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离婚综艺”热播、明星离婚新闻频登热搜，近年来围绕亲密关系中消极选择的讨论持续上升。以自由和自我实现之名拒绝、回避或退出一段关系不再像从前那样无法言说，但人们对“爱”的渴求依然存在。这种落差常让身处其中的个体陷入某种行动困境——不想让自己显得太渴望拥有一段关系，但又确实渴望它；既希望建立深度的互信，但又恐惧自我的情感暴露。
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认为，未经审视的“自由”已经产生了代价。我们一直将分手视为晚期现代主体自由进出关系的特权，但一直都没有暂停想过，这种反复的分手和期望的落空会对自我的认知和长期关系的建立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爱”变得越来越困难？
近日，易洛思的新作《爱的终结》中文版出版。日前在成都，复旦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林曦、媒体人林子人与书评人暗蓝结合这本新书，谈论了当下社会中引发关注的情感话题。当消费逻辑与新自由主义话语渗透情感领域，“不爱”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吗？
《爱的终结》，[法]伊娃·易洛思 著，叶晗 译，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2023年10月。
消费逻辑下的“灵魂伴侣”幻觉
林子人：我在阅读《爱的终结》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这本书引进中文版恰逢其时。因为书中非常多的段落都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当下社会中一些热议的话题。比如书里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趣：易洛思认为，当今的亲密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消费的品位去创造和维系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消费主体，我们用消费定义自己，也定义他人。也就是说，如果双方如果没有相似的品位，其实很难组织起亲密关系和对彼此的欲望。
读到这里我立刻想到，这两年有一部引进国内的日本电影，叫《花束般的恋爱》。这部电影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就是当两个人的消费品位不一样了，他们就不得不分手。
电影《花束般的恋爱》（2021）剧照。
故事大概是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年轻男孩，他们都是文艺青年，所以成了恋人，然后同居。但是同居之后，这个男孩就成了一个“社畜”，每天工作都非常忙，经常加班，没有心思去搞这些文艺的东西了。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加完班只会回到出租屋里打游戏的人。这个女孩就对她的伴侣越来越不满意。到故事的结尾，他们就黯然分手了。
暗蓝：《花束般的恋爱》这部电影，我当时看完最大的感觉就是好累，这个片子讲的其实是一个上班杀死爱情的故事。它的核心实际上是韩炳哲讲的“功绩社会”，这种社会把人变成仓鼠，只有不断踩轮子才能留在原地。而实际上最开始让两人走到一起的品位，其实也变成了功绩的一部分。
比如影片里文艺青年的恋爱，需要不断消费文化产品，才能维持这种品位。两人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品位的同步性。如果最新出的剧你没看，或者最新出的游戏你没玩，两人就没得聊了，这些其实构成了两人最初的情感裂痕。这个裂痕随着生活本身，或者说功绩压力而不断扩大。而这个品位也是通过消费来完成的，这其实同样是易洛思的主题。
林曦：我觉得《花束般的恋爱》是一部挺小清新的电影……我对这部电影的感触倒是和暗蓝不一样，我会首先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亲密关系的互动脚本已经没有了。易洛思的这本书里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前现代亲密关系的缔结和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对于亲密关系的想象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和本体论的焦虑。
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前现代社会，比如18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技术没有这么发达，那时大家交往的过程里，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和规范性。比如你对一个女士，怎样表达殷勤，怎样向她求爱，最终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其实都有非常固定的程序、仪式和脚本在调节整个亲密关系的互动。你就像一艘船一样，其实有个指南针在指导你们前进，让你们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要怎么走。
但是现在，婚姻、性和亲密关系，这三者已经被解绑了。解绑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你现在不知道这种关系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易洛思在书里提到了很多例子，我建议大家读这本书先不要看那些理论的部分，太干涩了。可以先读故事，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很鲜活的。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暗蓝、林子人、林曦）
本体论上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有时候恰恰是因为在这三个领域，你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比如你在这段关系里要求的仅仅只是一夜情，但是可能对方会对你有更多的情感上的要求，这时候就会让你产生很多困惑。所以这也是易洛思在这本书里提到的，在脚本没有了之后，大家就没办法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来规范和指引彼此的互动，所以就会有相当大的空白地带。
