的工作。而当订单完成或同事返岗，他也会重新回到自己过往的状态。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宜人性非常强的人，追求人际关系和谐，想要尽可能地减少社交环境中的矛盾冲突，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但当他在职场中与一位敌对性强、神经质性弱的同事竞争时，如果还坚持他原有的性格特征，则可能很容易就被超越，或排挤出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他可能也会略微增强自己的敌对性。但晚上和朋友们把酒言欢时，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除了性格的基本结构，性格能在必要时发生多大程度上的改变也是一个人的优点或缺点。不能和常人一样，调节自己的性格特征以适应环境的要求，明显是一个缺点。他们不能改变自己，无法降低自己的掌控需求而完成更多的工作，无法提高自己的敌对性并将之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从而确保自己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害。这些自我调整方面的困难，早晚会使人的压力水平明显升高，“易感性-应激模型”认为这反过来会促使出现焦虑症。

迄今为止，该领域的研究表明，神经性和责任性强且难以降低、外倾性弱，以及与这些维度相关的个人性格特征，可能会增加患焦虑症的风险。该研究结果与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广场恐惧症和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性格特点尤为相符。

本文选自《克服焦虑：人生松弛指南》，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德]安德里亚斯·史托乐 严斯·普拉格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