讲到这样的空白地带，其实就回到整本书的主题，就是在现代性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很多时候是通过消极自由来体现的。积极自由是你可以去做一件事情，消极自由是说你不要来干涉我，我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现代性更多凸显的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带来的空白地带要靠什么填补？易洛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是靠消费文化填补这样的空白，靠市场、靠消费、靠你的品位填补。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现在情感的互动模式，还有亲密关系的建立或者消解的过程，越来越多地受经济逻辑统治。这点我觉得是易洛思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个重要洞见。
从“我们结婚吧”到“再见爱人”
林子人：刚才我们略微提到一点，前现代的人们对恋爱、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和观念，其实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大不同。易洛思在这本书里也分析了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爱情的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想请两位老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林曦：易洛思在这本书里提到安东尼·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变革》。这本书主要讲个人从社会以及地方社区“脱嵌”的过程。“脱嵌”这个过程就是你从原来的原生社区里出来，比如从一个小地方、小乡村出来。比如我是在福建的一个小县城长大的。
到外面去读书或者工作，这就是“脱嵌”的过程。把你从原生社区里面拔出来。这个拔出来的过程其实非常具有社会学意义，它不仅使你个人、你的肉身从那个地方脱离出去，最重要的是，它让你远离了这个地方的文化、传统还有习俗对你个人生命的控制。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陈永国 /汪民安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
这是吉登斯在这本书里提出的非常重要的观点。现代和前现代之间最大的区别，其实就在于个人掌握自己命运程度上的极大延伸和拓展。吉登斯认为这个过程，最极致的体验就是我们在亲密关系里，可以自由地去选择想和谁在一起，想和谁进行性行为，或者亲密关系的建构，或者甚至是缔结婚姻关系。所有这些自主性现在都已经落到你个人身上。这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因为经济学会讨论选择，你有不选择的权利。所以这就是前现代和现代之间非常大的区别。
其实后来吉登斯也被其他人批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整套事实逻辑背后，其实隐隐约约会有契约论的影子。就是我们是通过契约主义的视角来理解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吉登斯会说，你可以自由进入、退出一段关系，两个人缔结婚姻的时候，就像签契约一样，或者你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也像签订一份契约一样，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来定立这样的一个契约。
但是这种所谓主体的平等性，契约条款的互惠性，在很多女性主义作家看来，是一种虚幻和错觉。因为这屏蔽了女性在历史上所遭受的制度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不公。如果这样的不公、不平等没有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里面得到正确的审视，那何来契约关系的平等呢？
暗蓝：从前现代的追求确定性结构的求爱，到现在的自由恋爱，根本区别就是，原先是从确定性到确定性，现在是从不确定出发，到最后大家需要跟这种不确定去缠斗。这里就会有一个退出机制，就是易洛思在这本书里讲的“不爱”。
最近国内有一档综艺节目《再见爱人》，节目里安排了三对有问题的伴侣，有一个观察室，观察室里的嘉宾去看这三对伴侣在这个综艺里面的表现，然后评价他们的活动。
《再见爱人》第三季画面。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个人的关系里，其实矛盾很明显，每一对都有自己很明确的问题，但是观察室嘉宾的评价，有时候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成分，会很强调“爱”这个说法。
比如里面有一段，是一位丈夫送给妻子一个礼物，这个妻子并不喜欢。嘉宾就总结说虽然这个女方不喜欢，但这也说明这个男的是爱她的呀。所以这里面“爱”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爱”就是模糊问题的一个动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不爱就变得很顺理成章了。
林子人：暗蓝老师提到了《再见爱人》，我觉得应该是近几年国内讨论度最高的讲两性关系的综艺节目。我虽然没怎么看过，但我有一个感慨是，这真的是反映时代精神的一部综艺节目。
我记得大概十多年前，国内流行过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叫《我们结婚了》，请一些韩国的明星或是名人组成假想夫妻来模拟一对刚刚新婚的夫妻。当时很火，其实现在想想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组成假伴侣来想象婚姻到开始谈论一段关系的终结、爱的终结。我觉得这期间很明显出现了某种社会观念上的变化。
我记得易洛思在书里也提到，现在离婚这件事情越来越被认可或者说被去羞耻。可能我们的上一代人会觉得，离婚是一件有点羞耻的事情，结婚了无论怎样都要坚持，要一辈子待在一起。
但是现在在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离婚可能反而对自己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摆脱一段束缚住自己的关系，更好地往前走。这其实又回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企业家式的自我。对自我的构建来说，现在退出一段关系被认为是一件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现象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如何看待“恋爱脑”？
林子人：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在自由恋爱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当中，男性和女性的处境或者感受有什么不同？我觉得现在可能女性会比男性更警惕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恋爱脑”也是这两年出现的一个很热的词，我们会用“恋爱脑”去批评那些一头撞进爱情的、不顾一切的人。为什么我们现在对爱情有如此高的警惕之心？
暗蓝：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是男女在自由恋爱的处境中，本身就有不同的状态。易洛思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种趋势，一种新的恋爱的状态，就是不经心恋爱。对于男性和女生来讲，不经心恋爱带来的后果不一样，男性可以把自己丰富的恋爱经验作为一种资本去吹嘘，但女性可能就会遭遇一些类似荡妇羞辱的问题。
易洛思在书里也有一个很具象的指标，就是你的自我价值的增减。对于男性来讲，不经心恋爱的经历越丰富，他的自我价值是提升的，对于女性来讲则反倒是自我价值不断地遭到贬损，所以女性会更警惕。
《再见爱人》第三季画面。
林曦：我其实之前还真的去查了一下“恋爱脑”到底是什么？我以前也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为什么人在恋爱里会突然那么上头？会突然像磕了药一样，整个人处在一种没有办法进行理性决策的状态。
其实在恋爱里，大脑会分泌几种主要的化学物质，一种是多巴胺，一种是血清素，还有一种是催产素。它们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大脑里形成一个回路，然后抑制前额叶，抑制我们做理性决策的过程。为什么你看到喜欢的人，你就真的很上头，这绝对不是一个循环论证，而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真的就是没办法做出一个理性决策。
易洛思在这本书里对这个过程提供了一种解释。在性市场里，男性和女性所处的位置不平等。对于性资本的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导致了男女在性市场的地位或者价值上的差异和不平等。
去年易洛思出版了一本书叫《什么是性资本》，这本书里提出了对性资本的几种划分。性资本主要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在前现代，最大的性资本就是女性的贞洁，女性的贞洁直接决定了她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和地位；第二种性资本是通过身体去交换你想得到的社会名望、财富或是地位等；第三种性资本是在性场域里面的一种性资本，这种性资本指向了你如何去应用性场域里面的各种规则，来构建自己的性资本，比如说通过拍照或者图像处理技术增加你自己的性资本；最后一种性资本指的是你的可雇佣性，或者可雇佣程度。在这样一个零工经济时代，你如何通过性方面的表现来增加你在工作场所的魅力。
易洛思在这本书里有非常繁复的论证。我觉得这些跟刚谈到的，男性和女性在性市场里所占据的不同位置有很大关系。男性一直把自己交往过多少对象来直接和自己的价值进行正面相关的勾连，但是女性可能恰恰相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就是易洛思所揭示的在性市场上的不平等。
书里第六章提到了离婚，这一章里还提到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在东亚社会，对女性的价值的贬损是非常常见的，所以人们经常强调女性过了适婚年龄，她整个价值就会急剧地下降，这其实是非常不平等的。
林子人：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两性地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依然承担着绝大多数的照护责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眼里，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把照护或者社会再生产的这部分成本计算在经济价值内的，也就是说这部分得不到经济补偿。
这就意味着女性进入职场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她们会被雇主视为没办法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二等员工，所以她们无法得到像男性那么高的薪酬，以及和男性同样的职业晋升可能性。
所以现在很多女性会觉得，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特别是进入婚姻、家庭，对自己很不公平。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她就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职场当中的母职惩罚对于女性来说到底有多严重。
《事业还是家庭？》，[美]克劳迪娅·戈尔丁 著，颜进宇/颜超凡 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7月。
她发现刚结婚时，夫妻双方的社会地位或者薪酬水平可能差不多，但是随着女性生了第一个孩子，她和她丈夫的薪酬水平会相差越来越大。这一点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都有一个说法，叫作“母职惩罚”，就是当你成为母亲，就要牺牲掉一部分收入和职业晋升空间。对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也有职业雄心的女性来说，值不值得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和婚姻是需要思考的。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更警惕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核心原因。
林曦：对，戈尔丁在她的《事业还是家庭？》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女性和男性为什么同工不同酬？如果我们不用母职惩罚这样一个带有非常明显的道德判断术语，她把它称为“父母照料效应”（the parenthood effect），为人父和为人母，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讲是不一样的。男性成为家长之后，这种效应对男性薪酬的影响是比较低的，但是对于女性的影响很大。
因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里面的关怀、照料还有互惠的这些义务很多时候都是由女性来承担的，而且这部分并没有被计算在整个社会经济或者社会价值里。这就造成女性的价值长期以来处在被忽视、被贬损的地位。所以我觉得戈尔丁的工作大大地推动了我们对于女性劳动的想象，这种想象对亲密关系影响非常大。
韩国综艺《我们结婚了》第二季剧照。
尽管在北欧等地，会强制要求男性家长休产假，很多地方的法律要求夫妻一起休产假。但是一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调查发现，男性休产假还是非常少，一部分是因为文化污名，就是如果男性去报备说我要休产假，对他的男性气质有贬损。强制要求夫妻双方必须平等分配休产假的时间，就是把父亲带入到婴儿刚出生的那段时间里面的照料和看护中去。这从经济角度来讲，是缩小两性之间不平等的重要举措。
暗蓝：关于女性在家务当中价值贬损问题，我想补充的是，费代里奇在她那本《凯列班与女巫》里很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对于另一种性别的家务价值的剥削的基础上的。她在那本书里面谈到猎巫运动，很大程度跟圈地运动在一起。比如为了占有死了丈夫的女性的土地，就给她打上巫女的标签。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
到了现代，种种进步让家务变成一个可以外包出去的东西，人们认识到家务也有价值，这个过程是有利于性别平等的。但是在上野千鹤子的书里，包括傅高义的那本《日本新中产阶级》里，都提到了日本的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人会拒绝家务的外包，因为他会对家务的品质要求高，觉得这个事不该由外人来做，最后还是把这个东西放到女性身上，这是对性别平权发展的一种阻碍。这也跟之前谈到的个人企业家式的自我产生了矛盾。你不可能再献身于家庭了，你要对自我的价值负责，这就让“不爱”成为一个很正常的选择。
“不爱”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
林子人：我记得易洛思在书里的一句话，她说，资本主义非常非常强大，迄今为止已经征服了很多领域，唯一无法征服的可能就是社会再生产这个领域。刚才暗蓝老师提到，现在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一方面每个人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都想赚更多钱；另一方面就是家庭的责任、照护的责任，又确实压在很多人身上。不想承担这部分责任的人就选择不要进入亲密关系，不要进入家庭，不要生孩子。这造成宏观上的社会结果，就是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
易洛思认为，现在我们其实进入了一种照护危机。易洛思在书中援引艾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的观点指出，自由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心理社会影响，它会造成焦虑，导致一些人宁愿把自由拱手让给他人。在自由被视为现代社会基石的当下，其实也加剧了亲密关系的不稳定性。在两位老师看来，不爱的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吗？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是会见到婚姻制度消失？
林曦：我觉得婚姻消失应该不太可能。这背后其实不仅是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爱的能力的问题。易洛思的书里还提到了心理治疗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崛起。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心理治疗技术已经变成了现代人生活里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一点在国内还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未来的趋势是，心理咨询、治疗在日常生活里会越来越普及。
纪录片《伴侣治疗》第一季（Couples Therapy，2019)
无论你是处在一段关系中，还是已婚，很多时候都可能会去求助心理医师。在亲密关系里，这种心理治疗技术就像润滑剂似的存在，它要化解你在这段关系里体会到的痛苦，去确认和确证你的自我价值。
咨询师会告诉你，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不在你身上，问题在其他地方。这样一整套的心理治疗技术和话语体系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所有人变得越来越内视。它让你的目光往内走，而并不是往外走。所以很多时候，你首先关注的是你的自我，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亲密关系变得越来越难的一个原因。大家都更自我了，更加关心自己内心的感受，对他人的关注或者体察在下降，这个过程客观地造成了我们现在很难进入一段亲密关系。
涉及婚姻，我觉得不妨将其视为一个变革的过程、颠覆的过程，这其实是女性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的观点。她说最好的解放不是我们创造一套新的语法，而是要从已有的语法出发，去颠覆它，在其中赋予一些新的意义。我们通过创造新的意义让这套语法获得新生，或者是让已有的这套语法尽量发挥价值。
我觉得我们面临亲密关系这么多难题、危机，其实何尝不是潜藏的机遇？它让我们更关注如何构建更加平等、具有包容性的亲密关系或者婚姻制度。这样的婚姻制度对个人来讲具有更大的自我价值确证，又能够培育我们爱的能力。
整理/申璐
编辑/荷花
校对/卢茜
